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外国民族服饰 > 欧洲 > 《威尼斯商人》中的服饰与消费话语——从福根勃立琪的古怪装束谈起
    福根勃立琪男爵是莎剧《威尼斯商人》中唯一的英国人。虽然他只是鲍西娅众多求婚失败者之一,只出现在鲍西娅与侍女尼莉莎的调侃之中,并未登台,却折射出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对服饰相关话题的激烈讨论。鲍西娅跟尼莉莎抱怨起英国男爵:他不会说拉丁话、法国话、意大利话……他的装束多么古怪!我想他的紧身衣是在意大利买的,他的长统袜是在法国买的,他的软帽是在德国买的,至于他的行为举止,那是他从四方八处学得来的(1.2.68-69,71-75)。(1)[1]从创造戏剧效果来说,鲍西娅的话只是为了逗观众一乐,但是,对于现代早期的英国观众来说,看到剧中唯一的同胞被鲍西娅嘲笑为不懂外语,只会购买外来品,没有品位,恐怕难以一笑了之。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商品走进了英国上层社会家庭,其中与服装相关的商品占了相当大部分,这些人想通过对进口服饰的拥有来展现自己优越的审美品位,但结果未必如其所愿,如同福根勃立琪男爵一般。同时,由于社会阶层流动在加速,为了保持原来的社会等级结构,官方通过实施一系列抑奢法令来控制人们的服饰类型,以使不同阶层的人合法地穿着。[2]20但是,事与愿违,服装“明尊卑、别贵贱”的功能正在逐渐弱化,反而使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上层社会着装奢华的现象纷纷被其他阶层效尤,引发了道学家对服饰奢侈之风的猛烈抨击,对奢华服饰的追求在道学家看来就是个体道德堕落的体现。而这些奢华服饰大多有赖于进口,因此,对个体道德堕落的谴责进而转化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担忧。从这些与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服饰与消费相关话语出发,鲍西娅对英国男爵的着装调侃就不只是简单的戏剧效果,而是莎士比亚对相关服饰和消费话语讨论的参与。
 
    一
 
    在现代早期英国,随着新乡绅阶层的崛起,中世纪私地和修道院的解体,圈地运动和乡村工业的持续增长,还有城市商人阶层财富的增加,新的精英阶层正威胁着旧贵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3]17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威胁来自于服饰。正如苏珊·索尔兹所说,“一位绅士的着装不是偶然的;通过参与服装这一社会等级符号系统,他获得了在社会中相应的地位”,[4]18为了获得与自身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地位,新的精英阶层在服装上向旧贵族看齐。同样,为了避免自己的社会地位被新崛起势力赶超,旧贵族的服饰越发奢华与新奇,引领不断变化的服装时尚。劳伦斯·斯通对这种服装时尚追求现象作了有趣的描述:心急如焚的裁缝们蹲伏在圣保罗教堂的立柱后面,观看在走廊上隆盛展开的一款新式男子紧身上衣或者一双新式连裤袜。君主自己也想要领导时尚新潮,伊丽莎白一世花巨资购买服装,想通过光彩夺目的衣服来树立自己在时尚以及社会地位上的至尊形象。[2]255伊丽莎白通过她的衣柜,向她的臣民展示她的财富和权力,目的在于“提醒他们在权力和着装上都受其控制”。[5]12
 
