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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以骑射开国,于马背上得天下,故无论是精明之主还是愚庸之君都十分重视军戎服饰的制造与配给。清代军戎服饰主要分为实战与仪典用的甲胄与围猎骑射时所穿着的行服两大类。甲有棉甲、明甲、暗甲、藤甲、锁子甲之分;盔(胄)有皮盔、铁盔之别。依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将甲胄分为皇帝、亲王、贝勒、文武官员、将军、侍卫及兵丁甲胄等,区别繁琐且等级严密。行服则由行冠、行褂、行袍、行裳、行带五部分共同组成,依皇帝、亲王、都统、侍卫、兵丁而规制有别。但清代军戎服饰因介于服饰体系与武备体系之间,历来被服装史界、文博界所忽视,而鲜有系统完整的学术成果出现。在目前已产生的学术成果中,通常将行服单纯视作骑射时穿着的便服,而未将其与甲胄结合,视为武备服饰体系的一支,也不乏有对个别甲胄品类进行形制介绍的研究成果出现,但均未对清代军戎服饰体系进行全面完整的系统梳理与服饰文化的进一步解读,故本文的研究可填补对清代军戎服饰体系建构与文化意涵研究的空白。通过研究发现两大军戎服饰系统共融共生,除却使用价值外,还赋予了很高的审美价值与特殊的民族文化意涵,是清代尚武精神的物化表达载体,也是满汉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物证史料。

    1清代甲胄系统

    1.1清代甲胄品类与形制


    在清代甲胄系统中,数量最多,形制最为典型的当属棉甲。皇帝大阅甲及八旗兵丁大阅甲均为棉甲。棉甲为上衣下裳制,分甲衣与甲裳,甲衣肩上装有左右护肩,肩的下部装有护腋,前中有一块梯形护腹称为前挡,左有左挡,右侧有箭囊遮挡故无此装置,除兵丁棉甲外,其余高等级棉甲均配有甲袖;甲裳则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布带系于腰间。棉甲配套的盔帽于盔前后中处各有一梁,额前正中有一尖突形铁质遮眉,盔上有午擎及覆碗,碗上有一形似酒盅的盔盘[1],其中部竖一根管用以承接缨枪,盔帽后垂护项、左右垂护耳,颌下有护颈。明甲、暗甲的形制均与棉甲相似,铁叶镶缀于其上即为明甲,缀于其里则为暗甲(表1)。

    锁子甲又称锁铠,一副上好的锁子甲需20万枚小圆环,防护效果绝佳。相传努尔哈赤在攻打一座城池时,曾两次中箭,但因锁子甲和头盔的保护,没有形成致命伤,得以保全性命。据《皇朝礼器图式》记载:“锁子甲,谨按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俘获军器无算,上命皆藏紫光阁,以纪武成。锁子甲炼铁为之,上衫下袴皆为铁链环相属。衫不开襟,白布缘领,贯首被之。西师深入,屡得兹甲,即被以击贼,殊方共制,克底肤功,敬登于册,以附甲胄之末。”[5]乾隆皇帝曾在平定西域战争中缴获一件锁子甲作为战利品,他命人陈列在紫光阁内,或许是想提醒自己勿忘满族先辈浴血奋战的艰难。

清代甲胄


    表1清代甲胄品类归纳

清代甲胄品类归纳

    表1清代甲胄品类归纳

    藤甲虽历史悠久,但发展至清代则演化为汉军虎衣藤牌兵手中的藤牌护盾。藤牌兵这一兵种兴起于明代中期的抗倭战争,此后一直为清军特种部队。藤牌为清军的常用之盾,大都圆形,牌用坚藤制,外加油漆,体向外突出,正中尤突,略如突蛤或反荷叶形,中心有一小孔,牌之内面有索,以便着手把握,或以套腕。藤质坚牢又有伸缩性,体轻易举,价廉易制,圆滑且不易砍射破入,故用来抵御刀剑枪斧及矢镞弹丸,美中不足的是藤盾不能经久耐腐,且畏火攻[6]。除手中的藤盾外,藤牌兵头戴虎帽,后垂护领,穿黄布虎纹衣。关于虎纹衣,据《皇朝礼器图式》记载:“谨按本朝定制藤牌营兵虎衣,黄布为之,其长半身,下袴如其色,通绘斑纹,袖端白布,以象虎掌,靴亦以黄布绘斑文,绿营藤牌兵亦被之”,而藤牌兵虎帽则有“制革为之,形如虎头,后垂护项下为护耳,皆黄布为之,通绘斑文。”[5]49-50藤牌兵服造型性极强,相较于其他甲胄虽便捷性提高,但防护功能减弱,实战价值大大下降。

