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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雕玉人形

周代雕玉人形
    图二二上部玉人,洛阳东郊西周墓葬出土。下部玉人,原物藏天津博物馆,刊载于《文物》1959年第7期,题作战国时雕玉,时代可能较早,或在商周之际。因为商代重玉,史传提及伐纣成功后,周得商玉以亿万计,均分散于讨伐商纣有功的诸部族长。近年云南、湖南都发现大量商玉,广西及其他地方也发现零星商玉,都有可能是周初得来的。图中下部玉人,从衣饰处理方式看来,时代也应早些。
  
  两玉人头上装饰处理,和商代以来成年妇女笄的应用有关。笄是古代妇女发簪的一种。照礼制,女子成年才着笄。古称“及笄”,表示成年,可以结婚。商代或周初墓葬中,经常发现大量骨笄,制作较简的和骨椎差不多(见下图)。
 
本来是从便于实用的骨椎,发展为约发专用器物。男子单用,多横贯椎髻,或小冠子将发髻套住后,用骨笄穿过冠下孔中把它固定。妇女双用则斜斜竖插于头顶发际两旁,制作简单的只在一端刻上几道凸起的线箍,或便于系结颔下缨(纟委)。制作精美的多在一端刻个五六分大小上耸冠毛的水鸟,有的眼部还加嵌两粒小小的松绿石,形状近似鸳鸯、鸂(氵鶫)或戴胜。这种用双鸟作器物装饰,在青铜鼓上和车衡上都发现过。惟在骨、玉笄上应用,是否含有成双成对永不分离喻意,不得而知。也有用白玉刻成近似龙形的笄,使用者必是特种身份人物。《说文》则称:“笄端刻鸡形(似限于妇女),士以骨为之,大夫以象为之。”汉代人的解释,笄用不同材料分别等级,则指男人,从图像反映难于取证。这类应用约发工具,古代在妇女头上的位置,大体已经明白。从本图及插图二看来,可以进一步明确,凡属鸟状笄头,不是两鸟相对,就是并列向前。汉代的金雀钗,就从它发展而出,《女史箴图》所见还保存一点古意。
 
  此外,玉人衣着虽简繁不同,但衣袖大小分明,衣身已出现有比较宽博的式样。还有个相同点,即上衣的前面多作短领,用较宽带子束腰,腰下腹前各系有一片斧形的装饰品,和其他发现的几个商代人形大致相同(见图六、八)。使用皮革涂朱或彩绘的名叫“韋鞸”,用丝绸绘织秀花文的叫“黻”。金文铭刻及古教令中,常有大奴隶主赏赐功臣、亲信以彤弓、朱矢、鸞(luán ,见鸾)旗、琱戈、赤芾、朱黄的记载。‘赤芾’应即指衣袍前这片用皮或丝绸做成的红色或杂秀、象征特别身份的饰物而言后来叫“蔽膝”是通俗指它的位置和作用而言。事实上,就是加工不同的围裙,制作得特别精美,附以政治意义而已。古代王者必衣黼绣,《考工记》叙画绘,以为“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系泛指衣上纹饰绘绣加工而言,可能本来实指衣前这一部分。东汉郑玄解释形象为“围杀其下”,并无错误,应即状。但汉代图像已少见,汉以后人不得其解,才误作状。黻纹为“两弓相背”,作“”状,二千年来帝王衣着王衣上十二章绣纹,即占有一定位置,唐代列于大袖口上,宋、明列于袍服正中或龙旁、或领上,即始终作成式,实难得本来面目。如就金文比较,可知多为两龙、两兽纹样的对峙或相蟠,也即是一般蟠爬虯(qiú 同“虬”。)形象。铜器上有许多花纹都相近。漆、陶、金银器物上花纹,也都有相似而不尽同。古称“诸侯之棺必衣黻绣”,河南辉县发掘所得之殘漆棺肩部彩绘装饰,即是典型的黻纹。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大量大型砖瓦,也是黻纹(即黼纹)。不同处只是一用彩绘,一为浮雕(见插图七)。但从大量汉代石刻绘画分析,已少发现那个在衣前的斧状物,也少发现符合那类纹样的锦绣。可知汉初定服制礼仪的叔逊通,对此已缺少明确知识。因此相距三世纪后博学多通的郑玄,才会对于黻纹用“两弓相背”作注。隋、唐统一全国后,隋代的牛弘、虞世基和唐初的长孙无忌等,依据汉人的《礼》著说,因循两晋南北朝习惯,重新恢复了封建帝王冕服制度,遇国有大事时,必按照不同需要来穿用。如传世《列帝国》中帝王冕服形象,就是隋、唐诸大臣依据著说重新制定的。这些衣着,用汉代石刻绘画或较前统治者形象反映到铜、玉、漆、丝上衣着比证,实缺少共通处。但由唐定制以后,加上宋人绘制《三礼图》,却影响后来约一千年。冕服前面那片锦绣作龟背纹的,明显是由古代贝锦记载有意仿效而成。作回旋如意云纹的,又远和汉代或战国时金银错纹样相通,更近于有意仿效黼黻锦绣而作。惟在发展中和商、周原来形象相去日远,是意中事。

