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断代论述 > > 《中国古代服饰史》之清代入关前及统一后对服饰的改制
  清代的祖先满族,原居于我国东北的长白山一带,数传以后居住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到太祖爱新觉罗·努儿哈赤时即建为清代的兴京城。其后又并哈达、辉发、叶赫、乌喇诸部,以及内蒙、东北各部等的降服和归附,势力范围扩大,到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乃定国号金(世称后金)。清代以“爱新觉罗”氏为姓,爱新即满洲语“金”的意思。到1621年又进入了辽沈地区。当时明王朝的国势日衰,农民起义军相继勃起,最后终于胜利地占领了明王朝统治者的首都北京。正当农民起义军行将完全胜利地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清贵族主乘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之际,假明代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臂助,得以进入关内,建立了清王朝。由于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还在明代统治者的势力中,且虽在北方建立了清贵族主的政权,但人民反抗的力量还是起伏不定,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制度和服饰方面,还保持着两民族间的暂时的妥协。据《研堂见闻杂录》载:“我朝之初入中国(指关内)也,衣冠一承汉制,凡中朝之臣(指明原有官民)皆束发顶进贤冠(即梁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二班”。又《东华录》云:“顺治元年(1644年)……谕兵部曰……予曾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意,反非予以文教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当时所以暂维现状,是因大局还未安定,恐违反广大人民的意愿所致。这可从下一事件中看出:当时山东有一进士,后迁官为侍读,名孙之邂者,为了个人利禄,带头剃发迎降。在朝会中汉人本仍穿明代服饰而列在汉人的班列中,满班官员认为孙某是汉人应归入汉人之班,而汉班官员则认为孙某既改成满人装束,应该站到满班官员里去,因而使他进退维谷,恼羞成怒。孙后来进疏谗言于清主,致有颁发削发的命令。这样,激起了汉族广大人民的忿愤,群起反抗。山东有一名士谢迁者联合了当地人民群众起而攻破州县,入淄州城中,将头发插入孙之邂的头壳中,并将孙全家七人杀死。剃发之令虽不只为此而发,但也可见民情的一般了。逼使清主暂缓下薙(通剃)发令的主要原因,应是当时天下未定。此事亦载之于《清史稿》中的《孙之邂列传》,说是“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又《冯铨传》中也载有:“以铨降后与之邂、(李)若琳(礼部侍郎)皆先剃发,之邂家男妇并改满装”。当时摄政睿亲王也曾说过这三人“皆恪遵本朝法度”之语。

  等到第二年,即顺治二年,这时清统治者权力已初步巩固,南方诸省也全部在其控制之下,接着就发生了在服饰上的大变革。首先是严令汉族臣民依照满族的制度剃发留辫。《清朝野史大观》和《满清稗史》均载:“福临(顺治帝)初登极时,本欲令国民一律剃发,以其抵抗者众,且弘光(福王朱由崧)方称帝于南都,未知何日可南北统一,故不强迫之……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剃发之令,其略曰:‘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闻是的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令剃发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嗣后剃发担有一柱矗立若旗竿然者,犹其遗制”云云。此外,在福建并相传有“留发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语,以致屋舍搬移一空。这虽属不实之传,但也可见当时民情的恐惧和抵抗的情绪。发式一改,当然接着就是服饰的改变了。当时法令严峻,如有不遵者都受到严酷的镇压。《研堂见闻杂录》载:“功令严勅,方巾[1]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于是在顺治三年十二月定官民服饰之制。这种剃发易服的严厉措施,实质上是民族压迫,在当时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民族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持续了一个很长时间。如顺治十一年大学士陈名夏曾向国史馆中另一个大学士说:“要天下太平,止依我一二事立就太平”,并且推其帽摩其头说,“止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陈因而也受到严酷的处死。这种反抗削发易服的斗争不在少数,有的直言,有的逃避转入山林间,也有隐晦的。如魏禧、庄元辰辈则髡首披僧衣作出家头陀,李裀上疏极论其满、汉歧视之不当;有的明末遗民取名为“首发”,落款上写“守发”;另有一人从徐述夔读书时,徐为他取名沈成濯,意思即是剃了头发成为濯濯的样子;又有作诗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这都是表现着民族斗争中的民族意识。为了缓和这种反抗的斗争,清王朝接纳了明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的建议: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这种十不从,虽没有见之于正式命令和明文规定,但在清代的服饰中确实是有这样情形的。如结婚、死殓时一般女的都用明代服饰,未成年的孩童也是这样;又如清代官府里的役隶以及出行时鸣锣开道的人员,也用明代服饰,戴着红、黑高帽;民间举行赛神会时也是如此;优伶演戏时同样穿明代衣着(虽然在顺治十年有“何尝有许伶人留发之令”,这也只就优伶们平时不能留发而言);释道也没有更易其服饰,因而有的人遁入山林作僧装的,如徐州人万寿祺虽作僧装而饮酒食肉如常人一样。这种十不从的创议,传说是由明总督洪承畴所参与赞同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洪承畴被擒后逼降于清,清主对他极为信任,在清初制定各项制度中洪氏是颇有参助的。[2]这种保留若干汉族的制度,是出于政治作用,但也具有完善其早期制度的作用。
清代实行逼令剃发易服,事实上在未入关之前,已经在攻占的原属于明王朝所统治的地区,即已按照满族的习俗制度实行剃发改服。如明降臣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寿、洪承畴辈都已剃发易装。当时凡兵畏所到之处,即令当地官民剃发,如取抚顺时,明游击李永芳剃发降,取大凌河时,即令大凌河将吏兵民剃发;鹿岛居民在明将派人去收复前也都剃了发,入山海关时也是下令军民皆剃发。在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即1623年)即为诸大臣、贝勒、侍卫、随侍及平常百姓规定了帽顶制度;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即1632年)规定了服色制度。[注释]

