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断代论述 > 服饰起源 >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纺织
新石器时代的纺具和织具
新石器时代的纺具和织具
  1—— 陶、石纺轮(西安半坡出土)
  2——宋兆麟复原河姆渡踞织机  
  3——木筒(筒式后综,河姆渡出土)
 
  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达到了全盛时期。在黄河、长江两大小系的宽阔地域中,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边缘地带有了畜牧业原始手工业如制陶和纺织工艺也得到极大发展。自然界的东西不仅被广泛利用还不断为人们加工改造或再生产出来。当时各种各样的纺织品的产生和进步为早期的服饰缝纫工艺提供了新材料并对服饰形制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纺织工具如纺纱捻线的纺轮,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出土。年代较早的实物,是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四件陶纺轮,呈圆饼状,中间穿孔,距今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此外,在长江下游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木质的织机部件,据研究为水平式踞织机(腰机),有学者认为从河姆渡遗址同出的某些实物来看,这种织机的构造可能比目前的估计要进步,它的使用方法和规格,可能与现今云南文山苗族的梯架织机近同。
 
  更重要的是一件刻纹纺轮,上面的花纹图像作十字形,中部圆圈表示穿孔,它是织机上具代表性部件——卷经轴的端面形象。经轴在古代和现代民间(如安阳),都叫做“胜”或者“滕”,十字形木片是经轴上两端的挡板和搬手,叫做“滕花”或者“羊角”。搬动它可将经线卷紧或者放松。把这个图像刻饰于纺轮之上并非偶然即与之作,我们从江苏武进潘家塘址出土的陶纺轮上,还可以看到更为精确图形,年代比河姆渡稍晚,属马家浜文化类型。这种纹样相当普遍,在彩绘陶器上亦曾出现过。 《山海经》中有关西王母的故事中记述到“蓬发戴胜”,“梯几而戴胜”,“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晋郭璞注谓:“蓬发,乱发;胜,玉胜也。”据《淮南子.汜论》“机杼胜复”,可知“胜”即“榺”。《说文》“榺,机持经者”,即为经轴。这一织机部件用为妇人首饰的形象,可从沂南汉墓画像西王母头上看到具体样式,再是北齐时孝子棺线刻孝子董永故事,其中织女即手持一榺,以示身份。另一图中的织机后端也清楚的画出了这种经轴。至于以金、玉材料做成的首饰宝物,在某些汉、魏墓葬中也有出土,形式都较小巧,末见有西王母画像中那种大比例的规格。
 
  从上述资料分析,河姆渡织机有了筒形后综,可以形成自然织口,织平纹织物时则只需一片前综手提开口,它还有了卷经轴——榺,这就表明这时的织机,可能也有了相应形式的机架。最简单的情况,也应略与文山苗族的梯架织机类似。这种形式的织机,是前所不能想象的,也许它的完备程度仍将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如果考察一下河姆渡遗址显示的木结构技术,便会觉得这又顺理成章的,可惜至今还不能知道这种高水平的木工工具情形,是否在年代上比原来的判定要晚一些。但豪无疑问,河姆渡织机的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在纺织机械史上将写下崭新的篇章。

河姆渡织机的再认识
河姆渡织机的再认识
  上.河姆渡织机和开口运动复原图(引自王?《八角星纹与史前织机》·〈中国文化〉2期)
  下.云南文山苗族的“梯架织机”

纺轮上的八角榺纹
纺轮上的八角榺纹
  1.刻有八角榺纹的陶纺轮(江苏武进潘家塘出土)
  2.刻有榺纹的陶纺轮(浙江河姆渡出土)
  3.刻有八角榺纹的陶纺轮(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