插图五·骨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插图(左图)五 骨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插图(右图)六·人形铜车辖(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出土)

彩绘漆棺花纹(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

彩绘漆棺花纹(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

黻纹瓦(河北易县出土)

黻纹瓦(河北易县出土)
 
  春秋、战国之际,正是西周农奴制逐渐解体,前期封建社会以宗周王权为主的延长及四王世纪的统一政权,由于王权日益衰弱,诸侯力政,大小兼并,相尚以力、相争以权,相誇(kuā,夸大。)以财富的时期,但出于技术集中,也正是社会生产显然提高时期。史部文献中曾留下大量丰富材料,或于诗歌中作种种形容。另一方面还从出土文物中让我们明白,反映贵族的坚甲利兵、车服器用艺术水平之高,均达到一个新水平。然而关于人的日常着衣的异同问题,我们其实多还近于无知状态。

插图八·西周人形种种
插图八·西周人形种种
1、2.玉人(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
3.青铜戟上人头饰(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
4.人头銎钺(采自《中国兵器史稿》)
5.  玉人
 
  因此由汉、唐直到18世纪的学者通人,凡涉及这个问题,总不易给人以比较满意正确说明,长远停顿到以书注书的方法上,得到的知识当然不够明确。特别是春秋、战国之际这一阶段的多样化,我们知识的贫乏十分明显。即对两汉,也还缺少应有理解。直到近半世纪,我们才有机会从大量出土文物反映种种,初步明白这方面的多样化和前后相继承的点滴情况。尽管前期材料还不够多,有的且制作简陋,无从以一概全,究竟掌握了大处,特别是从比较中,这些知识十分有用。

插图九·春秋战国之际人形雕像
插图九·春秋战国之际人形雕像
4、5.玉雕人形
2、3.玉人(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
1.白玉雕像(故宫博物院藏)

  譬如故宫所藏一件白玉人形雕像,高冠布置极明确,但和东汉梁冠毫无共同之处。襟旋绕而下,剪裁方法和近年湖北隋县曾侯乙墓几个承鐘武士却极相似。惟前垂系带结法不同,亦无带钩痕迹。又近年河北山古中山国墓中出土小玉人,其一头上角形冠子,衣小袖长袍,腰无带钩,下部作格子花纹。和另一件极小玉雕三人作百戏状重叠,出土情况虽然不明确,产生时代则必相近,衣着虽然小有异同,但分明为商、周以来的汉族曲裾襟式。类似的还有一件玉雕人形,格子衣空口处加云纹锦绣,衣仍作曲裾制,惟发卜垂已近汉初桶式(见插图九.5)古中山国属于北狄,角形冠子则在山西侯马冶铸遗址中已经出现过,战国薄刻铜器战士头上更常见。这些材料都可说在春秋、战国间带钩未普遍使用以前,是一般人的衣着款式,多样化是必然情形,但总不外曲裾制和交领制,还保留一点西周以来规格,又在衣着形象方面给我们一种新的印象。至于用这些少量材料去附会某种冠服衣式,即文献上的某种定型名称,似乎还早一点。
  