    更能体现君主与贵族想通过着装来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是抑奢法的实施。通过抑奢法的颁布和实施,统治者对个人及家庭消费行为进行了干预。[6]5根据艾伦·亨特的研究,英国“抑奢法”最显著的形式就是建构了一套按等级着装的规范,它开始于1363年的《饮食和服装法令》,在其后的200年间,陆续有7部着装规范颁布。[7]303当然,抑奢法的颁布目的不在于堵死新贵们的上升通道,而是要终止非法的社会效仿,要确保“社会文化的变化尽在统治者的掌控之中”[3]304,即新贵势力带来的社会等级结构变化必须由统治者来监控和确认。于是,对于那些“越界”或“超速”的着装行为,统治者通过法令加以禁止并且从多个方面陈列其危害以警示民众。1574年的一份王室敕令在列出法令细则之前这样写到:过去几年,穿着外来的不必要物件的情况越来越多,并且越发过分,这种穿着过分的极端现象已经造成国家经济衰退(每年从外国进口的丝绸,镶金带银的布料太多了,造成大量的钱财流失),特别是大量年轻绅士,以及那些想通过服装来提升身份成为绅士者,都被这些衣服所展示的虚荣所诱惑……因为他们付不起这些衣服的费用而负债累累,甚至尝试通过违法行为来获得购买衣服的钱财,本是有用之才的年轻绅士,就这样变成社会的无用之人。[8]这段警示性修辞话语强调了“越界”或“超速”着装对个体道德和国家公共福利的危害。“过分”“极端”的“不必要”服装消费影响进出口平衡,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服装所展示的“虚荣”导致个体道德堕落,引发国家危机。个体对服装时尚的追求,使有用之才堕落为无用之人,因此无法履行原本其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等于破坏国家公共福利建设。其实,任何物品的过分消费都可能威胁到个体及其所在集体的健康发展,但是,在早期现代英国,衣服是最能引起道德关注的消费品,成为各种道德论述的主角。
 
    与官方抑奢话语步调一致的是道学家的道德说辞与教会的警世布道。1583年菲利普·斯塔布斯在《英国流弊之剖析》中,将人的自大归纳为思想、言语和着装三类,并且指出着装上的自大最“冒犯上帝”,而思想上以及言语上的自大,因其不为眼睛所见而不会引诱他人走向虚荣和罪恶。[9]64-5在斯塔布斯看来,服装的可视性和表演性蛊惑人心,煽动人的罪恶之心。他对一度风行的高环领进行了强烈的道德抨击,认为“硕大丑陋的高环领”一旦“被骤起的风神之疾风或海神之暴风所击中,将犹如遍体鳞伤的树皮在风中旋转,像室外乱飞的破布,像荡妇的抹布,最终掉落到着装者的肩上”。[9]64-5伊丽莎白时期的“反对过度服饰长篇布道”把穿着过分与叛乱、卖淫、通奸和辱骂等行为一并当作教堂日常布道反对的对象。教民可能在教堂会听到如下哀叹:不幸的是,我们正目睹不知多少人沉浸于纵容自己的肉体之中,他们只顾装饰自己,把情感投向世俗华丽之物,他们在滥用上帝的善意,把上帝大量的善意用于满足自己低俗的欲望,完全不顾上帝是如何要求他们正确处置这些欲望的。[10]上面两段具有明显基督新教色彩的道德训斥,强调了“内在精神得体与外在表现适当”的关联性。[6]8过分的服饰意味着关注的是肉体而非灵魂,有悖于新教对精神圆满的追求理念。从新教的理念来看,服饰的出现与人类的堕落是共生的———亚当和夏娃在偷吃了禁果之后有了对自己裸体的羞愧之心,开始用树叶掩盖身体。在1611年的国王钦定英译本《圣经》中,可以看到以下句子:Andtheeyesofthembothwereopened,andtheyknewthattheywerenaked;andtheysewedfigleavestogether,andmadethemselvesaprons(Genesis3:7)。[11]在1560年的日内瓦英译本《圣经》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Thentheeyesofthembothwereopened,andtheyknewthattheywerenaked,andtheysewedfigtreeleavestogether,andmadethemselvesbreeches(Genesis3:7)。[12]我们可以看到译者把“无花果树叶”(“figleaves”)转化为“围裙”(“aprons”)和“马裤”(“breeches”)这些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服饰部件。在驱逐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时,上帝“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Genesis3:21)。[11]作为离别时的赠礼,衣服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的愤怒与关爱,提示着人类对原罪的忏悔以及对上帝的敬畏和感恩。因此,着装是为了铭记上帝的旨意而非追求衣服本身的华丽。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却难以抵抗华丽衣裳的诱惑,也就有了斯塔布斯等宗教道德学家对过分着装的强烈谴责。斯塔布斯还把对华丽衣裳的追求与魔鬼联系起来,认为当下很多英国人年收入只有40先令不到,却拥有两到三双价格昂贵的丝织长袜,这是鲁莽和无耻之举,是“撒旦,这位黑暗王子与傲慢之父被释放”的体现。[9]99因此,对华丽服饰的抑制也就等同于对魔鬼的驱逐。同时期的另一名道学家威廉·兰金斯把新贵阶层追求服装时尚的做法痛斥为是“虚荣心劫持了灵魂的自由”。[13]8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能拥有华丽衣裳,重点在于追求的欲望是否过分,是否符合追求者的身份。然而,由于现代早期的英国社会结构处于变化之中,而且这种变化已经足够“挑战任何贵族对丝绸、天鹅绒、绸缎等”华丽服饰的垄断。[3]17服装的时尚之风冲击着原本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模糊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以至于“几乎无法辨别哪一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女人,哪一位是令人尊敬的贵族女子”。[9]120
 