  清代在服饰制度上坚守其旧制,不轻易改变,有其一定的道理。如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太宗在翔凤楼集合诸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命弘文院大臣读金世宗史,对其属下说:“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一作榜式·达海·库尔缠)[4]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见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故天下人称我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此番征北京出边,我之军威,竟为八大臣所累矣,故谕尔等,其谨识朕言。”这同“我朝初以马上得天下”和“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之语有着相似的意义,因而使清代的衣冠服饰,尤其在男子服饰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极大部分的满族特点。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服饰的制度同实际效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不能排除其生活习惯上的作用。因为满族与汉族的交接扩大了,必然也会使满族的服饰起着变化,因而到崇德三年(1638年)又有“有效他国(指汉族)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的命令。

  到乾隆年间,曾有人劝过清高宗改服汉族服饰(当时已有屡衣汉服,且竟欲易之)。有一天,他穿了汉式的冕旒衮服,并召见亲近的大臣,说他是否像汉人。后来有一老臣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因此停止未行,并在翔凤楼集诸王及属下作训诫说:“朕每敬读圣谟,不胜钦懔感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后在三十八年又谕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等语。虽然乾隆帝并没有采用汉族的衮冕服饰,但在衮服、朝服上,仍采取了衮冕服中的十二章纹饰织绣于服饰中。再如所绘的乾隆帝形象中,《清高宗秋景写字图》、《喜晴图》、《松石流泉间闲图》、《观画图》、《行乐图》等以及《临项圣谟雪景图》中,乾隆帝戴的巾、帽和所穿的,也是汉族的衣裳形制。绘画者都是当代名家,虽未作方巾、乌纱的首服,然其冠服却是汉族前代形制,如果易地易人处之,恐难免有斥惩之累。如德清李某之子。因慕风雅,请人绘一跨马出郊行图,绘成明代衣冠,觉得像很酷肖,即付装裱店裱褙,隔日消息已传开,说其装束违时。某子惧,令人索回已不可能,说是已有人向官府首告,县中正在访闻,尅日就要提讯,结果往返贿赂,费数千金方得无事。这里一个是皇帝欲衣汉服而恪于祖训,一个是慕风雅乃欲作汉人装而遭厄运,这是服饰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部分事例。

  清代虽然废除了明代的服饰,但在某些方面,很多还是沿用前代的,其中显著的即是明代官服上的补子。清代仍照样采用了这种形制,不过明代是施之于常服上,清代则施之于补服上,只是较明代式样略小些而已;明代以靛染天鹅翎缀于红笠上,以一英、二英、三英来分别其贵贱,清代也以羽翎(孔雀尾)垂之于冠后,也分单眼、双眼、三眼和没有眼的蓝翎来分别其贵贱尊卑;明代帽顶有金、玉,清代的帽顶也用珠玉、珊瑚、宝石、金银等,不过厘订更为详晰。当然帽之有顶,明代也沿袭元代。[5]明代民间劳动人民所戴的毡帽,清代也沿用着。他如明代命妇冠上所缀的金凤、金翟及以数目多少为等差降杀,清代也是沿袭这种制度。因此说,凡是服饰的演变改革,也不会全弃前代的有用之处。

  在清代服饰的变革中,较为显著的是太宗和高宗常谆谆训诫的宽衣大袖之形制改易为窄袖紧身,这是有其实际效用的。其中用马蹄袖式,也是清代服饰上的特异处。作者认为,因北方寒冷易致手冻,马蹄袖则可卷上、掩下,卷上便于弓射及操作,掩下则可保护双手免受寒气侵入。其他如衣服上都用钮扣(明代虽有,但不全部施用),这在衣服的使用上确是方便得多了,而且衣襟的形式也可以有所变化。尤其在领的部分,使后期服饰在形式上增多了不少的变化。

