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断代论述 > 服饰起源 > 《中国古代服饰史》之中国服饰的起源
第一节 服饰的初步形成

  从遥远的时间上说,人类开始用天然石块、树枝等捕击野兽,冬则把所获的兽皮用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则裸身或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烈。这样和动物只依靠其本身的皮毛来保护或保暖已有区别,即人类已脱离了动物的境界。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最原始的服装已初步有些雏形。在历史上或称之为猿人时期,即史载中的所谓茹毛饮血,食草木之实,衣禽兽之皮的年代。

  人类在不断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提高生产力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不断地改进使用工具,由天然石块而磨制适应于捕猎动物时杀伤力较强的工具,或利用兽骨等制作,来提高生产力,在历史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再进而入晚期至细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提高了,工具改进了,各种使用的器物包括服饰在内,必然也随之发生变化,使之较适合于人体各个部位的要求。他们把天然的兽皮用石棱锐边和磨制成锐利的骨角等进行分割,用它或披之于身、或掩之于下体,按照人类的意志来适合人体的要求,也就是人类可以支配这些天然物质了,逐渐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当然,人类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一定会进一步把切割的兽皮或成块或分条,并将分条作为连缀片块之用,或者作为带子来束用。这时服饰的形式必定是进一步有意识地做成某一种式样了。他们在穿着时都可按其所需而自由制作,这时可以说服饰是已经离开了萌芽雏形状态。恩格斯说:“人则以自己所作出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支配着自然界。”但在这漫长的时期中,服饰的具体形式如何,在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无知的。以意推之,当然还是简陋的。

  到了人类能磨制骨针,并用骨针来缝制衣服,这时服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目前考古学上的发现,在周口店山顶洞中发掘了一枚骨针,以后骨针又陆续大量地被发掘出来。这种骨针的发现,足以说明我国在一二万年前后,人类已使用这种骨针来缝制兽皮等衣服了。这个时期的服饰形式,必然较前一时期有所发展,可以将切割的各种不同形状的皮片,较为细密地缝制起来了。

  到了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石和陶制的纺轮,又说明了不单是利用兽皮来制作衣服,还进一步用植物纤维来纺线和织成布帛,使衣服的原料又发展了一步。这种骨针和纺轮都有实物可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氏族社会时期长短不同的各类骨针,短的不到一寸,并且有几个针眼细得几乎同今天的扎鞋底针或粗的缝纫机针相仿。这足以说明这时的缝纫衣服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礼记·礼运篇》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考古上的发现,同这种世代传说而记录下来的史料是相符合的。如上述的冬则居营窟,这同洞穴遗址的发现亦是与史载一致的。其后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如麻布一类的织物残片,足见后人记载的治麻丝为布帛的史料,也是有所依据的。

  服饰既为人类的护体需求,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狩猎而进入渔猎、畜牧与农业时期,各种工具的改进,在服饰的制作上当也更进一步适应人体的要求,这样,美化的要求和审美的观念当亦伴之而生。他们不仅要求服饰式样的合度,并且在服饰本身外加以各类附属饰件等来进行美化。如山顶洞人已用穿孔的兽牙和小石珠作为身上和头上的装饰品;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围绕于骨骼的颈项间的骨珠、穿孔的动物牙齿、蚌珠蚌环等;从披发而到束发、辫发等形式(见图1.1.1、图1.1.2),既是从当时实际需要出发,也含着审美上的要求,这也是使服饰发展的一个因素。

上古服饰
1.1.1 1.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头形器图像。2.甘肃半山期彩绘陶塑人头像。3.甘肃东乡东源林家出土,仰韶文化晚期。

  以上三个人头像,都是比较早期的。其中1.据报告云,是距今五千年。三个人头像,二个是作披发状,中一个似乎已将发打起髻来。当然,目前还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发饰,但二人披发的形式是显然的。

  人类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种认识在那个时期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对各种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是懵懂的。在有的现象还得不到解释时,

  就认为是有一种力量在主宰着这一切,如对于赖以生存的天和地,绵延繁殖的祖先,都认为应是尊而崇拜的对象。这就产生了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必然会反映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反映到服饰制度上来。我们可以从《易·系辞下》中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所说的乾即是指天,坤即是地。天在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象天而服色用玄色;地为黄色,故下裳象地而服色用黄色。这种用上衣下裳的形制以及上玄而下黄的服色,就是由于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服饰上的形和色。