    1.2清代甲胄系统的文化意涵

    清代甲胄是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它在融入了满族的游猎习惯与尚武文化的基础上,也承袭了来自汉文化的影响。

    首先,从形制上来看,清代甲胄均采用上衣下裳分体制,此种形制十分利于马上骑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使军队强大,效仿北方游牧民族着上下分体式窄袖短衣骑射征战,使赵国很快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可见这种上下分体式的作战服装有着极高的实战便利性与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故清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对这种衣冠传统的保护。皇太极曾向臣下做过明确表示,他说:“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7]可见,皇太极之所以保留满族服饰传统,是因为它与骑射密不可分,骑射退化,军队弛钝,则国之将亡矣。

    其次,从材质上看,清代甲胄不似唐代明光铠与元代“铁浮屠”采用大面积重装铁叶而制,却多用丝绸、丝绵、金线等柔性材料制造。这是由于清代火器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使作战方式逐渐由冷兵器时期的近身肉搏转换为使用火器远距离投射。作战方式的改变,使清代甲胄上的铁叶逐渐失去实用性,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将三分之一的八旗兵丁大阅甲中的铁叶拆除[8],改造为棉甲,并命江南三织造局按照最新规范的八旗兵丁甲胄规制新生产一批棉甲。改造后的棉甲选用上好的丝绸与丝绵制作,威武美观,礼仪性高于功能性。除八旗兵丁棉甲外,乾隆皇帝的大阅棉甲两袖及甲裳处也不再采用金属甲片缝缀,而是以金丝线编织成条,即可减轻重量也可模拟出镀金铁叶的效果。

    最后,从颜色上看,清代甲胄除锁子甲与装饰华美的皇帝大阅甲外,数量最多的八旗兵丁甲胄颜色各随旗色。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15年创立,分为正红、正黄、正蓝、正白和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八种旗色编制,是兼具军事、政治与生产功能的社会制度。在《八旗通志》的兵制卷中将满洲八旗之制与汉文化中的乾坤八卦思想相结合,说明八旗之色与驻兵方位及五行五色说有着深刻的渊源。具体解释为“自昔帝王之兴,五德递运,或取相生,或取相胜……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代之。五行虚木,盖国家创业东方,木德先旺。比统一四海,满汉一家,乃令汉兵全用绿旗,以备木色。于是五德兼全,五行并用。”[9]在清史学界中,多半认为这种思想是满族统治者入关后为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而强加附会的,但这种将八旗之色的由来根植于汉文化思想的做法,也证明了中原传统文化对于清代霸权文化的深远影响,间接使清代八旗甲胄具有集满汉文化于一体的特殊象征意义。

    2 清代行服系统

    2.1 清代行服品类与规制


    对于行服系统而言,除作为围猎骑射时的戎装外,也是满族男子的日常着装,故常被划入便服一类。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编撰完成的《皇朝礼器图式》中,将行服组配列入武备卷之中。此套《皇朝礼器图式》被很多学者视为清代服饰制度成熟和稳固的分割点[10],故可说明在清代服饰制度完备之时,行服被官方视为武备服饰的一支。在穿着时,头戴行冠,内穿行袍,腰系行带,行褂罩于行袍之外,下系行裳,此为标准的行服组配穿着方式。

    行袍在行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形制为立领、马蹄袖、上下连体式的右衽袍服,右衣裾下短一尺,以便乘骑之需,又称“缺襟袍”,在不乘骑的时候即把这短一尺的一幅用纽扣拴住,同普通袍服一样[11]。除搭配行褂穿着外,行袍还可在穿着甲胄时,衬于其内。

    行褂分有袖与无袖两种形制,因品级不同而制式有别。有袖者袖长及肘,式同马褂,无袖者式同坎肩,两式均为对襟短褂,衣长与坐齐,胸前以纽扣或带子系结,有明黄、金黄、石青、白、红、蓝等色,或以别色镶缘,以别等级与部属。

