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综合论述 > 其它 > 礼和善:传统“徽式”服饰的演变规律
    何谓传统“徽式”服饰?有人从传统“徽式”服饰地域特色的延续性来定义,如张融等[1]认为古徽州人的忍让、中庸等性格,造成了“徽式”服饰整体表现出古朴而稳重、清爽而淡雅的视觉特征;郑红等[2]认为徽州服饰图案中植物造型雅致,人物和动物造型朴实,女性服饰图案素雅,儿童服饰图案色彩鲜艳等;郑红等[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徽州的地理地貌和气候特征造就了传统徽州服饰在样式、结构、色彩等方面的特色;张静等[4]通过比较闽南、江南和徽州等地域服饰的差异,总结了徽州特有的地理环境、内在人文背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徽式”服饰特征。有的学者从传统“徽式”服饰所经历的流变来定义“徽式”服饰,如许平山[5]、曲义[6]分析了从山越时期直至民国期间,传统“徽式”服饰所经历的变革,认为“礼”的变革对“徽式”服饰特征的影响最大,而徽州地域的地貌环境构建了“徽式”服饰的基本特征,虽历经多次流变,也依稀保留了部分。
 
    本文以文献考证为切入点,结合部分皖南徽州地域传统服饰实样,对“徽式”服饰特征的流变进行梳理,分析“礼”和“善”在传统“徽式”服饰演变中的作用机制,由此探索上层建筑、人口结构、经济技术水平、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与服饰演变间的内在规律。
 
    1传统“徽式”服饰演变的历史过程
 
    “灰锦地平针绣团花连鹤纹长袍”(徽州博物馆馆藏品),这是古籍中描述服饰品的常用书写方式,可拆分成“灰锦地//平针绣//团花连鹤纹//长袍”,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对服饰品的描述是按照“色彩、材料、针法工艺、纹样、通称(形制名称)”这一秩序来书写的,呈现出古人对服饰品的认知与传播的方式。古徽州居民对传统“徽式”服饰的特征进行不断地消解与重构,从而形成了缤纷多彩、脉络清晰的徽州民间服饰演变史。传统“徽式”服饰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一部分,其演变过程也遵循着中国服饰发展史的脉络,同时也表现出古徽州地域性的艳丽。
 
    1.1“徽式”服饰的形成
 
    古徽州地处崇山峻岭,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7],呈现出山越文化特征:淳朴而刚强[8],在服饰上“恶衣服……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变”[9]。可见当时受限于环境、材料、技术及人口结构等因素,服饰仍以先秦深衣的形态呈现,男女通衣;多以黑、蓝为其主色,辅以中灰;就地取材,多以粗葛、毛皮为主要材质,辅以麻;就地取材和物尽其用是当时服饰生成特征——实用和简陋。直到徽州地区第一次融合即东吴对徽州的征服和治理,大量古徽州居民开始走出深山,在与吴越礼制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原居民的山越服饰特征慢慢消解了,并在新的礼制下重构了徽州服饰,给新的“徽式”服饰中融入了东吴江南服饰气息。古籍《晋书》中有记载“新安人作歌舞离别之辞,言其服饰如宫廷歌舞(吴廷)”,由此可窥见一斑。通过这次征服,徽州被纳入政权辖区,民众走出山谷,融入主流群体,同样通过交流与融合,当地的别具特色服饰才为世人所知。《新安志》中有记载:“山居者尝以纸为衣……今歙、黟中,有人造纸衣段可如大门阖许,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者。”[7]山谷居者对纸进行上浆处理,使纸失去通透性,以达保暖、防风、阻雨等功效,而且还非常轻便,为远行的士大夫们所青睐。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徽式”服饰的第一次转变,徽州服饰逐步形成了地域化的审美风格取向:实用、质朴、淡雅。无论历史长河如何惊涛骇浪,这种“徽式”服饰审美文化都一直保持和延续着。
 
