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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唐代是中国古代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唐朝的丧葬制度对周边国家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统一新罗时代圣德王、元圣王、宪德王、兴德王等王陵前都有石人像遗存,圣德王陵之后诸陵均按圣德王陵石像形式排列设置,而圣德王陵模式的石人像排列制度,受到来自于唐朝陵墓制度的影响,但现在并未看到韩国学界对唐朝陵墓制度的影响作概观的论述。鉴于此,本稿首先对唐代的陵墓制度作简要考察(略),接着具体探讨新罗陵墓受到的影响,以及新罗陵墓自身具有的独到要素,其中牵涉到石人像服饰领、袖,服饰的样式分析等。通过对现存石像实体及图版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把握统一新罗时期陵墓制度的精髓。

    关键词: 唐代帝陵制度;统一新罗时代;王陵;石人像

    一般来说,雕刻可分为宗教雕刻与陵墓雕刻两大类。统一新罗时代雕刻史研究中,由于王陵遗物存留很少的缘故,虽然其重要性为更多的人所熟知[1],但研究成果相对于佛教雕刻来说明显偏少。陵墓雕刻中十二支石像还有相当多的论文发表,而对于王陵前排列石人的研究就更少了[2]。

    笔者童年就在庆州度过,多次徜徉在新罗王陵区域,涉及王陵的众多疑问在头脑中不断闪现,而对于掛陵前排列的石人像就是其中的疑问之一。从美术史角度看,应该是从正确理解图像出发,然后再从事基本的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以文武两班概念区分王陵前的石人像,即身穿常服的胡人像为武官,身披甲胄、手执宝剑者为文官。文官石像为什么要身披甲胄手执剑?还有例如对于石人像冠帽、鞋靴的种类,胡人像佩带武器的用途,腰间悬挂“七事”等问题的解释应该更加充分。本稿虽然对上述问题的解答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通过这种探索可以展现笔者的研究方向和所付出的努力。

    统一新罗时代圣德王、元圣王、宪德王、兴德王等王陵前都有石人像遗存,圣德王陵之后诸陵均按圣德王陵石像形式排列设置[3]。现存石人像可以分为两大类:包括迄今为止知道的文人像,以及一般认定的胡人像。众所周知,圣德王陵模式的石人像排列制度,受到来自于唐朝陵墓制度的影响,本稿则具体探讨新罗陵墓受到的影响,以及新罗陵墓自身具有的独到要素,其中牵涉到石人像服饰领、袖,服饰的样式分析等。通过对现存石像实体及图版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把握统一新罗时期陵墓制度的精髓(图一、二、三、四)。

    统一新罗时代王陵中,在圣德王、元圣王、宪德王、兴德王等陵前配置有圣德王陵模式的石人像。新罗王陵现存石人像可分为两大类,即文人像和一般认定的胡人像(武人像)两种。圣德王陵前只残留一对武人石像,元圣王陵前遗留一对武人石像、一对胡人石像。还有初次介绍的据说出自于宪德王陵,现保存于庆州高中院内的胡人石像;兴德王陵前亦保存有一对武臣石像、一对胡人像[4]。

    对于这些石人像的服饰问题,以及通过对石人佩刀实物及图片的具体分析,不仅可以把握统一新罗时期王陵前文武石像的性质,而且对石像本身可作概观的结论。新罗从太宗武烈王陵开始,在陵前设置雕刻石像,当时只是雕造陵碑及龟座,还没有出现后来常见的石人石兽,直到圣德王陵才开始设置完备石刻雕像[5]。下面按照具体的王陵,对陵前的石刻作一论述(表一)。

王陵石人谱系
    图一716-761年唐帝陵石人和统一新罗王陵石人谱系

王陵石人谱系
    图二763-805年唐帝陵石人与统一新罗王陵石人谱系

    一、圣德王陵墓前石人

    通过现存遗物可以确认,受到唐朝皇陵制度影响的统一新罗王陵前石人像,是从新罗第33代圣德王陵墓开始的。圣德王陵位于庆尚北道庆州市朝阳洞,被韩国文化财委员会指定为史迹第28号。封土周边由90厘米高的板石环绕,板石之间间隔有石柱,外面有三角形石材起到支撑加固作用。板石前围绕坟冢排置有圆雕的十二干支神像,从不规则的排置可以看出有后代加固的痕迹。外圈石柱围成的护栏紧靠陵前摆放的石床,陵的四角各设置一尊石狮,陵前残留有两个武人石像[6]。距陵20余米处有陵碑遗迹,现只残留陵碑下端的龟趺[7](图五)。