  《礼记·礼运篇》云:“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这就是对生者和死者以及天地的祀礼,于是产生了祭服和丧服的形制。《周礼》中的“享先王则衮冕”,也是对人类祖先的崇敬在服饰上的表现。这种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也可见之于《论语》:“子曰:禹,吾无间然矣,恶衣服而致美黼冕。”黼冕即是祭服中的服饰。这是说在夏禹时不重视平时的衣着,而把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加以美化考究,就是把宗教信仰的服饰放在首位,日常的服用却可以不考究,这是我国古代服饰由于信仰而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1.1.2沂南古画像墓中室南壁东段。

                                           1.1.2沂南古画像墓中室南壁东段。

  左一人下有榜题,为苍颉,据原发掘报告中有云:“苍颉右手持着有柄的末端带柔软的东西,大致是笔(图中不十分清晰),右一人大致是沮诵”。并云“都是黄帝臣,此像中作眉骨突起,联想到中国猿人的样子”。按右像手执如小树枝或禾草一类者,是否为沮诵,略有疑处。但二人都作披发状,且身上所披者都为兽皮,坐地衬垫者亦为兽皮,皮又似为豹皮纹。这种服饰很符合于原始人类披发衣皮的初期服饰。此像虽为后汉人所作,想当时对于人类的早期所服的,有一定依据。且此像是写实的,不像女娲、伏羲像作人面蛇身的带有神话人物形象。报告中所说头额类中国猿人。设若当时刻画者是有意识的作此古猿人头像者,则汉代对于人类的起源于猿,似乎已有这样认识了。故特附此图,以佐证史载“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的说法是有所据的(《世本》载:沮诵、苍颉为黄帝左右史)。

安阳殷墓出土玉人立像(已在美国)
                 1.1.3 安阳殷墓出土玉人立像(已在美国)。衣作交领,头戴帽,然腰间系有一

  上衣下裳的形制和基本的玄衣黄裳的色泽确立了以后,随着历史的进展,必然会在这一基础上使服饰丰富起来,因为天地间的万物又给了人类在服饰上多样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如《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虞书·益稷》中也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将天地间万物的形态、色彩概括地,象征地施之于服饰上。这种采之于自然的形态,除服饰外,同样也绘之于实用器物上,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中的纹饰即是一例。

1.1.4商,透雕玉女人佩。
            1.1.4商,透雕玉女人佩。

    这是一种带装饰性的佩物,因此它有些图案形变化。但从形象中可以看出发饰作丱(guàn 古代儿童束的上翘的两只角辫。)形(音惯)。《诗·国风·齐》:“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注谓总角聚两髦。疏谓:总束其发以为、两角,即男子总角,妇人总角未笄,是少男少女的发饰。《诗·小雅·鱼藻之什》:“彼君子女,卷发如虿。”虿即螫虫,尾末挺然似妇人发末曲上卷然,谓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发末如虿之尾。虿,商器虿鼎作丱,乃女子发尾像虿尾般卷曲向上状。今像中头上作丱状,而发尾正作卷曲向上作虿尾式,这都是同史载相符合的形制。由于其发之长者都已收之于头上,而其短者像鬓旁不可能都收敛,遂因以为饰。此像中正作如此。再如,像中额上有一横如绳绞状者,可能即是髦。《礼记·内则》:“栉纵笄总拂髦”,谓笄讫加总,然后加髦著冠,则髦乃男女都有。其所以整发而连双髻,像后世小儿用一带连双髻横系于额上,此像中亦作如此状。故可能即古代的所谓髦。

商人配饰
  1.1.5 1.商,人形玉佩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像为一男子,坐于足跟上,即古代坐的姿态。头上已戴了较高的冠,当为较高级的奴隶主类的人物。从形象中看,此人戴的应是冠。2.冠饰与1像同,额间的形制则又与图1.1.4形式略似,或系雕刻的方法不同(存疑)。冠式笼统称之谓高冠。3.与1像相似,唯在冠卷上一若有梁者,这不过是就像而推测之。冠式或属于古之委貌冠,当亦取前人的说法而就其形推之。盖此等人像,其本身即作为一种佩饰的工艺品,其形象图案化已与实际形制有所距离了。