    1.2“徽式”服饰的发展
 
    隋唐至宋期间,由于中原地区战乱繁复,大批民众南迁,其中很大一部分迁入徽州地区。他们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经济文化水平,通过与当地原居民的结盟或征服,凭借先进的技术、文化、与经济水平,逐步确立了在徽州地区的群体优势地位,成为徽州地区的主流,进而促进了制麻、养蚕、织丝、印染等纺织服装技术在徽州地区获得巨大的发展。人们日常服饰中逐步以麻和丝绸为主要材料,许楚在《新安妇》有云:“新安妇,莫寒素,六月擎麻丝,三冬曳裙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服饰品选材与加工过程。形制基本与中原地区服饰无显著差异,宽松博广、平直、交襟等是其主要形制特征,而在平民中仍然保留部分因地制宜的功能性改良:窄袖、短衣、绑腿等,以适应山地间的劳作。色彩种类呈多元化,以五行色(除黄色)为正色,加以辅色,但总体仍呈现淡雅格调。移民文化诱发了“徽式”服饰的第二次流变,使得徽州服饰文化完全融入中原服饰文化体系中。这次“徽式”服饰的演变因大量移民带来的先进移民文化所致,徽州民众在学习先进文化过程中,逐步消解了之前“徽式”服饰的用材简陋、样式陈旧、染色单调等特征,进而在审美意象上转向“雅”的服饰特征构建。简而言之,因移民而引发的南北融合和东西交流,促进了“徽式”服饰的发展。
 
    1.3“徽式”服饰的成熟
 
    元明至清中期,该历史时期内分别由蒙古族、汉族和满族统一了中国,虽然在短期内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在“以和为贵”的民族价值取向和理念下逐步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存、文化认同、文化共享、文化共荣和文化共创的局面[10]。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间文化上的交往和融合,在服饰特征的流变上表现尤为明显:从元的云肩到清的马褂、旗袍等民族性的服饰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服饰;短衣窄袖慢慢从下层民众着装类型成为社会主流时尚。纺织服装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自元朝起,国家大力发展棉花、桑蚕的养植与纺织技术,普通民众逐步以棉布替代了麻等服装用料。通过发达的徽州商贸及移民,大量先进的种植、纺织技术引入徽州,由于徽州地少人多,从事纺织行业获取营生成为商妇们的主要选择。清朝倪伟人在《新安竹枝词》中有云“西去天都山路赊,乡村处处响缫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徽州纺织业的盛况。该时期内,由于徽商的繁荣,加剧了贫富差距,在服饰着装上表现尤为明显,富商对服饰追求奢华、精美,有“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跕屣”之说[11],与主流无二致;但是普通民众衣着依然简朴、实用,色彩仍然保持了低明度、低纯度、色相灰暗的徽州格调特征。这次徽州服饰的演变呈现下列特点:1)服饰形制变化巨大;2)主要服装材料转为更加舒适的棉;3)商贸发达,政权加强对服饰文化礼制的传播与维护(主要针对男性);4)人口结构从净流入逐步转向净流出,一方面为浙、苏、沪等地区纺织服装发展提供了人力和财力,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徽式”服饰由盛转衰的隐患。服饰文化的传播与维护是这次“徽式”服饰演变的主要动力和形式,这是“徽式”服饰的第三次流变。在政权强力传播下,旧的“徽式”服饰特征(形制)消解,并以新的形制下对服饰的各构成元素进行了重组。
 
    1.4“徽式”服饰的消亡
 
    清末至民国,在内乱和外侵的双重作用下,桎梏般的封建体制逐步瓦解,为之服务的沿袭了几千年的舆服制度也走向了历史的尽头.相依而生的“徽式”服饰也开始完全消解了,从较为单一的服饰形制走向了更加多元化的款式,新式的西装、衬衣、短裙、中山装等日渐流行,旧式的对襟短褂、右襟衫褂等制式只在乡村年长者中可见。服饰回归到其物质本源,人们更多地从服饰的功能及审美层面来审视和重构服饰各构成元素的组合关系。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性演变,几乎消解了旧体制下“徽式”服饰特征的所有组合形式,这是一种新生,但是同时也隔断了传统“徽式”的传承。
 