    图三820-846年唐帝陵石人与统一新罗王陵石人谱系

    迄今为止,对东西两边的武人石像,学界一般认为其为文人石像,本稿界定其为武人像,而且坚信这种命名的科学性。位于东边的武人像立在方形的底座上,高205厘米(图六);西边的武人像头部毁损,只残留胸部以上的上半身(图七)。两石像均头戴冠帽、身穿长袍,长袍外上身罩有铠甲,下端有裲裆铠;手握宝剑,胸部还可隐约看到部分剑柄,实际上铠甲纹路及剑柄并不明显[8],而宽大衣袖及铠甲下端还可看出剑头的痕迹。脚蹬一般公服常见的笏头靴[9]。
年唐帝陵石人与统一新罗王陵石人谱系

    图四846-875年唐帝陵石人与统一新罗王陵石人谱系

    首先,从冠帽的形态看,呈前低后高形态的高冠,前面突起的角形态独特。圣德王陵前石人像冠帽前面和侧面,与唐代石人像冠帽一样,雕刻有羽毛纹样,而在冠的正面则雕饰有蝉纹。这并不是貂蝉附着的缘故。唐朝武官朝会时佩戴以貂尾和蝉羽装饰的冠帽,即就是所谓的貂蝉冠或者朝冠[10]。特别是蝉羽装饰的冠,是作为教练兵士武艺或者举办出征仪式之时,武官才佩戴如此模样的冠帽[11]。新罗武烈王金春秋之后,新罗的服饰完全依从唐朝服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2]。但是,一般唐陵前石人像冠帽的角存在差异,单从冠帽旁雕刻的羽毛样式,唐中宗定陵前的石人像就可提供佐证。

    表一统一新罗王陵前石人像现状表

表一统一新罗王陵前石人像现状表
    另外,身穿裲裆甲胄进行仪仗活动这一点,再一次成为确认王陵前石人为武将的重要要素。作为武将代表性的衣着裲裆甲胄可上溯至遥远的西周时代[13],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汉代的文物遗存。和古坟美术中的明器关联的陶俑,或者古坟壁画中,散见有头戴平巾帻,裤褶上披挂裲裆铠,手握长剑的仪仗俑形象[14]。如上所述,唐陵从恭陵开始,到泰陵、建陵、崇陵的石人像中,和文人石像区别的重要标准就是身着裲裆甲胄,手握长剑。还有,从在庆州隍城洞石室坟出土,呈现手握笏板形象,断代为七世纪土俑,龙江洞石室坟也出土了手握笏板的八世纪文人俑,可以看出当时文武官员装束的明显不同(图八),此亦可从不同侧面把握当时朝野风尚的端倪。与石人像关联的唐代文献,其中对武人石像的特征记录明确,还有,也可从唐代文献记录称武人石像为翁仲或直阁将军明了石像具有的武将特质[15]。即为了纪念皇帝的惊天武功,文献记载中有昭陵前设置身佩长刀石人的记载[16]。当然,为了纪念左武威大将军秦琼的战功,也有制作石人像的相关记录[17]。头戴冠帽,身披裲裆铠,手握长剑,脚蹬长靴,大概是武人石像的一般装束。

    圣德王陵前的石人像配置的裲裆甲,不仅采用中国陵墓前石人所穿的皮甲,而且甲片像鱼鳞一样片片细密紧凑排列,可以看出新罗并不是单纯模仿唐朝已有的制度,而是采用新罗现实中经过改进的裲裆甲,就是说,用长绳穿石人石兽数为六件,针对石人的明确规定是进入宋代以后文献才有确实的规定。唐代的王族和官僚墓前的石刻数量也是依据官品的高低而升减。乾陵陪葬墓中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两墓(号墓为陵)各设置有一对石人、石柱,以及一对石狮。而唐代一般官僚墓前排列石狮的情况还未看到,而“号墓为陵”的章怀太子墓前石刻品样完备,现在只剩有一对石羊。实际上,依据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系裲裆甲两边端,从两腋下穿过捆绑在背后。虽然新罗捆绑裲裆甲的腰带在中国同样境遇中称作革带,但圣德王陵石人腰间的腰带却是在背后打结后飘逸下垂,这种样式在下文提到的元圣王陵、兴德王陵前石人像中也可看到,此应该是新罗人宝贵的自身创造。

表一统一新罗王陵前石人像现状表
    图五新罗·圣德王陵石刻排列图

圣德王陵石人像
    图六圣德王陵石人像(东)

圣德王陵武人像(西)
    图七圣德王陵武人像(西)

    对于这种形式为什么从圣德王陵开始,创设原因应予以探讨。圣德王是一个通过和唐朝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外交活动,施行强力的汉化政策,进而试图增强中央集权的新罗王[18],这种中央集权化的结果在其继承人景德王在位期间发扬光大,景德王十三年制作的圣德王陵碑以及陵前石人像就可说明这一点。圣德王陵最初筑造时并没有设置石人像以及十二支神像,是后代即景德王时代重新设置筑造的[19]。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和圣德王陵前石人像关联的政治事件,不能不和为了构筑专制王权之政治目的而设立的侍卫府联系起来[20],即王陵前设置石人像的目的,就是为了夸示王的政治伟业和守护王陵而设。