    二
 
    面对着来自新贵势力的挑战和冲击,传统贵族试图通过华丽多变的服饰等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位于英国传统贵族体系(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中最低的一级,《威尼斯商人》中的福根勃立琪男爵,试图通过穿着各种外来的新奇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品味,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期在贵族体系中保有一席之地。然而,福根勃立琪的着装在鲍西娅眼里,却只是古怪的装束,有失贵族的身份。像福根勃立琪这样的男爵,为了避免被平民贵族、乡绅、甚至商人所超越,为了不被更高级别的贵族甩开,不得不在服饰上花费巨资,可是最终却落得不伦不类的下场。这体现了在现代早期英国,社会等级结构松动,乡绅和工商阶层力量不断壮大,冲击了传统贵族阶层。贵族阶层为了维护传统社会结构,坚持以中世纪贵族传统所倡导的慷慨大方为生活理念,坚持炫耀性消费,高级别的贵族在服装等消费上必须比低级别贵族显得更加奢侈,而低级别的贵族更不愿意被商人等其他新崛起力量所超越。在这一场扭曲的炫耀性竞争中,很多家族最终入不敷出,引发了严重的贵族危机。
 
    经济上的危机并没有使贵族停止炫耀性消费,反而使其更加急切地想要通过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弥补在经济上的心理落差,因此,他们便开始借钱消费,钱的借处除了贵族阶层,新兴的商人也成为贵族们的债主。此外,贵族也开始参与投资伦敦商人的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从中获得钱财。[2]174-8巴萨尼奥向商人好友安东尼奥借钱时,阐明了自己的经济窘况:我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排场,入不敷出地花销,都快倾家荡产了。我现在倒不是在哀叹家道中落;我最大的烦恼是怎样才可以清我过去由于铺张浪费而积欠下的重重债务(1.1.130-137)。巴萨尼奥口中描述的其实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贵族的生活情况。他们继续奉行中世纪慷慨体面的贵族生活,即使因此负债累累,也必须继续维持这实际是外强中干的虚荣。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这位没落贵族朋友的奢侈生活也表示认同,并且愿意竭尽所有供巴萨尼奥挥霍。为了解除自己的经济危机,巴萨尼奥把目标瞄准了贝尔蒙特的富家嗣女鲍西娅。
 