    2“徽式”服饰演变的动因
 
    地域性民间服饰的形成不仅有其自然地理气候的规定,而且还有历史时间上的限制。“徽式”服饰的特征及其组合,在每个朝代都有所变化,似乎是徽州人在某个历史节点上的随机选择,实际上却是多种客观元素相互叠加下的必然结果,乃至走到了传统“徽式”服饰消失殆尽的境地,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纵观上至山越下至清末民初,近三千年“徽式”服饰流变的粗略,可以窥觊传统“徽式”服饰的流变遵循着某种内在规律,它推动着“徽式”服饰的形成、发展、成熟、衰败,直至最后消亡。
 
    2.1“徽式”服饰的演变是从“礼”之变
 
    礼即礼制,《礼记·乐记》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孔颖达疏:“礼者,别尊卑,定万物,是礼之法制行矣。”从中可以看出“礼制”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方法,以其来别尊卑、定万物、规准则。从周朝开始设立的“舆服”制度就是古代“礼制”在出行车载和服饰方面的应用和具体规范,从而赋予服饰以象征意义,虽然“徽式”服饰是一种地域性、民间服饰,但是也受“礼”辖制,并自觉承担起维护“礼”的责任。“徽式”服饰流变的从“礼”之变主要表现在形制、色彩、材料和纹样四个特征之变上。
 
    2.1.1循规蹈矩的服制
 
    政权的每一次更迭,新的统治阶级为了区别于旧政,一般会“易其服”,民间服饰的形制也随之变化。如:山越时期,居徽州山者多着上衣下裳,上衣长不过膝,窄袖小口,呈现出战国时期的舆服形制;到了秦汉时期,由于政权的统一和对外交流增多,出现了全国统一的服饰,男女通用宽衣广袖的连体、直裾、右衽、交领式袍服,并形成了“衣作绣,锦为缘”的服饰工艺特征,传统“徽式”民间服饰也都采用此服饰工艺,只是为了山区劳作,对袖口及衣长进行了收缩处理,也出现了内着襦裙和袴方便山区劳作行走的下装形制,“徽式”服饰形制基本成形;魏至隋唐宋时期,各地域和民族的交流,服饰形制多元化增多,但是以圆领袍服为主要形制,男女分制明显,延续了汉代袍服的基本型,只是在领口、门襟、上下比例、衣身合体度、袖型等方面进行了变化,至此“徽式”服饰特征基本成熟。虽元、明、清政权更迭,但仍统治阶层大多沿袭了这种形制,元、清时期,在基本形制上融入了较多的民族元素。即使在清朝时期,全国服饰统一为满清形制,形成了上衣下裳的形制,民间及便服中男子上衣常用长袍、马褂、旗袍、衫等样式,下裳一般以裤、裙等款式,可以说是满汉混搭,外褂内袍,其袍服、旗袍等形制为右衽交领,与汉时相似,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总之,传统“徽式”服饰在形制上的演变是遵从“礼”要求下的变化,从形态学上分析不过是在汉代袍服形制基本型上的变化而已,内在的却是周礼和道德教化融合的服饰制度[12]。传统“徽式”服装的形制基本与各朝所定形制一致,其形制随着礼制的变更而变化。
图1 汉、明、清徽州农民服饰形制变化图示
    图1汉、明、清徽州农民服饰形制变化图示 
 