    行裳左右各一片,前直、后上敛,中丰,下削,上用一横幅相联,两端剃削为带,用以系扎腰间,夹、毡适时更换,冬以裘为表,贵者鹿皮、黑狐皮为质[12]。上到皇帝亲王、臣工随从,下至行围人员、下级庶官皆穿行裳,是具有鲜明满族游猎文化色彩的男子服装。清晚期由于政治上逐渐背离“肄武绥藩”的国策,使八旗子弟的骑射技艺逐渐荒废,行裳便从历史淡出。

    行冠分冬、夏两式,冬冠以狐、羊皮、青绒、毡为质,周檐卷起,上缀朱纬,冠顶饰有各类珠宝或孔雀翎,以辨爵秩。夏冠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檐敞,上缀朱牦,顶饰如冬冠。

    行带宗室用黄,觉罗用红,余者石青或蓝色。带上左右各有一环,佩系帉、荷包、刀、削等类。佩帉微阔而短,绦皆圆结[12]637,多在骑射等军事活动中佩戴(表2)。

    2.2清代行服系统的文化意涵

    清代行服系统在保留满族传统骑射习惯的基础上也结合了汉族的服饰元素。由于满族先祖是生活在东北山林一带的女真人,为适应寒冷的气候,迫使他们的服装要既能御寒便行,又要易于清洗,故在服装上衍生出诸多适应于生产劳作的元素。

    首先,从行袍的形制来看,其衣领有立领和圆领两种形式,其中立领为可拆卸式。冬季服饰厚重,不易清洗,可拆卸的衣领不但便于清洗而且也可大大减少洗涤次数,延长衣袍寿命,天气寒冷时加入立领还可防寒保暖。这种设计充分体现出满族先民“敬物尚俭”的优良传统[15],暗含满族统治者勤俭治国的安邦理想。除此之外,马蹄袖乃满族服饰独有的一大特色。最初在满族男子所着袍、褂的袖口上,多半带有这种袖,就是在狭窄的袖口边,再接出一个半圆形的“袖头”,一般最长径为半尺,因形似马蹄故称作“马蹄袖”。这一袖形是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形成的,尤其在冬日里骑射,将它覆盖在手背上,无论是挽缰驰骋,还是盘弓搭箭,都可保护手背不致冻坏,是北方民族抗拒严寒的一种创造[16]。满族入关后将其作为骑射征战的象征保留下来,用以传达英勇善战,崇尚武功的民族精神。

表2清代行服组配集合

    表2清代行服组配集合

    注:表中信息来源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14]。

    其次,满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关于行褂的形制,据学者考证,最早来自于汉魏时期的“半袖”,即“半臂”,近则很有可能是效仿明代的对襟衣[17]。行褂虽来自汉族服饰,但却在清代备受尊崇,这说明满族虽具有游猎民族的特性,但他的发展并未脱离中华大家庭,与汉族服饰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断绝。满族先祖发现汉族的这种对襟衣十分便于骑射,即可避免偏襟结构在运动时造成的衣襟牵拉不均,半袖的设计又可在运动时排除衣袖的干扰,便于控驭马匹,拉弓射箭,故在自己本民族的服饰基础上加以调整并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在腰间系扎行带也可避免寒风灌入身体,行带上的佩挂也来自于满族的传统文化。在满族的习俗里很讲究佩饰,最常见的为荷包和香囊。相传当初女真族还野处山林时,骑马寻猎经常朝不保夕,故腰间要常挂一个皮质的“囊”用来装食物充饥,再用皮条子抽紧,此即为“荷包”最早的样式。后来逐渐演变为用丝绸,锦缎加以刺绣技法精心缝制而成的腰间佩饰。直至入关后挂荷包的传统依然延续,在穿着行服时腰系行带,行带上缀着的荷包虽早已不具贮备干粮的功能性,但却示意要居安思危,不要忘其根本。

    3结语

    清代军戎服饰是满汉民族文化融合与历史变迁的产物,是王朝更替与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实用需求与统治需求的产物。甲胄与行服两大分支和谐共存,在摸索中演变发展,共同组成清代军戎服饰系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特色,凝聚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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