    作品中的贝尔蒙特是一个以传统封建土地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在这里,女主人鲍西娅奉行的是传统封建贵族慷慨大方甚至奢侈的生活理念。为了进入这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巴萨尼奥必须表现出封建传统贵族所拥有的慷慨和奢华。当然,身处商业气息浓厚的威尼斯,巴萨尼奥也一样奢侈挥霍。为了博取鲍西娅芳心,巴萨尼奥必须将自己的求婚队伍进行装扮。在见到朗斯洛特之前,他已经命令仆人“叫裁缝把制服做起来”,以显示自己的权力与财富。虽然这只是一种假象,但是这种创造虚假繁荣的做法使他拥有向鲍西娅求婚的资本,因为鲍西娅看重的是他是否与自己拥有一样的生活理念而非他是否真正拥有钱财。在第三幕第二场开场,巴萨尼奥到达鲍西娅家,舞台指示说明“巴萨尼奥、鲍西娅、葛莱西安诺、尼莉莎及他们的侍从等上”。“侍从等”创造出繁华富足的印象,并且使巴萨尼奥与鲍西娅融为一体。为了进入鲍西娅的世界,巴萨尼奥必须带够穿戴格外鲜艳的侍从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经济拮据、负债累累的贵族,巴萨尼奥的生活依旧奢华。他想通过与鲍西娅结婚获得偿还债务的金钱。为了获得鲍西娅的青睐,他必须表现出与鲍西娅具有一样的贵族生活理念,维持慷慨大方、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他只有大宴宾客、雇佣众多仆人并且让他们穿着整齐得体,才能表明自己还是一个贵族。只有贵族的身份才能使他获得与鲍西娅结婚的基本资格。巴萨尼奥幸运猜中了鲍西娅父亲设计的匣子之谜,没有挑选金银匣子,而是选择了存有鲍西娅画像的铅匣子。他之所以能够选中匣子,正是因为他懂得作为贵族,应该表现出对自己的富足信心十足,让自己显得慷慨大方,对金钱毫不在意。虽然巴萨尼奥最需要的就是金钱,但是他深谙鲍西娅父亲这样的传统贵族所秉持的生活之道,于是,他弃金银匣子而选铅匣子。可以说,当巴萨尼奥选中铅匣子时,他与鲍西娅父女的生活理念得到了统一。
 
    巴萨尼奥最终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债务得以偿还,作为没落贵族的他,经济危机得以圆满解除。然而,这只能发生在贝尔蒙特,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鲍西娅拥有的财富似乎用之不尽,从她父亲那所继承的土地似乎足以给剧中所有人带来富裕的生活。这或许只是莎士比亚对早期现代英国社会贵族怀旧情绪的呈现,现实中的英国更大程度上犹如剧中的威尼斯,或者说正朝着威尼斯商业社会的方向发展。在威尼斯,巴萨尼奥的慷慨大方并不能够为他带来金钱。在巴萨尼奥向安东尼奥以及夏洛克借钱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商业气息浓厚的威尼斯,巴萨尼奥自己无法从夏洛克那里贷款,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信用。慷慨大方的生活方式在鲍西娅那里是贵族身份的体现,使巴萨尼奥拥有信用值,获得鲍西娅的钱财,但是,在威尼斯商业社会中,慷慨大方却失去作用。夏洛克知道巴萨尼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也就是没有信用值,因此要求安东尼奥作保。在三方立定合约时,夏洛克认为“安东尼奥是个好人”意思是说安东尼奥“是个有资格的人”(1.3.13,16),是一个有偿还能力的人。如果没有安东尼奥作保,巴萨尼奥在威尼斯无法获得贷款。相反,他的慷慨甚至奢侈的炫耀性消费只会加剧自己的经济危机。在现代早期英国,贵族为了维持身份,必须保持炫耀性消费,大部分贵族不像巴萨尼奥那样幸运,他们的经济状况越发窘迫,陷入恶性循环。
 
    三
 
    传统贵族为了体现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服饰等消费上大肆挥霍,新兴乡绅和商人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亦不惜在各种消费上赶超贵族阶层。这样的炫耀性消费不但加剧了贵族经济危机,还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危机,因为炫耀性消费品往往是进口的新奇物品。如果这些新奇物品在本国没有可替代品,那么对其进行消费往往既能体现消费者的地位亦不会受到诟病。反之,如果本国拥有同类产品,那对进口物品的消费有可能造成本国产品的滞销,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被谴责为不爱国的表现。
 