周代男女人形陶范

战国服饰
图二三 春秋·丝绦束腰、齐膝直裾短衣男子陶范(山西侯马牛村出土)
战国·丝绦束腰、绣纹短衣、佩短剑青铜武士(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山西侯马东周青铜冶铸场遗址出土。这些图像前后曾分别发表于《新中国的考古收藏》和《文物》中。
 
  原物是为铸造青铜器物座承用的,同时期或稍后铜器物都有发现。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青铜殘馀座承,作一佩剑穿云纹花衣武士。这些人形一般多作双手上举,如果有所承托(到汉代后,这类器物座承才一律改用三熊代替、铜尊、铜斛、玉奩(lián,见“奁”,中国古代女子存放梳妆用品的镜箱。)釉陶仓、石砚,无不可以发现)。
 
  图中男女都穿长只齐膝的上衣。时代相近出土物,还有传为洛阳金村韩墓发现的一个银人(旧称“银胡人”,见插图一0),和一个梳双短辫、衣下有襞折如短裙式青铜弄鹊女孩(见图二九.上),和相传同出金村韩墓几个头戴小冠子铅铜制作的燭奴(灯座),及近年新出土的战国时青铜燭奴,衣着均同样长齐膝部,绕襟到背后,衣带多明确用丝织物编成,作蝴蝶结式,不用带钩。可知这种服式是我国古代阶级形成初期,统治阶层人物尚未完全脱离劳动,为便于行动的衣式。由商到东周末春秋、战国,沿用已约一千年,社会中下阶层始终还穿用到。有关胡服,若仅指衣式而言,这种小短袖衣有可能原是古代中原所固有,影响及羌戎的。
 
  几个人形的产生时代,从大量陶范花纹联系判断,当比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骑射”时代早一些。和史传说的胡服相近,产生存在却较早。因为胡服虽无当时实物形象可证,较晚一点反映于汉代匈奴族青铜饰物上和汉石刻上形象尚比较完整,同样还是小袖而衣长齐膝。在我国西北部,这种衣服式样始终变化不大。直到唐代,突厥、回鹘族衣着与此还极其相近。有的衣襟也同样向右作矩形倾斜、不到腋即直下。有的又作对襟式或改作圆领翻领,一般且多右衽rèn(前襟左掩右)(即汉朝赠子侧奴君主之“锦绣衣”,南朝以来即成定制,特织的“蕃客锦袍”。唐代西蜀、广陵每年均特别织造的蕃客锦袍,就出士实物看来,式样就始终相差不多)。
 
  图中诸人形衣式,可能是夏、商以来固有式样,并非来自西北游牧部族。因为武梁石刻作夏禹、颛zhuān顼xū等古人图像,就和本图人形衣制大同而小异。这些石刻衣着必有所本,绝非完全出于汉人臆造。
 
  近年安阳妇好墓新出几个商代玉石人形,小袖而衣长齐膝,都反映得相当真实具体。本图人形身上穿的那种连续矩纹的纺织物花纹,和商代青铜及白陶花纹均相同,近似当时两色或彩织花纹。另外一种有间隔条子式方折回旋云纹,商代方铜鼎和白陶壶上也均有同式花纹发现。这种相似,决不会是偶然的图中诸人形腰间系的组带是丝绦打蝴蝶结,而未使用革制皮革加钩,也值得我们注意。这种结带方式,可由《诗经》中“执辔pèi(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如组(织带平行排列的经线)”一语得到一点启发,明白当时御车手握缰辔部分,形象必与本图中组带处理相近。