    (a)汉代陶俑(b)明末木雕(c)清末徽州服饰
 
    2.1.2尊卑有别的服色
 
    中国古代色彩有五行之说,青、赤、黄、白、黑为五色,赋予五行之象征,为天子所用,五正色之间的间色是平民所用,以此来区别等级,象征贵贱高低之别。秦汉期间,以黑为正色,为尊贵之色,农民只能着本色(白色或灰色)麻布衣,不许穿彩色服装,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散民不敢服杂彩”,直到西汉才许用青绿[13];唐朝以黄色为尊贵,禁止臣民使用;宋以紫色为尊贵,以为朝服,平民禁用;明以朱为尊贵,民间禁用(除婚服外)。中国五行正色确立于周朝,以后各朝统治阶层利用五行之说来确定国色,确定宫廷和朝服的用色,而民间(女服)用色一般只需避讳禁色即可。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服饰色彩中以五行正色为最基本元素,其中青(蓝)、赤(红)、黄为三原色,白和黑是两极无彩色。古人以三原色相互混合以产生其他色相,以白或黑色混合以调节其明度和纯度,他们以不同色彩相互混合而产生不同色彩,是谓间色。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中,在“礼”的理念下,服饰色彩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表现不同阶层,比如古人用“白丁、青衣”等来代表平民,以“红袍、黄马褂”等来表示官僚阶层,此种以服色象征不同阶级等级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传统“徽式”服饰为地域民间服饰,其用色多以黑、中灰、藏青、深蓝色等为主,而且多呈现低明度、低纯度的偏暗冷色调,此类用色方式虽因其自然属性(地理气候和独特的物产)影响所致,但同样也是礼制长期作用的结果。
 
    2.1.3贵贱贫富的服材
 
    服饰材料是构成服饰中最基本的元素,由于材料本身的制造成本或稀缺性就高低悬殊,因而服材本身就有贵贱之别,统治阶级将服材贵贱的自然属性与“礼”制中人类社会的贵贱秩序现象进行媾和,从而形成了服饰用材的阶层分化现象,也是“礼”下的服饰文化组成之一。《天工开物》云:“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天下。贱者裋褐枲裳,冬以蔽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先列饲蚕之法,以知丝源之所自。盖人物相丽,贵贱有章,天实为之矣”。文中所述“枲”为麻葛一种,是贱者之衣,而“丝”为蚕丝,是贵者之衣。至汉对服饰材料的使用的规定基本成形,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皇室宗庙以下祭祀,皆服皂色缯袍单衣。”《明史·舆服志》中对平民阶层的服用材料有着更严格的规范:“洪武十四年定命令农民穿绸、纱、绢、布,商人只许穿绢、布,农民家庭如果有一人经商,亦只能穿绢、布。正德元年规定,社会下层人士如商贩、娼妓、仆役等不许穿貂裘。”这种以材料的贵贱内化为人的阶层等级贵贱之别,丰富和量化了古代治国之“礼”在服饰方面的应用。
 
    传统“徽式”民间服装用材很少见丝质和珍贵毛皮等材料,服饰的用材大多为麻、葛、棉等粗布衣,以示着装者的布衣身份[14]。平民们纺织的精美丝绸等材料,只是供给贵族等使用,既是纺织技术难易、经济成本高低使然,也是符合“礼”下的服饰材料内化的结果。正如北宋诗人张俞诗中所言:“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2.1.4泾渭分明的纹样
 
    服饰之纹样最早产生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通过一些具象化的图案来表达对自然界的敬畏与崇拜,后演变为贵族和平民两种截然不同的纹样,但它们之间泾渭分明。贵族服饰纹样常用十二章纹(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来象征皇权及官员等级,虽朝代更迭,十二章纹基本上保持稳定,以示权力结构的秩序。民间服饰纹样的种类和变化就丰富得多,如:山越时期的徽州民间服饰纹样多以云纹、兽纹、回龟纹等几何线形纹样为主,线条拙朴,以寄托民众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汉时纹样受中原文化影响,以动物类和自然现象类纹样居多,纹样更加生动,线条变得灵动流畅;隋唐时期,大量植物纹样出现,纹样品种多样化明显,女装中常用花卉为主要纹样,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至宋明后才趋于稳定,形成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民俗审美意象,吉祥祈福寓意成为民间纹样的主流,多采用谐音、替代、隐喻等语义手法,多种纹样的组合应用变得普遍起来。总而言之,统治阶级的服饰纹样大多以宏大叙事性符号纹样来象征其权威内涵,民间服饰则多采用微观生活化符号纹样来表达其民俗审美意象。一般民间服饰中不得僭越使用贵族服饰中的纹样,民为官用的现象也只出现在贵族的内衣和日常服饰中。
 