    下面涉及的就是石人的数目问题。为什么新罗人对陵前石人像数目设有限制?对此,我们从唐朝的文献记录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依据《唐六典》记载,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墓前太子的官品以及死后备受哀荣,其墓前应该排设六件或者八件石人石兽。关于太子、公主墓前石刻的种类,其中石人都排列武将形象值得关注。新罗圣德王陵前石刻也是如此,从这种状况看,规定王陵前排置六对石人石兽应是有章可循的。虽然从石人身高看,帝陵前设置的石人可高达3米,但臣僚或太子墓前石人的身高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么,石人像的制作者以及主管部门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古代和陵墓相关的官署是诸陵台下辖的甄官署[21]。诸陵台主要管理和山陵关联的所有业务,而甄官署则是负责皇帝山陵的营造、陵前石刻的制作等具体事务[22]。文献中没有关于统一新罗时代王陵前石人制作的记载,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新罗设置管理土木建筑及手工业管理的官署有工匠府(神文王二年,682)和京城周作典(圣德王三十一年,732)、以及寺院成典等,他们直接担当役丁、工匠的运营管理事务,完备了相关的统治制度。还有,景德王十八年(759),为了构筑专制王权,宫中手工业官署的名称也趋于中国化,官署的职能和机构设置也随之有所调整,这也是与唐朝间交易品的制作调配密切相关的缘故[23]。工匠府改名为典祀署,是适应新罗佛教及国家祭祀规模的扩大导致祭祀用品生产量增大的实际需要[24],即负责新罗王陵全盘祭祀等事务,而具体从事明器制作生产的单位可能是典祀署下设置的瓦器典(官号改革后称为陶登局),关于这一点似乎并不确定,因为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25]。

庆州龙江洞出土陶俑
    图八庆州龙江洞出土陶俑

    二、元圣王陵墓前石人

    统一新罗时代新的陵墓形态到同属圣德王系列的元圣王陵趋于完备。位于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外东邑掛陵里的元圣王陵墓前有石人、石兽、华表石等石刻,陵墓封土有十二支神像环绕,封土前还设置有石床[26]。沿着神道,从北向南依次设置有两对石狮,一对武将石像,一对西域人模样石人像,以及一对石柱顺序排列。当然还排置有陵碑,不过没有保存下来[27](图九)。

    首先从陵前石人像看,元圣王陵忠实模仿圣德王陵前石人像模样。虽然石人像的形态并没有特定的标准,但冠帽的形式,披挂的裲裆铠甲,手握的长剑的姿势,一眼就可看出是按照圣德王陵前石人像的造型形状制作的。单从裲裆铠甲来说,其与圣德王陵前石人披挂的裲裆铠甲比较显得有点粗糙,大概和这一时期石雕风尚全盘消退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同一陵墓前石人像个子高低不同,而且雕刻手法也有明显差异。东边武将石像身高255厘米(图一〇),西边武将石像则为267厘米(图一一),相差12厘米;同时,可以看出雕刻手法也互有特点。具体到裲裆铠甲捆系后背的位置和样式均出现差异,而所穿长袍衣服的褶皱样式,以及两手在衣袖内的形态均呈不同的表现方式。这种差异是否可用雕工或者说工匠工艺相互间的不同解释?从整体看,西边石像衣服褶绉等比东边石像显得自然,凸现工匠们高超的雕刻工艺水准。

    石像冠帽形态也类似圣德王陵,但表现力却不如圣德王陵。冠的前后两面高低几乎相同,从侧面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后面有一些破损痕迹,其原来到底有多高难能知晓。冠帽前面呈五角形,上刻有蝉纹,以冠帽侧面花纹为起点,并与冠后羽毛装饰衔接。不过,东侧石人冠帽没有花纹,只有羽毛状装饰。两个石人都穿有公服的靴子,单从石人像遗存看,似乎判断靴子的具体种类并不容易。两手袖在袍服内,好像拄着长剑,长剑的下端明显露出可证明这一点。可以看出,元圣王陵前武人石像头戴貂蝉冠、身佩裲裆甲、手握长剑,这与圣德王陵武人石像的装束排置没有什么不同。

新罗元圣王陵石刻排列图
    图九新罗元圣王陵石刻排列图
元圣王陵武人石像(东)
    图一〇元圣王陵武人石像(东)

    下面再探讨伊朗系统西域人形象的一对石人像[28]。西面的石人像保存完整,东面的双脚残损,其高度因为台座略显高了一点。东面石人站立在方形二重台座上,呈现如同吐蕃式卷曲的头发,身穿曲领大衣,一手操棍棒类(或者是剑?)武器,一手紧握拳头。眼凹鼻挺,面貌就是一个标准的西域胡人形象[29]。胡人像所系腰带末端露出少许,腰左端挂有钱袋,这是胡人们常常佩带的物件[30](图一二)。腰上还悬挂有算袋,当时朝廷百官也有将日常用品例如笔砚等装入袋子佩挂腰间[31],这种佩带算囊或者算袋也在出土的唐墓壁画上很容易就可找到[32],中亚地区撒马尔罕出现的壁画中也可看到胡人们佩带这种钱袋。