  《后汉书·舆服志》云:后世圣人,观翚翟(雉类)之羽毛有五采(通彩)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见鸟兽有冠角、髯,于是制作各种冠或髻式及系冠之缨蕤(见图1.1.1之2.图1.1.3、图1.1.4、图1.1.5之1.2.3.图1.1.6诸像);见兽(牛)之颈项下有垂胡之形,乃效其式而将衣袖裁成垂胡之式(见第四章图4.4.1之4.5.7.8)。凡此,都足以说明服饰及冠帽也包括发髻在内,造型与施色都是人类在不断观察自然界万物的形态,并把它作为服饰的制裁及其形、色、纹样等的源泉,使服饰在发展上既按实际需求,又可达到审美上的目的。此外,再加以前面所说的保暖、宗教信仰、季节、时令等因素,逐渐使服饰的形、色、纹样多样地统一起来。这是服饰发展中的又一个因素及其重要过程。

1.1.6西周玉人。头作
                                                               
                                                                   1.1.6西周玉人。头作

西周玉人
               
                       1.1.7西周玉人,上海博物馆藏。

  像作裸身,腹下围以紧身短裩,大致在此时衣服的形制已具,而周代的礼仪已确立,羞耻感已为人们所重视。足上已着鞋子,头上所戴的可能是帽,但还不能确定此种帽的名称。

  现在再谈谈关于上衣下裳形成的前后过程。根据我国的史载和金文中常见的有“赐汝赤芾朱黄”的芾字,作象形的“巿”状,在经传中也常见的有:《诗、小雅》:“赤芾在股”。历来释经者都认为芾之施用于服饰,是象征太古时代蔽膝的含义。后汉郑玄注释谓:古代田渔而食,因用其皮先作掩蔽于前面的下体,以后再掩蔽其后面。到后来布帛产生,衣裳的形式确立后,仍把前面遮掩的一片加之于服饰之前,沿用上古人形成衣裳的初期样式,是有不忘其本的用意。由此可知,人类最早是用皮毛等先围之于腹下膝前。这种先围前、可能是为了保护腹部免遭病害,同时也有可能与人类赖以繁殖后代的生理形态所起的作用,因而产生这种蔽前的形式,这也常见于各民族的裸体者的形像中(可见之于图1.1.7)。日后把这种蔽膝作为保存古制而施之于衣裳之外(在图1.1.3、图1.1.8之1、图1.1.6中可见之),并且用之于礼服中。后代学者也认为韨是在衣服之前,而它加于服饰上却在衣服之后,即所谓舜始作韨以尊祭服的说法。

商代奴隶主服饰复原图

              1.1.8 1.商代奴隶主服饰复原图。 2. 侯家庄西北冈墓跪坐人物的侧及前侧像。

  1 像大致是系根据2像及图6等复原而来的,都作坐式。上衣作交领式,腰有束带、下裳,腰间带下系,按冕服叫做芾,即韨,他服则叫做,此像中作上小而下广,与《礼记》的所载合。唯袖较窄,足胫间似作缠绕纹,即古之“偪”(即行縢)。从此像中可见衣裳的形制已具备,唯头部残缺,不知所戴者是帽是冠?从衣裳来看,似以戴冠为宜。

  往后把蔽前与蔽后的两片相为用骨针连缀缝合起来,这样就形成后来的下裳,也就是后世的裙子。这种上身有衣,下身有裳,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这种上衣下裳制,一直保留到以后的很长时间。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把所有的各种衣着,都统称之谓衣裳,可以说就是古人留给我们一种基本服式的缘由。

  前面已提到过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衣服形制确立后,人们都按照这种式样穿着去祀天地、祭鬼神、拜祖先。部族社会的人与人之间活动得以较有秩序地进行着,因而天下治,已不像早先任意披着无一定形制的衣服了。传说中的黄帝,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出土的实物,有纺轮、骨针、陶笄、骨笄、网坠等,且又有纺织物的残留痕迹,如麻布类的织物。这同《魏台访议》所记的“黄帝始去皮服布”也是相符的。在距今约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具备了上衣下裳这种基本形制,是可以信得过的。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辛店期)的陶绘中,就有这种上衣下裳或衣裳相连的形制,其中一人似乎头上已有戴帽的形式。由于这像比较写实,容易识别衣裳形制(见图1.1.9)。另如图1.1.3、图1.1.8也同样可以看出衣裳的形式。