    “礼”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和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着服饰的视觉外观构成元素的选择及组合方式,是“徽式”服饰演变的外在动力和支配力量。“徽式”服饰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中华民间传统服饰,其自身的构成特征同样受“礼”所限制和支配。各朝各代的“礼”都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制度文化),由统治者解释和决定的。由此可见,上层建筑是引起传统“徽式”服饰演变的最关键动因。
 
    2.2“徽式”服饰的流变是求“善”之变
 
    “善”良也,有吉祥美好之意。服饰虽为礼制所限,但是终归是生活日常用品,特别是民间的服饰用品,民众发挥主动性,积极优化服饰,以达到“善”即“适体、应时、从俗”的目标。《周记·考工记》开篇即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农业认知革命时期的朴素造物观,表明了良为“善”也,是造物的目标。通过对实物式和描述式传统“徽式”服饰比较和分析,发现民间“徽式”服饰在善的优化上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以服饰功能的适应和实用性来优化服饰;其二,以服饰纹样的祈福和象征性来美化服饰。两种路径都是通过持续性改进服饰的形制、纹样、工艺、材料、色彩中的一个或多个元素来实行的,同时纺织及染色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徽式”服饰求善提供了可能。
 
    2.2.1备物致用之善
 
    “备物致用”出自《周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意指将材料尽其所有地转化为有实用价值的物品,这是在物质匮乏条件下成形的造物思想,不同地域的民众无不遵从。传统“徽式”服饰诞生于古徽州地区,其境内四面环山,平均海拔在1300m左右,处于北纬30o左右,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山间云雾多,湿度大,雨水多且集中,一年四季较分明,且山区夏天闷热而冬天极为寒冷。在其间劳作的当地民众的服装大多呈现出衣身宽松,衣长短小,衣裳分体,袖口和裤口处收紧等特征,以适应山区生活,已达“备物致用”之善。,传统“徽式”特色服饰结构(图1,主要为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品),无一不是为了适应山区所为。由于四季温差较大,徽州地区的民间服饰品种也较其他地区偏多。
 
    表1“徽式”服饰特征及功能 

服饰品种

功能表现

上衣下裳(短衣短裳)

山区运动方便

衣裳连属(窄袖侧衩)

保暖、行动方便

百褶裙

山区行走方便

大裆裤

宽松舒适

护袜、绑腿

防寒、方便行走

钉鞋

方便山间行走

蓑衣(竹或棕)

防雨

纸衣

保暖防风

 
    因古徽州平民辛劳贫穷,所穿服饰多为家人自制,早期居民自制土布布幅较窄,约9寸(相当于29~30cm),短衣短裙更为方便对土布的利用。为了完全利用这些材料,还需应用拼接方法,袖片及腰围以下常见分割裁片特征,同时在袖口、衣摆、领口等边缘易磨损处进行多层拼接或滚边处理。自元朝以后,由于棉在柔软舒适、保暖、染色性等方面优于麻、葛等传统材料,因而普通民众开始全面弃麻择棉。但是棉的耐用性不好,易破损,为了继续使用,常对衣裳破损处进行绣饰、贴花、补丁、拼布等工艺手段,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百家衣的样式(在童装中更为常见)。明代时期有纺织出棉麻混纺的织物,既柔软舒适,也坚挺耐用,同期丝绸等贵重材料也较多被平民中富有阶层所应用。材料的丰富及纺织技术的发达,导致民间服饰形制走向繁复。明代上衣比例更长(可达3尺),裙摆更大(可达十幅),多采用多褶裥结构工艺,褶裙在民间盛行,服饰上的绣纹越来越精致华丽。丝织品一直无法在民间推广,虽然主要是由于礼制所限制,但其织物的物理属性也决定了其只能在富贵阶层中使用。
 