    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来说,从16世纪初开始,本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羊毛布业发展相当成熟,不仅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服饰消费需求,同时还大量出口欧陆国家,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但是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晚期,欧陆各地的纺织产品超越了英国的羊毛布衫,成为炫耀性消费的对象。各竞争国出口至英国的服装成为人们追逐购买的对象。为了保护本国布业经济,女王于1596年下令禁止汉莎联盟商人进入伦敦羊毛布料交易中心及商人冒险家总部的布莱克威尔大厅(BlackwellHall)进行交易,1597年驱逐汉莎商人离开英格兰并且在1598年关闭了汉莎商人在英格兰开展进出口贸易基地伦敦“钢院”(Steelyard)。与这些经济措施相呼应的是服装美学上的倡导,让英国民众重新认识本土羊毛布衣朴实得体之美,呼吁民众不要受外来奇装异服之一时潮流所蒙蔽。这样一来,购买和穿着英国本土服装,既能保持自身对美的追求也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爱国的表现。服装审美情趣因着装者的消费行为与爱国精神产生了紧密联系。
 
    《威尼斯商人》中福根勃立琪男爵身上的服装有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等竞争对手,却唯独没有英国本土的羊毛衣衫,其购买行为明显与当时的爱国话语相违背,也因此必然产生不了良好的美学效果,注定“装束古怪”。与外来服装一起成为嘲笑对象的还有男爵从“四方八处学得来的”“行为举止”。向不同文化学习本是好事,但是在这里因为与男爵不合时宜的着装连在一起,产生了负面效果,使英国男爵丢失了英国人的身份特征。在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买来的外国服装还是学来的外国行为举止,都无法让男爵博得鲍西娅的芳心,也就无法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相反,各种舶来品,包括物质和行为,使其丢失了英国人的身份特征。英国人这一身份是从亨利八世脱离欧洲天主教大一统世界以来,英国逐渐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身份。这一身份到了16世纪后期17世纪早期还是不够稳固,特别是当伦敦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随着英国经济发展,到了伊丽莎白统治后期,伦敦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他们中除了从法国等地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的新教教徒,还有很多是外来的商人。这些移民一方面给英国生产和贸易带来新技术和增长,另一方面也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产生一定的危害:“他们聚集一起形成自己的贸易市场,赚到的钱没有重新在英国投资而是把钱投回自己的母国,同时他们的宗教活动受极端分子影响而且正在诱惑英国国教的好教民”。[14]1在世纪之交,有关英国布业生产的抱怨之声日渐响亮:国内外对欧洲其他国家纺织品消费大幅提升,造成英国主要出口和就业行业的羊毛纺织业危机重重。[15]186虽然王室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试图规定人们的穿着,但是,民众自主选择自己的服装的欲望空前强大,官方根本控制不住,最终民众购买和穿着外国服装与保护国内纺织业之间产生了矛盾。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对英国纺织业的担忧以及其引发的各种矛盾的表现。[16]49-62
 
    斯塔布斯认为身穿外国服饰是愚蠢之举: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因为除了自己国家的服装无衣可穿,因此他们身穿这些服装情有可原,而我们英国人现在却把自己国家的衣服当成干草,以身着这些欧洲国家的舶来品为傲,耗尽我们的钱财去购买他们那些琐碎无用的商品,让他们耻笑我们对琐碎无用之物的喜爱。[9]C1罗伯特·格林在1592年《一位新贵朝臣妙语或天鹅绒马裤与羊毛马裤之辩》中同样嘲讽了这种媚外的着装行为。在此作品中,天鹅绒马裤与羊毛马裤为了谁能体现英国的价值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其中,天鹅绒马裤代表着进口的纺织品以及伦敦穿着进口服装者的道德堕落,而羊毛马裤则展现了英国工业的美德并且歌颂了那些拒绝外来诱惑者的高尚品德,最终争辩以羊毛马裤的胜利而告终。[17]作品体现了格林对伦敦充斥着外国服装的担忧以及对回归国货的呼吁。与格林一样想通过作品来重振国货的还有托马斯·迪罗尼。在1597年创作的作品《纽伯利的杰克,伦敦著名和杰出的布商》中,迪罗尼一开篇就强调了杰克作为布商的美德,“慈善大方”“持续为五百名穷人提供工作,为国家创造财富”。[18]2杰克手下的织布工拥有“国家最需要的织布技艺”创造出“如此优良的商品,赢得很多明白人的厚礼,滋养着数千名穷人”。[19]3杰克还表达了他对王室的忠诚:我不是绅士,也不是绅士之子,只是一名可怜的织布商,织布机就是我的土地,我只有从羊背上获得一点收入,我也只认得木梭子,但是,我尊贵的王后,我的生命、所有的商品及仆人,随时等候你的号召,随时做好准备为了保护我们的国王而流血牺牲。[18]33-4虽然《纽伯利的杰克》讲的是亨利八世时候的故事,但是从作品中所传达出来的对英国羊毛布业的歌颂以及布商的爱国情怀来看,作品只是采用了借古喻今的手法,想要对伊丽莎白一世后期英国羊毛纺织业注入一剂强心针,同时呼吁国人成为“明白人”购买国货成为爱国者。进入17世纪后,穿着外来服饰的现象越发普遍,特别是1604年抑奢法撤销之后,英国羊毛纺织业面临欧洲丝绸业的空前竞争与挑战,这时候服饰与国族的关联性在作品中体现得更为直接。托马斯·德克尔《伦敦七宗罪》(1606)中,把英国人身上的着装比喻为“叛国贼的身体”:这些叛国贼的身体被悬挂、被拉扯、被拆分,然后被安装在不同的地方,裆部在丹麦,颈部和腹部在法国,手臂在意大利,这一堆废品悬挂在乌得勒支笨拙的荷兰工人的货摊之上,他宽松的外套讲西班牙语,波兰人给了他圣经。[19]59-60英国人的身体因为穿上来自不同国家的衣服被结构了,而且英国作为一个国家也被解体了。英国服装的混杂性通过叛国贼的身体这一提喻性代替品的展示被置换成民族国家的他者与外敌。[20]125
 