  在传说中有黄帝的元妃嫘祖西陵氏,教民以养蚕的说法。《禹贡》中也有二处贡丝的记载,并且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意思是大水退了,可以回居平地从事蚕桑的育植了。但在目前发现的实物中,殷商时期已有了丝织物,如带有雷纹的绢等,在甲骨文中也有桑蚕和衣、裘的象形文字,并有玉蚕的发现,帛字在甲骨文中也曾见到。蚕丝的产生,保守一点的说法,大体上说来在夏、商时期已有了。这种由麻织物进而发展养蚕业,产生丝织品,使服饰的原料又增多了品种,服饰又进一步丰富起来。

  上衣下裳的形制既备,与此相应的首服,即头上戴的帽、冠以及发饰如髻辫等,足上穿的鞋子,必然也随之而产生。据《后汉书,舆服志》云:“上古衣毛而冒皮”。是利用兽皮缝合成帽形而戴之于头上,这比先前的披发的形式是又进了一步。《释名》云:“帽,冒也。”《尚书·大传》云:“成王问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领者。’”这是说人类的首服先有戴帽的记载。《六书通》及《说文》:“‘曰’(帽),小儿及蛮夷头衣也。”这是头上戴的帽与冠的区别。因帽较冠为之方便,易戴易脱,所以古代人先有帽是有理由的。

彩陶文化
                                      1.1.9陶绘摹写、彩陶文化(辛店期),甘肃出土。

  此像时间虽较晚些,但从形象中看,上衣下裳的形制基本上已形成,且较为写实。左一人似乎头上戴有首服,当然还不能确定其所戴的是帽、是冠、是笠。但腰间又似乎已有了束带。从这几个形象中他们所着的衣裳似乎是上下相连,也可以推之为古深衣的形制有些相似,“虽无袖,其长毋被土”的形式,倒是与深衣之说相之为古深衣的形制有些相似,“虽无袖,其长毋被土”的形式,倒是与深衣之说相符(深衣见后)。

笄或骨笄

1.殷商时期出土的象牙笄或骨笄。 2.商骨笄。这时的笄已有精美的雕镂。其长度约在13厘米左右(断处不计在内)。

  再从目前发掘的实物,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层中出现了陶笄、骨笄、骨簪来看,似乎在这时期已有束发甚至戴冠的头饰了。按笄即后来叫做的簪,笄。簪的作用有两种:一是把头发束起来挽成发髻后,用笄来贯穿发髻中,起让发髻不散的作用;二是将头上所戴的冠用笄从冠旁孔中横贯到发髻中,由另一旁的孔中穿出来,有把冠固牢于发髻上的作用(见图1.1.10之1和2)。因此可以说,在仰韶文化期间,即在殷商之前,在首服中已有束发甚至戴冠的头饰了。到殷商以后,骨笄普遍出现,并且在笄头上镂刻着精美的鸟首形和饕餮等装饰纹样,且有较长的骨笄,长度可能到20厘米左右。这种长的笄当是用作贯冠之用(图1.1.10之2.即是较长的笄)。其短的约在10厘米左右,当是贯发髻的笄。足见当时头饰已有了发髻,而且已有了首服的冠了。因为冠有大小,所以,短一些的笄也可以用来作贯冠之用,因为帽是不需用笄来贯固的。除了有笄的实物可以说明外,也可于玉佩的人形饰物中见之(见图1.1.5之1,图1.1.5之2,图1.1.5之3)。

  至于梳理头发的工具,在夏、商时代出现了骨梳玉栉。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镂空的漩纹骨梳,梳的齿约为十四至十六齿左右(见图1.1.11之1和2)。虽然较早的栉梳还未发现,可能因为用木制而不易保存的原因。因为有了梳子,头发可以整理了。

镂空漩纹梳

戏 1.山东宁阳大汶口堡头村出土的镂空漩纹梳,长22.5厘米,宽16.8厘米。2.商代玉栉,中有一圆孔,长约9厘米,下阔约4.6厘米。二者均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品。按栉就是梳、篦类,均为梳理头发的工具。