    胡人石像手操奇怪的棍棒或者剑类物什,迄今还未见有学者对其做出解释。单从上端有孔一点,似乎可以穿系绳子。此石人为西域系卫士或者卫卒当是可能接近的解释,所佩武器应是棍棒、剑,或者矢箙。如果仔细探究,刻画卫士一手拿矢箙,另一手拳头紧握形象,在中国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东侧壁画中一个卫士的造型也是如此。还有,八世纪后半中亚撒马尔罕壁画中武人持有多种样式的矢箙,而这里出现的这种奇怪的物件也可能确实就是其中之一。

元圣王陵前武人石像
    图一一元圣王陵前武人石像(西)

    不妨将此石人所持石柱状物与庆州九亭洞方形坟出土的石雕作一比较[33](图一三)。推定为九亭洞方形坟边石的隅柱石,其正面为胡人像,反面为狮子浮雕。胡人雕像有如同藏族人卷曲的头发,耳目口鼻清晰可辨,并须有胡人特有的络腮胡子,两手紧握击球棍或者象征吉祥的如意[34]。当时胡人盛行打马球,从皇帝到一般百姓都乐意学习并从事这种运动。这种手握击球棍或者如意的人物形象,还可在中国出土的唐墓壁画中找到。前胸缠绕有护胸物件,脚蹬可及膝盖的长靴,腰上垂挂的算袋似飘逸摇摆。另外,和此雕像相似的石雕虽然从时代上有所推后,即以此可和中国宋代制作的石人整体形象作一比较。

    陵墓前制作西域人石像的缘由,首先应该是受唐朝制作的胡人俑影响所致,其次也和帝陵前排列蕃酋石像[35],并以此向后代夸示国力强大有关[36]。再次,作为陵前的石人像,也可和一般马卒相比较。虽然很难知晓乾陵及其他帝陵神道两侧仪马旁边站立的无头石人面容如何,但可从其服装以及佩挂的算袋等加以考察。如果石匠没有接触具体的人物或者说人物样本的话,要准确雕刻石人的容貌和服饰造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涉及[37]。如此说来,从国际交流角度考虑,这些新罗石匠可能直接见到过西域人或与西域人有过接触,然后制作胡人石像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38]。处容说话故事所反映的西域人到新罗辟邪进庆,其与上述制作西域人石像的三个缘由并不矛盾,只是和前面设置武将石像相比,制作低阶层的伊朗系统卫士或者卫卒石像的缘由应引起注意。对此,笔者认为此伊朗系统的西域石人像的身份应该是卫卒[39]。

元圣王陵卫卒像
    图一二元圣王陵卫卒像(东)

庆州九亭洞方形坟隅柱石胡人
    图一三庆州九亭洞方形坟隅柱石胡人

    三、传宪德王陵石人

    位于庆尚北道庆州市东川洞80番地的坟茔,是新罗第41代宪德王的陵墓。因王陵和北川相邻,历史时期多次遭受洪水侵害,陵前石物多被冲走,现在陵前只剩有十二支神像中的几个石像而已。有关宪德王陵受到洪水侵害及历次补修状况,出现于高丽时代[40]、朝鲜时代的文献史料记录之中。

    同时,庆州高等学校校园前矗立的属于宪德王陵的胡人石像令人瞩目,此石像就是因洪水冲卷而至并在此保存下来的。与此相同的还有芬皇寺内的石狮,也有是原宪德王陵前遗物冲卷到此的说法[41]。胡人石像呈卷发并因洪水冲刷毁损严重,现只保存胸部以上部分;虽则如此,但深眼高鼻卷发络腮胡子,以及少许装饰等特点还很明显,系头发的带子两端在肩头飘垂下来。从残存上半身的尺度来看,与元圣王陵前伊朗系统石人像高度相若。

    四、兴德王陵墓前石人

    新罗第42代王兴德王陵位于庆尚北道安康邑六通里。《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记载了兴德王和已经去世的章和王妃合葬的事实。封土周围用板石和石条骨架环绕,上有十二支神像雕刻。陵墓的四角各设置一个石狮,封土前神道上依次排列有一对武人石像,一对西域人石像,一对石柱(均分东西排列)。封土东南松树林中有陵碑,不过现在只能看到硕大的龟趺而已[42](图一四)。