    从以上作家的作品和言论中可以看到,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穿戴和消费外来服饰,有可能被谴责为不爱国,甚至是叛国。服饰消费成为爱国话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这些作家相比,莎士比亚对福根勃立琪男爵着装的调侃显得温和许多,莎士比亚的爱国之心也显得不够强烈。但是,外来服饰消费之所以成为其他作家讨伐的对象,主要还是出于对英国羊毛布业发展的担忧,在这点上,莎士比亚与他们是一致的。他在《威尼斯商人》中对羊毛布业危机做出了回应。作品中虽然没有直接讲述羊毛布业,却使用了大量与羊毛相关的词汇和典故,比如“金羊毛”“公羊”“母羊”“病羊”“雅格放羊”等。
 
    正如约翰·阿斯丁顿所说,虽然金羊毛出自古希腊神话,雅格为拉班放羊则引自《圣经》,但是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布商和织布工人来说,这些典故都具有现实意义。[21]金羊毛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意义,对于英国羊毛布业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来源。英国的支柱产业就是建立在羊毛之上。而夏洛克在引用圣经中雅格为拉班放羊的典故时,对于当时的英国观众来说,同样能够产生现实关联。只有像雅格一样小心看管羊群,让羊群生产更多的小羊,英国的羊毛纺织业才能蓬勃发展。阿斯丁顿指出,现代早期英国众多文学作品和伦敦庆典活动,都与牧羊人以及羊毛纺织业息息相关。在伦敦市长就职庆典以及埃德蒙德·斯宾塞、乔治·皮尔、安东尼·曼戴伊等作品中都把统治者和市民分别比喻为牧羊人和羊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要成为合格善良的牧羊人,看管好他的子民(羊群),创造社会财富。
 