  《世本》载:“于则作屝履(注:于则,黄帝臣)。草曰屦,麻曰履。”亦有说麻与皮制的都叫履。按《释名》云:“齐人谓韦履曰屝。屝,皮也,以皮作之”,《急就篇》云:“草履曰屝。”虽说法有异,这可能由于时间或地方方言上有所不同的原因,但古代鞋子确有皮制的,也有由草和麻编织而成的。

  衣裳的形成,由冒皮而束发戴冠,足上着的有屝、履、屦,以及冕服中所着的舄(“舄”字也见之于金文中,作“翟”)等,这可说是比较早期服饰制度的形成阶段。

第二节 服饰的具备时期

  在殷商这个时期,社会的生产力普遍又进一步提高,甲骨文中出现了桑、蚕、帛等字,可见当时农业的发展达到成熟时期。在商代安阳墓中出土的铜钺上存在有雷纹的绢痕及丝织物的残片等,以及高度精铸的青铜工艺品的制作,都足以说明这时期的生产力的发达情形。物质生产的丰富、剩余,就有攫取这种劳动品的上层人物出现,就有阶级的分化,被剥削的奴隶的出现,商代即是进入奴隶社会的时期。在甲骨文中,有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字,也说明阶级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已形成。《商书》中也有:“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即表示有至高的权力。

  既有奴隶主及其臣、牧,当然即有奴等一类的被统治的奴隶。这种等级差别,也必然会反映到服饰上来。不过商代在服饰上究竟怎样分别尊卑等差的,史载亦不甚详确。在出土的实物中,多限于作为当时装饰品的佩带之饰件,如玉佩、铜饰等,即有较完整的形象,也是带有装饰性变形的人像,从中只能窥见服饰中的某一构件的形象,如芾、帽、带、行螣等(如图1.1.8、图1.2.1、图1.2.4等)。有的上下衣裳的分别也难以确定,所以还不能从中看出其等级制度的差别。史书中所记载的,也都属后来追述而记录下来的。虽然如此,这种精美的饰件,也足以反映当时奴隶主的奢华,间接地可以说明那时在服饰上也一定是十分考究精美。

  《商书·太甲中》载:“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注云:“冕,冠也(应为冠类)。”所以正义:“冕是在首之服”;又云:“殷礼不知天子有几种冕。”唯在《王制》中有:“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盖殷尚白,所以用缟(白、素)衣裳,亦即古之深衣制。这些说明殷商时已有阶级等别,但具体服饰上的差异如何,还没有完全确切的完备形制。

商代石造像
               
                    1.2.1河南安阳四盘磨村出土,商代石造像。1、2、3图分别为正、侧、背面。

  像中两足不作坐态,两手着地身略后倾,恐非高级官员之像。头戴帽,上衣而下着裤。上衣作直领又像是反折于后的领,或即《淮南子》中所说的“有冒而卷领者”,是先古的衣领形式。

  到了周代,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多了。在青铜器的铭文中,也较多地和较长篇地记载着当时社会制度和生活上的活动事迹,并经过历来学者们的整理和考证,给我们研究服饰史者提供了方便。如记载有关服饰的西周时的毛公鼎铭文中,就有“虎冕练里”、“易女兹弁”,周代伯蔡文簋的“女(裘)宝(簋)”,邑尊的“锡裘”以及璧玉、佩玉等,这种文字且以象形而表达之,使我们能略窥见其形貌。加以前代的甲骨文的衣作,裘作等,不但证明了殷商时确已有衣裘一类的服饰,而且也可以从象形字体中了解服饰的形式,当时就是把毳毛披在外表的。再加上出土实物中的玉佩,玉环、玉璜、圭、璋、璧、耳坠、项饰、笄、梳和丝绸、麻布等实物,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这种实物虽在殷商已有,但那时的具体区别等差上是不十分详细的。周代就是在前有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在服饰上加以制度化。由于周代分封制的确立,阶级间的等级制形成,后期又萌发了封建社会制度,这就使服饰等级差异上的区分较为系统化了。其中比较显著的,如冕服制中的六冕和弁服中的三弁。所以孔子有“行夏之时”,说其得天时之正;“乘殷之辂(车)”,说殷车的质朴;“服周之冕”,说周冕是质而有文饰。又云:“周监(视)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都是说明周代较之于夏殷二代,文章大备。所以孔子说:我从周制。所谓文章,其中包括当时的各种制度,礼、乐、仪、服饰等的上下尊卑,等级分别的体现。