后世所见八角榺纹(卷经轴的端面)形象
后世所见八角榺纹(卷经轴的端面)形象
  1.北齐孝子棺石刻董永故事中织女手持榺杖(经轴)形象
  2.南北朝石刻织机上的榺杖(经轴)形象
  3.沂南汉墓石刻西王母画像头戴榺杖为首饰形象
  4.清代蜀锦织机经轴(榺杖)左右的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纺织品实物,多为天然有机材料制成,本身易腐朽不易保存。见于正式报告的,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华县泉护村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有关麻布的资料,均为陶器上的印痕每平方厘米约有经纬线各十根。在南方良渚文化遗址中,曾有苎麻平纹织物出土,经纬密度约每平方厘米30×20根。经纬都是股线,但捻向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年前的织物残片。实物已经炭化呈暗黑色,结构因而保存得比较清晰,据鉴定可能是用葛(一种豆科藤本植物)的韧皮纤维所制成,内中一件或许是以手工编织而成的某种罗纹织物。这一现象非常重要,如把时代相近的半坡遗发现的种种编制品印痕拿来相印证,便会给我们许多新的知识和启发:一、对机织技术源于更古老的编织技术,增加了具体知识。二、使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机织物出现之前,也许各种材料加工成的手编织物早已为人们所穿用,它的精美复杂程度是画本中不曾有的,也是我们头脑里无法凭空产生的。三、纺轮和织机一般地相关联,有时又不相关联。某时期某种纺织轮捻出的纱线,既可用于綖纫等方面,又可用于手工编制织物,还可用于上机织造布帛。此外,从彩陶纹饰上还可看到当时某些织物的几何花纹,当然这是大略的估计情形。
 
  史称唐尧时“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见《韩非子·五蠹》,和实际相对照,说明本色(白色)的葛、麻织物普遍应用以后,服装材料分作了两大类,即皮革毛皮与植物织维纺织品,且在穿着使用上形成了季节性的分别,对于生活在南方炎热气候下的先民来说,尤为必要,在服饰材料史上也是一大进步和转折。从此而后,用于制作衣服的自然毛皮材料缓慢地趋于缩减,而手织织物(改造了毛的毛麻)材料,在服装制造中的应用日趋扩大。传说中的唐尧时代,约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距今不过四千年上下。近三十年间的考古发现对于葛、麻织物的历史,已大大突破了传说年限,至少还可以再向上推移两千多年之久。葛麻织物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丝绸生产也发轫于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古代劳动者对于人类物质文明最有贡献的发明之一,其功绩也应当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的妇女们。但探讨商周以前的桑蚕丝绸的创始年代,专家学者看法不一,一时难有确定的结论。
 
  见于仰韶时期的考古资料是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仰韶遗址时,出土了一个“半割”的蚕茧。据鉴定认为是家蚕蛾科野蚕桑蟥的茧。但我国考古界学者从发掘经验方面提出争议,认为“在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中,蚕丝这种质料的东西是不可能保存得那么完好的”,因此,不赞成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

织物与编织物印痕
织物与编织物印痕
  1. 织物碎片(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
  2.陶钵底部织物印痕(西安半坡出土)

陶器上的编织物印痕(西安半坡出土)
陶器上的编织物印痕(西安半坡出土)

织物与编织物印痕(续)
织物与编织物印痕(续)
  原始纺织物花文示意举例
 
  另外,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丝线、丝带和绢绸残片。绢片呈黄褐色,轻微炭化,仍保持有很好的韧性。经鉴定确认为家蚕长丝纤维所织造,平纹粗织,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48根。距今约4700年左右,其保存程度之好是难以置信的,即使战国、汉、唐时期,在密闭条件下埋藏保存最好的丝织物,其断口皆如剪刻,而前者的断裂处却呈丝缕状,使人蓄疑,但也难于做出解释。考古发掘偶尔也会出现万一奇迹的。
 
  从史料中查考,也存在不少困难。相传远古之民未知衣服之时‚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墨子》)。圣王居于何代何时?或有云神农氏“教之桑麻以为布帛”,或曰伏羲氏“化(驯育)桑蚕为帛”。这些传说,虽向上扩展到母系氏族公社农业初兴之时,字里行间桑麻、丝麻、布帛并称,作为探微溯源来论,资料早已越过了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和野蚕丝纤维的开初阶段,甚至反映的已是农业经济相当发展时植桑麻、育蚕治丝、男耕女织的情况了。显然此中已掺入了战国、秦汉以来学者的猜测和敷衍,但这终究提示了一个信息,桑蚕的历史和植麻纺织很早便紧密相连。
 
  若从殷商时期高级丝绸的生产和丝织技术的成熟水平来推断,在殷商之前必然会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其时间至少应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丝绸的发明,不仅推动了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的飞速进步,也必然促进了丝绸服饰的发展,同时还为后世高级多彩提花织物的成长准备了条件,为高级服饰提供了优等材料。甚至它还影响到室内装饰、采光、灯具制造、绘画、书写等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这一贡献是伟大的、多方面的。

上一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绘塑人形和服装资料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