兴德王陵石刻排列图
    图一四新罗·兴德王陵石刻排列图

兴徳王陵武人像
    图一五兴徳王陵武人像

    全方位观察,不管是石刻构造还是雕刻样式,兴德王陵忠实地按照元圣王陵的样式而建造。具体到石人的雕凿等问题,下文再做详细考察。首先,从武人石像来看,兴德王陵武人石像忠实地模仿元圣王陵武人石像。短缩的颈项,厚重的身体等呈现出的雕刻工艺,使人有一种古朴敦厚的感觉(图一五)。从脸部表情来看,其脖颈与胡须区分并不明显。粗线条刻画出石人面部形象,从所穿上衣衣袖等极不自然的表现手法也可得到反证。东西两边武人石像,东像高282厘米,西像高285厘米(图一六、一七)。方形台座上站立的西石像和封土正方向呈25度角,很难确定是否就是原来的位置,这是因为只有西边武人石像如此排置的缘故。

    这种朴实简易的雕刻手法,也可从伊朗系统石人像刻画中得到体现。站立在石台座上,东边高271厘米,西边高272厘米的石人像,脖颈粗短,腿部呈弯曲状显得极不自然,只是双眉紧皱凸现勇猛气概。单从腰佩装饰宝剑这一点看,在元圣王陵西域人石像中是难能看到的。当然,石人腰右边也悬挂有钱袋。从这一点看,石匠们不仅继承了前代王陵石刻雕刻工艺,而且有所创新,这可能就是石匠们将亲眼看到的西域胡人形象,以写实的手法赋予到自己的雕刻实践之中的缘故。

兴徳王陵西域人像1
    图一六兴徳王陵西域人像1

兴徳王陵西域人像2
    图一七兴徳王陵西域人像2

    五、结语

    新罗王陵前设置石人制度,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意图,积极推行汉化政策的圣德王陵开始设置的。这种石人像分为两类,即武将像和卫卒像。对武人石像性质的探讨,直到现在学界还将其界定为文人石像。但从石人头戴貂蝉冠,身披裲裆铠,手握宝剑等要素看,将其诠释为武将石像,应该得到学术界更多的认同。

    对于伊朗系统的西域人石像,作为卫卒来把握当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在王陵前设置西域人石像的理由,有认为是受中国唐代胡人俑影响,也有认为是受唐陵前为夸示国力而制作的蕃酋石像的影响。笔者考察王陵前马卒石像的性质,对《处容说话》中西域人避邪进庆属性,以及新罗人的作用提出三条理由,进而和上述制作缘由衔接起来。

    对于石人像的设置数目,作为诸侯国(译者按:应是藩属国)身分的新罗王陵在制度上受到限制。新罗王陵前设置六个或八个石刻,和中国唐代太子或公主陵墓规定的石刻数字趋于相同。同时,陵前设置的并非文人石像,而是武人石像,并与唐代太子陵墓前设置石刻数目保持一致。

    但是,这种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即新罗在王陵制度上受容唐朝裲裆铠的同时,从实用角度也出现用铁甲代替皮甲,冠帽造型上赋予自己独特的要素;还有,新罗王陵设置独有的十二支神像,均显示出新罗自身独特的石刻雕凿要素等,这些在上文中均有提及。文中有笔者整理的新罗王陵石人像和中国唐代帝陵石人像比较的系谱图[43],敬请参考。

    译自《硕晤尹容镇教授停年退任纪念论丛》,韩国大邱,1996年。

    参考文献

    [1]译者按:统一新罗时代(668-935),是朝鲜半岛首次以真正意义上统一王国面貌出现的时期。[1]译者按:统一新罗时代(668-935),是朝鲜半岛首次以真正意义上统一王国面貌出现的时期。

    [2]至今可看到的关于统一新罗时代石人像论文如下:a.郑寅普.古史辨证四:掛陵考[C]//薝园国学散藁.韩国文教社,1955:132-144.b.禹滢焕.从新罗陵墓制度看东西文化交流[J].诚实大学报,1956(2):214-231.c.秦洪燮.庆州的古迹[M].列华堂,1975:57-70.d.边应燮.掛陵考[J].梨大史苑,1975(12):57-82.e.朴璟渊.统一新罗时代的墓仪石物石人石兽研究[J].考古美术,1982(154-155合集):168-191.f.权应弼.庆州掛陵人物石像再考[J].美术资料,1992(50):64-83.g.穆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M].檀国大学出版部,1992:267-272.h.斋藤忠.新罗文化论考[M].东京吉川弘文馆,1943:196-207.i.大坂金太郎.掛陵考[J].朝鲜学报,1966(39-40合辑):1017.[2]至今可看到的关于统一新罗时代石人像论文如下:a.郑寅普.古史辨证四:掛陵考[C]//薝园国学散藁.韩国文教社,1955:132-144.b.禹滢焕.从新罗陵墓制度看东西文化交流[J].诚实大学报,1956(2):214-231.c.秦洪燮.庆州的古迹[M].列华堂,1975:57-70.d.边应燮.掛陵考[J].梨大史苑,1975(12):57-82.e.朴璟渊.统一新罗时代的墓仪石物石人石兽研究[J].考古美术,1982(154-155合集):168-191.f.权应弼.庆州掛陵人物石像再考[J].美术资料,1992(50):64-83.g.穆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M].檀国大学出版部,1992:267-272.h.斋藤忠.新罗文化论考[M].东京吉川弘文馆,1943:196-207.i.大坂金太郎.掛陵考[J].朝鲜学报,1966(39-40合辑):1017.