  此外,在周代还有《礼记》、《周礼》、《仪礼》等书可参考。这三礼的著述也是帮助我们对于当时的制度、服饰等的了解并以之为依据[注释1]。举凡一切制度,包括服饰在内,总是有由简创而再逐渐进入完整较详的过程,同时也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制度上的变易,逐步制订出一些规章,以确立其社会秩序的安定。由于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因此适应于当时的各种礼和仪也随着产生。服饰就是为此并从属于这种需要的,如祭天地、宗庙等就有祭祀之服;朝会之间就有朝会之服;兵事就有从戎之服;凶丧时就有吊丧之服;婚嫁时就有婚礼之服等。上自古代的天子,下至庶民,虽等有高卑,但在处理各项礼仪等活动上,都有应着的服饰。

  《周礼·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这就是就事的不同,如礼有吉礼、凶礼,服饰也就随此而各用其服。又云:“王之吉服则兖冕,享先公飨射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则玄冕。”这就是依礼的大小轻重而各服其服。所以说至周而服饰之制备矣。

  关于上述的冕服制度,自确立后,历代都沿袭服用,其间有损益等情形,则另立一章专述之。

注释1:关于《周礼》等三礼;如宋代程颐说:周礼一书,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朱熹说:周公当时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又云:其细碎处虽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周礼一书有阙文,有省文,有常行者,有不常行者。张载说:周礼是的当之收,然其间必有末世增者。近代学者如梁启超、范文澜等,对于三礼都作肯定者多,认为战国以前制度器物,三礼是重要的典籍。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玉人。
                                             
                                                   1.2.2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玉人。

  像作坐式,衣作交领,腰有束带,唯所戴者与图1.2.1略同而又异。因其露发于顶,故不能称为帽。

1.2.3 1.2.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石人和玉饰。
               
                                     1.2.3 1.2.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石人和玉饰。

  图中形象与图1.1.8、图1. 2.1、图1.2.2相似,唯头饰不戴冠而作束发于顶上  式,顶后垂者应为“总”,即用总束发而垂之为饰。

1为殷代铜刀上的饰件。2、3、4、5均为玉饰。
                   1为殷代铜刀上的饰件。2、3、4、5均为玉饰。

  上列形象只能从其发饰中可窥见其形式,至于服饰如何,也因其本身系装饰品的原因不易辨认。从发饰看,可知当时一般都作梳发向后垂的形式,或作梳发于顶的式样。唯图中4两鬓作如图1.1. 4的卷曲向上式,此像或亦为妇女像,且有耳饰,其后面插者或即“纣作翠翘,金钿步摇”及“周文王加珠翠翘花”的说法。虽然所记并不完全符合时间上的推断,但观此形象,也不能认为前人所说全属臆说。



  图中6亦为梳发后垂之式,但较之早期披发已属提高了一步。按《左传》有“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注谓:被发有象夷狄者。此像或为其他民族的发饰形式。

1.2.5玉人,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

此像首戴的疑为弁。
                                                             此像首戴的疑为弁。



1.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石人。与图1.1.8相似,唯发后有一似带系之,应为帽式。 2.与图1.2.1、图1.2.2相似。

1.2.7河南洛阳出土的车辖,西周时。



  此像为车轴外实用之车辖,所以其冠式不一定全仿冠制,但冠下有缨垂而结之则可见。衣作方领直裾,可提供周制的衣式参见之用。

  1.2.8汉代武梁祠的画像石,夏禹像。

  此像虽为后汉人作,但人物却是三代时的。《石索》中有清代学者朱竹垞云:

“禹冠即礼所谓毋追冠。冠形作锐小,手执锹。”朱氏名之曰“毋追冠”者,恐据《礼记·郊特牲》及《仪礼·士冠礼》“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按毋追或作牟追,其形似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此像中虽略似覆杯形,但又不全似,以其手执农具,故可能为台笠。
[1]关于《周礼》等三礼;如宋代程颐说:周礼一书,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朱熹说:周公当时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又云:其细碎处虽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周礼一书有阙文,有省文,有常行者,有不常行者。 张载说: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 近代学者如梁启超、范文澜等,对于三礼都作肯定者多,认为战国以前制度器物,三礼是重要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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