插图一○·传洛阳金村韩墓出土银人
插图一 传洛阳金村韩墓出土银人
 
  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提倡宣传的古礼制抬头,宽衣博带成为统治阶级不劳而获过寄食生活的男女尊贵象征。上层社会就和小袖短衣逐渐隔离疏远,加上短靴和带钩,一并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事实上所谓”胡服”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士一般衣着。由于出土材料日益增多,“胡服骑射”一语,或许重点应在比较大规模的骑兵应用,影响大而具体。
 
  河南信阳二号楚墓出土彩绘青年妇女木俑(见插图一一,正、反,侧面不同形象),刻削技术虽比较简质,衣着加工精细处却为我们提供出许多新问题。如领袖间,显明是用不同材料配合并用不同剪裁方法加以处理,形成完美艺术效果的。紧腰大带及绕襟而下的缘边丝织物材料,花纹也各不相同,图案精美谨严规整而多样化。由此可知,当时实物配色调和华美,也必然和图案组织完全相称。更重要的是,木俑胸前杂玉佩的几种组合方法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因此明白,春秋、战国之际,这一历史阶段新出的彩琉璃和玉质明莹雕琢精美麻花纹式蚩尤环及大型玉璜的出现,组列成杂佩饰,应用设计实多式多样,不拘一格。正如稍后一时人形容带钩应用“宾客满堂,视钩各异”情形相同。

插图一一·楚墓彩绘木俑(信阳,江陵出土)

·楚墓彩绘木俑(信阳,江陵出土)
插图一一·楚墓彩绘木俑(信阳,江陵出土)

楚墓彩绘木俑

楚墓彩绘木俑 信阳出土

楚墓彩绘木俑 江陵出土

楚墓彩绘木俑 江陵出土
 
  三《礼》著说,对于古代玉佩制度的标准规格化,可能只限于礼制上应用,至于到了春秋、战国,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一面成为人格象征、一面成为玩赏事物时,不仅洛阳金村韩墓那一组佩玉,即三门峡号墓出土那一组佩玉,都不合制度。因为前者过于简单而后者又过于复杂。”特别是河南辉县出土那一份玉物中琢工异常精美、两端兽头可以活动的大型白玉龙璜,和光彩夺目的彩琉及白玉蚩尤环如何组合成套,当时如何应用于人的身上,就难于设想。若就本图作例,会觉得这份珍贵装饰品的艺术效果,是完美无缺的、达到理想的。
 
  其中一大袖妇女衣上的殘馀花纹应是丝织物中的“绮纹”,在楚墓出土殘馀实物中即有发现。在战国楚式青铜镜纹中,和马王堆汉墓出土彩绣衣料花纹中,同样间杂于云气纹中出现。据朱德熙先生意见,“绮”或“”字,惟楚竹简出现过,这种大量反映于楚文物铜、漆及织绣特殊图案,可能实较早同出于楚国工人手中。  
  
  另一木俑,为近年湖北陵楚墓中所出。体态修长而衣式奇特,胸前两组佩饰并列而下,,编缀制度极具体,和《楚辞》中所描写“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的情形 正相符合。衣作交领小袖式并分块拼合如水田衣,左右对称但设色相反,与出土中山国玉雕人物其格纹衣着貌似而实不同(见插图九.2)。其形制或有所本,或近于春秋战国时的“偏衣”。《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帅师伐东山皋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注家云:“偏衣,《晋语》亦作‘偏裻之衣’,裻,北缝也。......自此中分,左右异色,故云‘偏裻之衣’,省云‘偏衣’。”这种服装,当时在中原地区不合传统法度,被视为“龙奇无常”招致不祥的奇装异服。故《周礼》阍人职守之一是“奇服怪民不入宫”。但到战国时期,尤其在南方楚地则情形有所不同,文化上水平较高,礼制方面少禁忌,如三闾大夫屈原喜欢高冠奇服,年既老而衰,楚文王好獬冠,便举国风行,因此服饰方面种种新的尝试就易于产生,也易于发展和流行。以此俑为例,衣着色彩的对比强烈,在各个方向上都富有远距离表达效果,很像今天登山、滑雪运动中的一类标志服装,应用上似用专门性质,当时社会服饰的多样化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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