    2.2.2纹以载道之善
 
    “纹”文也,有“服饰上纹样仿佛是纸上之文章”之意,故可以载道。传统“徽式”服饰作为一种地域性民间服饰类型,其道即为民众的朴素生活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一个地域民族心态的沉淀,并在民众间自发横向传递,通过亲朋好友的言传身教进行纵向传承,从而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服饰上的“纹”之道也在呈现出迭代式变动。汉以前的山民以服饰纹样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之意,多以自然界的物像为纹样的内容,通过高度概括化手法进行表现(不是再现),以表达民众原始图腾崇拜和敬畏之道;隋唐宋时期,中华文明高达发展,认知水平进步,民众对纹样的寓意逐步从敬畏崇拜向尚美进行了进阶,其尚美寓意呈现多元化特征,有崇尚生活美好的“牡丹”等纹样,以“梅、竹”等纹样表达对高雅人格的向往,织女们通过对自然界中美好的现象进行人格化借喻,从而内涵为民众的尚美意味,这种尚美是一种“形而下”的美好寓意表达;宋明以后,“吉祥纳福”逐步成为民间主要的纹样寓意,表现题材更加广泛,手法更为多元,异类纹样的组合成为主流,叙事式表达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祈福之意,多以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动植物或生活场景为题材[15],如公鸡和牡丹组合以寓“功名富贵”之愿景,以蝙蝠通“福”等,不胜枚举。
 
    “纹”之善,充分体现了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世俗向往,其“善”的表达是随着民众普遍认知水平的发展而变化的,经历了内化和赋能两个纹以载道的过程。宋之前,民间通过防生自然物来内化而成纹样以表现求“善”之意,比如云纹、龟纹、牡丹等。即使一些幻想之物(龙、凤等)也不过是织女们对自然物的再造而已,纹样的类型一般比较单一,以简洁凝练的直观式纹样来表达,如图2莲花纹(宏村胡氏祠堂拍摄画像中服饰纹样部分)所示。宋之后,织女们主动地将祈福纳吉、驱凶避邪等多元化的寓意赋予纹样,通过多样化组合式纹样以叙事式来表现寓意。比如“福”“寿”等文字类纹样,“凤+牡丹”等组合纹样,“刘海戏金蟾”(图3,赛金花宫拍摄)等故事类纹样。
图2莲花纹
    图2莲花纹 
  图3刘海戏金蟾纹
    图3刘海戏金蟾纹 
 
    2.2.3技术进步之善
 
    民间服饰对“善”的追求,推动了纺织、印染等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同时技术的进步,使得织造行业设计和生产出丰富多彩的织物,为民众的服饰求“善”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古徽州居民从先民的“衣其羽毛”,到“葛麻粗布”,到以棉布为主的变迁,就是在纺织技术不断进步发展推动下的求善过程。随着织机的发展(图4),既增加织物的品种花样,也极大地降低了织造成本,使得平民衣着材料品种也逐步丰富起来。传统“徽式”民间服饰的色彩随着染色技术的进步(物理染色→化学染色→生化染色)而越加多彩。如:山越时期黑、白、灰的质朴,隋唐时期姹紫嫣红的浓烈,宋代的高明度青蓝之淡雅,明代的高纯度浓艳之绚丽。纺织技术的发达和徽商的巨大成功,促使明清时期的徽商所着服饰趋于奢华繁杂。
图4徽州地区纺机发展示意
    图4徽州地区纺机发展示意
 
    纺织技术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民间服饰所用的物质材料,也促使了民间服饰民俗化审美的形成与发展,为民间服饰色彩民俗化审美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服饰民俗审美需求至明代成熟,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配色方式和纹样结构。配色时多以对色搭配方式表达热闹、喜庆和祈福的意象内涵,在童装和妇女内饰中尤为突出。图5是徽州文化博物馆馆藏的“富贵长命”女子云肩,它整体色彩以黑色和蓝色居多,色调冷暗,辅以白色进行了明度对比调和;同时在服饰纹样中大量采用紫色的豌豆、藤曼、花朵和红色的“长、命、富、贵”文字等暖色元素,与整体冷色调进行对比调和。这种配色一方面传达了徽州妇女含蓄低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表达对长寿、多福、富贵等美好愿景的期盼。
图5徽州女子云肩
    图5徽州女子云肩
 