    与这些形成反讽的是,剧中夏洛克引用雅格放羊的典故来为自己放贷正名。他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像雅格一样善于管理羊群的牧羊人,但是剧情的发展却完全颠覆了夏洛克的意图。在法庭上,夏洛克坚持违约的巴萨尼奥必须以安东尼奥的一磅肉作为罚金。面对咄咄逼人的夏洛克,公爵等人无计可施,安东尼奥表示众人向夏洛克求情犹如“责问财狼为什么害母羊为了失去它的羔羊而哀啼”(4.1.74-75),只能认命自己“是羊群里一头不中用的病羊,死是我的应分”(4.1.116-117)。对着安东尼奥这头不中用的病羊,夏洛克磨刀霍霍,而葛莱西安诺大骂夏洛克“是一头财狼”“像财狼一样残暴贪婪”(4.1.136,140)。夏洛克的牧羊人比喻在此被完全解构,他成为要对安东尼奥这头“不中用的病羊”下狠手的“财狼”。如果说安东尼奥是“羊群里一头不中用的病羊”,那么威尼斯公爵就像是失职的牧羊人。面对夏洛克这头恶狼,牧羊人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可怜的病羊安东尼奥任其宰割。如果病羊不幸被豺狼吃掉,即安东尼奥真的被夏洛克割肉流血而死,那么受谴责的不仅是牧羊人公爵,还有威尼斯的法律体系,因为公爵和法律都无法保障子民的人身安全。在千钧一发之际,鲍西娅利用巧智伎俩,把安东尼奥这头“病羊”从夏洛克的“狼爪”中救出。剧终之时,安东尼奥的商船也得以平安归来,这似乎说明,只有“羊”安然无恙,英国的海外贸易才能得以顺利开展。
 
    综上所述,把安东尼奥的“病羊”形象与福根勃立琪男爵的“古怪装束”联系一起放到现代早期英国羊毛纺织业发展背景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威尼斯商人》传达了莎士比亚对英国经济的担忧,或者说这是莎士比亚委婉的爱国话语。道德家对穿着外来服饰进行强烈抨击,甚至冠以“叛国”之名,然而这样上纲上线的谴责却有违人们对服饰消费的自由选择以及国际贸易的大势所趋。作为羊毛手套商之子以及务实成功的剧团经营者,莎士比亚只是取笑福根勃立琪男爵“装束”“古怪”,对于他来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安东尼奥这头“羊”的安全问题,因为这才是英国羊毛纺织业健康发展的根基所在。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M].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M].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 KUCHTA,DAVID. The three-piece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England,1550-1850[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4] SCHOLZ,SUSANNE. Body narratives:writing the nation and fashioning the subje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

[5] MCCRACKEN,GRANT. Culture and consumption: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M]. 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6] RICHARDSON,CATHERINE. Shakespeare&material cultur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7] HUNT,ALAN. Governance of the consuming passion: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M].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6.

[8] Elizabeth I[DB/OL].[2018-10-1] Elizabethan sumptuary statues. http://elizabethan. org/sumptuary/who-wears-what. html.

[9] STUBBES,PHILLIP. The anatomie of abuses[M].M J Kidnie,ed. Arizona:Arizona Centre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in Conjunction with Renaissance English Text Society,2002.

[10] Certain homilies 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 in the time of Queen Elizabeth of famous memory[M].London:S P C K,1851.

[11] Book of Genesis[DB/OL].[2018-10-1]. https://www. biblestudytools. com/kjv/genesis/3. html.

[12] Book of Genesis[DB/OL].(2018-10-1). https://www. biblestudytools. com/passage/? search=Genesis+3&version=GNV.

[13] RANKINS,WILLIAM. The English ape,the Italian imitation,the footestepes of France[M]. London:Robert Robinson,1588.

[14] KERMODE,LLOYD. Aliens and Englishness in Elizabethan drama[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5] BOWDEN,PETER.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M]. London:Macmillan,1962.

[16] HENTSCHELL,ROZE. A question of nation:foreign clothes on the English subject[M]//CATHERINE RICHARDSON. Clothing culture 1350-1650.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2004.

[17] GREEN,ROBERT. A quip for an upstart courtier[M]. Charleston:Nabu Press,2013.

[18] DELONEY,THOMAS. The works of Thomas Deloney[M]. F O Mann,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12.

[19] DEKKER,THOMAS. 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M]. Charleston:Nabu Press,2013.

[20] NEWMAN,KAREN. Fashioning femininity and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21] ASTINGTON, JOHN H. Pastoral imagery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J]. Word&Image,2015,31(1):43-53.

注释

1引自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收入《莎士比亚全集》第1卷,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除特别说明外,本文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均出自该译本,后文引文只随文标出幕次、场次、行次,标注以福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版本(The Merchant of Venice. Washington D. C.: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为准,不再另注。



上一篇:洛可可时期法国贵族女子服饰研究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