    [3]秦洪燮.庆州的古迹[M].列华堂,1975:62-65.笔者认为,虽然上述王陵遗物出土与否还不能确定,但宪德王陵前石像排列形式似并不属圣德王陵序列。[3]秦洪燮.庆州的古迹[M].列华堂,1975:62-65.笔者认为,虽然上述王陵遗物出土与否还不能确定,但宪德王陵前石像排列形式似并不属圣德王陵序列。

    [4]斋藤忠.新罗文化论考[M].吉川弘文馆,1943:197-198.[4]斋藤忠.新罗文化论考[M].吉川弘文馆,1943:197-198.

    [5]新罗王陵前为什么没有完备的石刻雕像,以下记载可以提供一定的解释。“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同[4]:204.[5]新罗王陵前为什么没有完备的石刻雕像,以下记载可以提供一定的解释。“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同[4]:204.

    [6]崔宗奎.新罗圣德王陵[J].认为“圣德王陵前面的石人像为武臣形象”.韩国民族大百科词典[M].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3:736-737.[6]崔宗奎.新罗圣德王陵[J].认为“圣德王陵前面的石人像为武臣形象”.韩国民族大百科词典[M].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3:736-737.

    [7]韩国古代史研究会.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第3卷),驾洛国史迹开发研究院,1995:412-413.[7]韩国古代史研究会.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第3卷),驾洛国史迹开发研究院,1995:412-413.

    [8]朴庆元.统一新罗时代的墓仪石人石兽研究[J].考古美术,1982(154、155合集):177.[8]朴庆元.统一新罗时代的墓仪石人石兽研究[J].考古美术,1982(154、155合集):177.

    [9]a.刘昫.旧唐书:舆服志(第45卷)载:“朱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b.杉本正年.东洋服装史论考(中世篇)[M].东京文化出版局,1984:82.[9]a.刘昫.旧唐书:舆服志(第45卷)载:“朱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b.杉本正年.东洋服装史论考(中世篇)[M].东京文化出版局,1984:82.

    [10]李昉.太平御览:服章部五·貂婵(第688卷)载:“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赵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婵。愚谓北土寒凉,本以貂皮暖附施于冠,因遂变而成饰也。”[10]李昉.太平御览:服章部五·貂婵(第688卷)载:“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赵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婵。愚谓北土寒凉,本以貂皮暖附施于冠,因遂变而成饰也。”

    [11]杉本正年.东洋服饰史论考(中世篇)[M].东京文化出版局,1984:130.[11]杉本正年.东洋服饰史论考(中世篇)[M].东京文化出版局,1984:130.

    [12]金富轼.三国史记:杂志·色服(第33卷)[M].首尔:乙酉出版社,1997:200-202.[12]金富轼.三国史记:杂志·色服(第33卷)[M].首尔:乙酉出版社,1997:200-202.

    [13]黄辉.中国古代人物服式画法[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40.[13]黄辉.中国古代人物服式画法[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40.

    [14]对于武官及宫殿侍卫身穿裲裆甲胄,学界的看法趋于一致,而对于陶俑直到现在还没有相对明确的见解,其是文人还是武将并不明朗。a.AlbertE.Dien,“AStudyOfEarlyChineseArmor”,ArtibusAsiae,Vol.XLⅢ,2/2(1981),28-30;b.佐藤雅彦.世界陶瓷全集(11):隋唐[M].东京小学馆,1989.其中说明第11中将白瓷黑彩官人界定为文人。[14]对于武官及宫殿侍卫身穿裲裆甲胄,学界的看法趋于一致,而对于陶俑直到现在还没有相对明确的见解,其是文人还是武将并不明朗。a.AlbertE.Dien,“AStudyOfEarlyChineseArmor”,ArtibusAsiae,Vol.XLⅢ,2/2(1981),28-30;b.佐藤雅彦.世界陶瓷全集(11):隋唐[M].东京小学馆,1989.其中说明第11中将白瓷黑彩官人界定为文人。

    [15]a.陕西通志:县志(第70卷).b.张礼.游城南记.转引自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M].东京国会刊行会,1980:626;陕西通志(第28卷)也记录了唐肃宗陵前遗留的翁仲和石狮状况。[15]a.陕西通志:县志(第70卷).b.张礼.游城南记.转引自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M].东京国会刊行会,1980:626;陕西通志(第28卷)也记录了唐肃宗陵前遗留的翁仲和石狮状况。

    [16]a.旧唐书:丘和传(第5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b.新唐书:丘和传(第9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a.旧唐书:丘和传(第5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b.新唐书:丘和传(第9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a.新唐书:秦琼传(第8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b.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M].东京国会刊行会,1980:(626).[17]a.新唐书:秦琼传(第8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b.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M].东京国会刊行会,1980:(626).