    “徽式”服饰是古徽州人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适体、应时、从俗”之善的服饰才是百姓对服饰内在属性的期盼,因此民间对服饰的求“善”成为推动“徽式”服饰流变的内在动因。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善”的主要因素是当地地理环境、居民服饰民俗文化和经济技术水平,即地理环境、人口结构和经济技术水平。
 
    3“徽式”服饰演变的规律解读
 
    传统民间服饰既是一种满足生活需求的日常物品,也是一种传播统治阶级意志的符号化手段和载体。求“善”是普通百姓对日常所着服饰的内在要求,从“礼”是封建统治阶级对民间服饰这个符号化载体的外在要求。不同时期的“善”和“礼”的内涵都在变化,导致了民间服饰的构成特征也随之发生流变,“善”和“礼”成为推动民间服饰演变的两个关键动力和因素。“礼”是古代中国特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它以强制的方式推动了民间服饰的变革,由此可见,“礼”是传统民间服饰演变的外部动力和支配因素。“善”是服饰本身内在属性,它随着民间需求的升级而变化,进而推动了民间服饰迭代式的进化,所以“善”成了民间服饰演变的内在动力和迭代进化因素,传统民间“徽式”服饰也不例外。综上所述,传统“徽式”服饰演变的规律及路径如图6所示。
  图6“徽式”服饰演变规律示意
    图6“徽式”服饰演变规律示意
 
    由图6可见,徽州地区的上层建筑决定了“礼”的内容,从而规范和限制着传统“徽式”服饰特征(形制、材料、色彩、纹样、工艺)。徽州地区的人口结构(数量、成分、比例)、徽州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技术能力(织造技术、染色技术等)和徽州地区的自然地貌(气候、地貌等)都影响着徽州居民对服饰“善”的要求。政权的更迭、人口结构的变动、经济技术水平的进步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着“徽式”服饰的演变,各种因素的影响强弱在不同时期都不尽相同。如山越时期,技术水平低下,人口结构单一,因而此时的“徽式”服饰中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地域特色非常显著;至宋代,移民改变了徽州地域的人口结构,加上技术水平进步,影响日渐强大,使之“徽式”服饰向主流方向进行变革,地域特征比例逐渐变小;至民国,因封建王朝的解体和“礼”的土崩瓦解,导致传统“徽式”服饰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诸多特征也随之消失。
 
    4结语
 
    传统“徽式”服饰生长于崇山峻岭的山越时期,至明清发展至鼎盛,最终消失在清末民初的风雨中。它既是土生土长的地域服饰,带着徽州的乡土之气,也是南北融合、东西交流而成的中华传统服饰。通过对传统“徽式”服饰流变的历史梳理,剖析传统“徽式”服饰流变的原则及动因后,发现这种变化既遵循了中国传统服饰演变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具有独有的地域特色。
 
    首先,徽州地域所独有的气候地貌环境和原居山民的认知水平形成了传统“徽式”服饰的底蕴,即形制简洁实用、配色低调淡雅、用材朴素节俭、纹样朴实无华,后世虽流变不断,但这种底蕴还是保留在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徽式”服饰之中,这些特征也一定会传承在当代新“徽式”服饰之中,以彰显其地域特色。
 
    其次,纵观传统“徽式”服饰经历的形成、发展、成熟直至消解的整个演变历史过程,揭示出地域性民间服饰的演变所遵循的客观规律:在“礼”的外部干预和限制下,达到服饰的“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造就了民间匠人们传统的造物思想——“从礼求善”。
 
    最后,传统“徽式”服饰的独特印记,不仅由其地域化的服饰构成元素所维系,其特有的演变经历也同样营造出传统“徽式”服饰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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