  到了清王朝后期,由于统治阶层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广大人民逼于生活而导致不满,群起反抗,要改变其政权甚至图谋推翻。这时清政权对内要镇压人民,对外又屈辱于各帝国主义的掠夺强权势力,建国初期的劲旅已转为暮气沉沉的怯军。为了挽救其封建王朝,在“以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在同治四年始遣派学生游历外洋,光绪二年又选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军、陆军等知识技艺(是为我国学生留学外国之始),嗣后就陆续派学生往东西洋各国学习。留学生一到国外,必然会吸取其较合理而又实用的文化科学知识,在服饰上也不能例外。于是辫发剪了,西式服装着了,这可以说是我国效法西方服饰改制的先声。但当时这在国内还是行不通的。所以留学生回国以后,碍于清室的成规仍需穿用清式服饰,因发辫已剪了,只得以假辫缀之于顶后。同时因改练新军,采用西式操练,学生亦采用西学,因而军队和学生的服饰也采取了西式的操衣、操帽,军帽、军装。到宣统二年(1910年),迫于形势,开始准臣民自由剪发,但一因积习太深太久,二因清政府内的顽固派阻挠,虽有这种诺言,也没有得到实施,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后,才得以实行。

  现在再就清代冠服制度的厘订、施行和禁例等扼要地介绍于下:自从清贵族主入关建立顺治王朝后,在原有满族的基础上先后更订了各种冠服制度的形制。九年(1670年)定《服色肩舆永例》;康熙九年定民公以下有顶带官员以上禁止穿五爪蟒缎等;雍正四年(1726年)和八年在原有的形制上先后定大小官员帽顶等级,并对触犯服饰禁例者处分极严。如雍正三年十二月在赐太保年羹尧自裁的罪状中,有关服饰方面僭越的计四条,其犯狂悖之罪中有关服饰的违例有二条;[6]雍正十年校刊了《大清会典》一书;乾隆五年敕撰《大清律例》;廿六年又敕撰《大清会典·会典则例》;卅一年校勘完成《皇朝礼器图式》;其后在嘉庆、道光间又纂修、完成《会典及事例、图式》、《大清通例》,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纂《大清会典图例》。他如《通典》、《通考》、《东华录》以及民国初年清史馆编写的《清史稿》诸书,都是由官方编撰的有关清代冠服制度的书籍和图例。此外又有《国朝宫史》、《吾学录》等也是记载清代官定冠服制度的书籍。

  清朝自乾隆以后,国力已渐趋衰落,政治上也更为腐败,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榨取更为深重,激起人民的反抗。英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记道光朝(1821—1850年)中有这样的话:“宣宗即位,其时清室已渐衰矣,内则叛乱踵起,外则强邻逼迫,朝廷之威信渐替,军队之腐败日甚,满人既丧其朴厚强武之风,汉族亦浸移其尊仰爱戴之诚,内外官吏则贪赃纳贿,愚懦卑鄙,官场堕地,土气凌夷,而忧患中之矣。”所记虽含有轻视辱意,没有洞彻窥奥我广大人民正在孕育着行将到来的革命力量,但对清代的上层官僚统治者,确可作为警鉴。自鸦片战争以后,人民的反帝、反压迫的运动更加激烈和普遍,农民起义军遍及全国各地,在这种形势下,清王朝除向人民加倍榨取外,又为了镇压起义军,重开捐封之例,对镇压人民的战争中之有功者,加以爵号,赏以顶翎。例如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至四月间就有赏给花翎者达九十五人,赏给蓝翎者二十三人,其中虽有对失职、失利者予以革摘的,但较之于赏戴者却少得多。同时对于出钱捐官者,又卖给顶翎。《旧京琐记》曾云:“初唯有近侍、宿卫有之……昔日汉文臣赐翎者甚少……自捐例开始,人人可得其极也,仅费二百金,故外省官员,几于无人不翎矣。”从中可看出到了清代后期顶翎的泛滥,而这种既得顶翎的大小官员,又必然反过来向百姓加倍榨取,如文人洪亮吉上书切言当时官场情形:“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言之确凿。上书后,以其语戆,落职免死,遣戍伊犁。这种内压外辱的情形,使得清代贵族官僚地主与广大劳苦人民间的阶级矛盾更为对立和尖锐,终于激起了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清政权。

  清代的服饰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衣有衮服、朝服、补服、公服、龙袍、蟒袍、常服袍、行袍行裳、端罩、行褂、马褂、常服褂、雨衣雨裳;军人士兵有甲胄、军服、军帽;学生有操衣、操帽以及平时的便服、便帽等。
 
  清代命妇的冠服大抵与男子类似,有朝冠、朝褂、吉服褂、朝袍朝裙、龙褂龙袍、蟒褂蟒袍及前代的披风、平时的常袍、长背心、短马甲、衣、裤、裙等。

  清代官服上分别官职品级等差的,主要视其冠上的顶子、花翎,补服上所绣的禽鸟和兽类以及杂色纹样的补子来区别的。

  由于清代的冠服在我国历史服饰中有较大的变革,因而概述其大要,可俾明了其前后演变的情形,下面再分节分类述之。

注释:其僭越之罪有:出门官员穿补服净街,用鹅黄小刀荷包,擅穿四衩衣服,衣服俱用黄包袱,伊子穿四团补服,坐落公馆墙壁俱彩画四爪龙,吹手穿缎蟒袍。其狂悖之罪有:奏折在内房启发,并不穿朝服大堂拜送;纵容家人魏之耀等穿朝、补服与司道提镇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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