    [18]a.赵二玉.新罗圣德王代唐外交政策研究[J].梨花史学研究,1990(19):77-97.b.金英美.对圣德王代专制王权的考察[J].梨大史苑,1985(22,23合集):369-450.[18]a.赵二玉.新罗圣德王代唐外交政策研究[J].梨花史学研究,1990(19):77-97.b.金英美.对圣德王代专制王权的考察[J].梨大史苑,1985(22,23合集):369-450.

    [19]姜友邦.新罗十二支像的分析和解释[J].圆融和调和.열화당,1990:323.[19]姜友邦.新罗十二支像的分析和解释[J].圆融和调和.열화당,1990:323.

    [20]a.李文基.新罗侍卫府的成立和性质[J].历史教育论集,1990(9):25-49.b.三国史记:职官下·武官条(第40卷),最先出现“侍卫府”记载。[20]a.李文基.新罗侍卫府的成立和性质[J].历史教育论集,1990(9):25-49.b.三国史记:职官下·武官条(第40卷),最先出现“侍卫府”记载。

    [21]新唐书:百官志·诸陵台(第48卷)载:“诸陵台令各一人,……,掌守卫山陵。凡陪葬,以文武分左右,子孙从父祖者亦如之;宫人陪葬,则陵户成坟。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坟不毁。”译者按:可能是作者笔误,甄官署并非为诸陵台的下辖机关,而是将作监的属下单位。诸陵台为宗正寺下辖机关。[21]新唐书:百官志·诸陵台(第48卷)载:“诸陵台令各一人,……,掌守卫山陵。凡陪葬,以文武分左右,子孙从父祖者亦如之;宫人陪葬,则陵户成坟。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坟不毁。”译者按:可能是作者笔误,甄官署并非为诸陵台的下辖机关,而是将作监的属下单位。诸陵台为宗正寺下辖机关。

    [22]新唐书:百官志·甄官署(第48卷)载:“甄官署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琢石、陶土之事,供石磬、人、兽、碑、柱、碾、硙、瓶、缶之器。敕葬则供明器。监作四人。”[22]新唐书:百官志·甄官署(第48卷)载:“甄官署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琢石、陶土之事,供石磬、人、兽、碑、柱、碾、硙、瓶、缶之器。敕葬则供明器。监作四人。”

    [23]朴南守.新罗手工业史[M].新书苑,1996:52,113.[23]朴南守.新罗手工业史[M].新书苑,1996:52,113.

    [24]홍휘유.朝鲜中世手工业史研究[M].知养社,1989.[24]홍휘유.朝鲜中世手工业史研究[M].知养社,1989.

    [25]金富轼.三国史记:杂志·职官(第39卷)中,与陵墓相关的官署还有陵色典。[25]金富轼.三国史记:杂志·职官(第39卷)中,与陵墓相关的官署还有陵色典。

    [26]朝鲜王朝实录中将石床命名为游魂石。[26]朝鲜王朝实录中将石床命名为游魂石。

    [27]闵宽冕.东京杂记:新增(掛陵)(第14卷)载:“在府东三十五里,不知何王陵。掛柩于石上,因筑土为陵,故名焉!石物尚存”。[27]闵宽冕.东京杂记:新增(掛陵)(第14卷)载:“在府东三十五里,不知何王陵。掛柩于石上,因筑土为陵,故名焉!石物尚存”。

    [28]a.权应弼.庆州掛陵石像人物再考[J].美术资料,1992(50):63-83.认为此石人像应属伊朗系统,如果武将的话,应当属维吾尔族统。b.国立庆州博物馆.庆州与丝绸之路[M].1991:3-54.[28]a.权应弼.庆州掛陵石像人物再考[J].美术资料,1992(50):63-83.认为此石人像应属伊朗系统,如果武将的话,应当属维吾尔族统。b.国立庆州博物馆.庆州与丝绸之路[M].1991:3-54.

    [29]a.李龙范.处容说话的考察:唐代伊斯兰商人和新罗[J].震檀学报,1969(32):57-90.b.李龙范.三国史记所见伊斯兰商人的贸易品[C]//李弘植博士花甲纪念韩国史学论丛.新区文化社,1969:95-104.[29]a.李龙范.处容说话的考察:唐代伊斯兰商人和新罗[J].震檀学报,1969(32):57-90.b.李龙范.三国史记所见伊斯兰商人的贸易品[C]//李弘植博士花甲纪念韩国史学论丛.新区文化社,1969:95-104.

    [30]シルクロ-ドの遺[M].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并参照图版第89及其说明,其中提到“财布”相关故事。而穆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M].檀国大学出版部,1992:272中,解释为“韩国幸运的手袋”。[30]シルクロ-ドの遺[M].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并参照图版第89及其说明,其中提到“财布”相关故事。而穆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M].檀国大学出版部,1992:272中,解释为“韩国幸运的手袋”。

    [31]a.新唐书:车服志(第24卷)载:“初,职事官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算袋、佩刀、砺石。”b.旧唐书:舆服志(第45卷)载:“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磨石,武官欲带者听之。”即规定佩带算袋。[31]a.新唐书:车服志(第24卷)载:“初,职事官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算袋、佩刀、砺石。”b.旧唐书:舆服志(第45卷)载:“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磨石,武官欲带者听之。”即规定佩带算袋。

    [32]唐墓壁画珍品选粹[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6,32,39,47,59,61,62.[32]唐墓壁画珍品选粹[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6,32,39,47,59,61,62.

    [33]姜仁求.新罗王陵的再检讨:以〈三国遗事〉的记事为中心[C]//三国遗事的综合检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7:374-375.此文推定九亭洞方形坟出土品为九世纪后半出现的东西。[33]姜仁求.新罗王陵的再检讨:以〈三国遗事〉的记事为中心[C]//三国遗事的综合检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7:374-375.此文推定九亭洞方形坟出土品为九世纪后半出现的东西。

    [34]封演.封氏见录闻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34]封演.封氏见录闻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

    [35]新唐书:礼乐志(第14卷)载:神道左右排列百官,行从,宗室、客使。即“百官,行从,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寝室则分方序立大次前”。[35]新唐书:礼乐志(第14卷)载:神道左右排列百官,行从,宗室、客使。即“百官,行从,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寝室则分方序立大次前”。

    [36]陕西通志(第71卷)载:“高宗之葬,诸蕃酋来助者甚众,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其事,刻之以耀后世也。”转引自廖彩樑.乾陵稽古[M].合肥:黄山书社,1986:13-14.[36]陕西通志(第71卷)载:“高宗之葬,诸蕃酋来助者甚众,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其事,刻之以耀后世也。”转引自廖彩樑.乾陵稽古[M].合肥:黄山书社,1986:13-14.

    [37]a.权应弼.庆州掛陵石像人物再考[J].美术资料,1992(50):70-78.b.默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M].檀国大学校出版部,1992:267-272.[37]a.权应弼.庆州掛陵石像人物再考[J].美术资料,1992(50):70-78.b.默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M].檀国大学校出版部,1992:267-272.

    [38]a.吴英焕.从新罗陵墓制度看东西文化交流[J].诚实大学报,1956(12):214-231.b.申滢植.新罗与西域[J].新罗文化,1991(8):117-126.c.崔龙洙.关于“处容歌”[J].《배달말》1994(19):233-261.d.玄龙准.处容说话考[J].国语国文学,1968(39、40合辑):1-38.[38]a.吴英焕.从新罗陵墓制度看东西文化交流[J].诚实大学报,1956(12):214-231.b.申滢植.新罗与西域[J].新罗文化,1991(8):117-126.c.崔龙洙.关于“处容歌”[J].《배달말》1994(19):233-261.d.玄龙准.处容说话考[J].国语国文学,1968(39、40合辑):1-38.

    [39]对此问题,笔者还有一篇论文说明。参朴庆元.统一新罗时代的墓仪石物石人石兽研究[J].考古美术,1982(154,155合刊):168.[39]对此问题,笔者还有一篇论文说明。参朴庆元.统一新罗时代的墓仪石物石人石兽研究[J].考古美术,1982(154,155合刊):168.

    [40]增补文献备考:礼考17(第70卷)载:“高丽显宗八年,命三国诸王陵庙所在州县修治,禁樵牧,过者下马”。[40]增补文献备考:礼考17(第70卷)载:“高丽显宗八年,命三国诸王陵庙所在州县修治,禁樵牧,过者下马”。

    [41]柳锡佑.庆州市志[M].庆州市,1971,参考第609页“宪德王陵条”及第640页“芬皇寺条”。[41]柳锡佑.庆州市志[M].庆州市,1971,参考第609页“宪德王陵条”及第640页“芬皇寺条”。

    [42]闵应奎.兴德王陵碑断石[J].考古美术,1961(7):67-68.[42]闵应奎.兴德王陵碑断石[J].考古美术,1961(7):67-68.

    [43]为了制作此图,许志安先生先绘制了实测图,后来又不辞劳苦地在电脑上制作成电子版。人物服饰及全文内容,承蒙张庆熙先辈仔细认真地校正。笔者对他们深表感谢![43]为了制作此图,许志安先生先绘制了实测图,后来又不辞劳苦地在电脑上制作成电子版。人物服饰及全文内容,承蒙张庆熙先辈仔细认真地校正。笔者对他们深表感谢!

    注释

    1因原文中一些插图扫描后不太清晰,译文中只采用部分原文插图。因原文中一些插图扫描后不太清晰,译文中只采用部分原文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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