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断代论述 > 南北朝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风尚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风尚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带来的民族迁徙促进了胡汉杂居,北方民族的异质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发生了空前的碰撞与融合。与此同时,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下,思想的动荡、佛教的繁荣都为当时的文化和审美添上鲜明的时代特色,服饰风尚正是这一时期复杂社会现状的生动写照。通过南北方代表性的服饰妆发,探究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的消长过程,全面的认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风尚。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服饰;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服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风尚研究”,项目编号:15YJC760034;院级人文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服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风尚研究”,项目编号:2014rwsk03;

    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可说是社会最混乱的年代,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却产生了毫不逊色于大一统的繁荣时期的艺术文化,妆饰艺术也在此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崭新景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风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形制

    三国鼎立至西晋,中原地区始终处在汉民族政权下,在服饰上基本承袭秦汉制度。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北方被少数民族政权占据,传统的中原汉族政权退居长江以南,这时的中国服饰南北大相径庭。

    南方的汉族政权的衣冠服制在遵循了秦汉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汉族男子服饰以头戴冠,身穿袍,腰系配饰为正服,按照场合、身份、等级的不同有所区别。

    所谓“衣冠形制”,冠起到标识着身份地位的重要作用。魏晋天子戴通天冠,皇子戴远游冠,文官戴梁冠,武官戴武冠,此外还有法冠、高山冠等,对应不同的官员等级所服用。

    袍是统称一般的长衣,下配裤与裙,南朝的天子百官多用绛纱袍。除了单色袍服,还有带花纹的锦袍,《晋书·卢志传》中记载:“帝悦,赐志绢二百匹、绵百斤、衣一袭、鹤绫袍一领”,说的就是织有鹤纹的锦袍。

    配饰在形式上延续了前朝,但意义上有所改变,以代表性的佩剑来说,剑本是汉制中重要的配饰,到了魏晋变为用剑形物替代真正的剑,用玉、金银、玳瑁蚌壳等材质区分等级。佩剑原本的实用功能渐渐消泯,代之以礼仪和审美而存在。

    除正服外,官员日常及百姓喜欢头戴帢、巾、帻、帽等,这些多为各种织物制作,轻便且舒适。衣着上有衫、袄、裙、裤,宋代的男子常服半袖,在魏晋已经出现,《晋书·五行志》中记载:“魏明帝著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阜,谏曰:‘此礼何法服邪!’”这时的半袖还被视作“服妖”,在《晋书》与《世说新语》中对“服妖”现象多有记载。乱世中,名教礼法拘束较少,文人名士多以奇装异服来彰显自身精神情操和对传统道德的不屑,在他们的带领下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反成了比较普遍的潮流。

    南朝女子服饰以袿衣和蚕衣为正服。袿衣的形制似深衣,式样上有明显不同,腰部收紧,下摆增大,衣襟缠绕的层数增加,以突出女子的纤腰,且在衣襟层叠间在服装底部会出现形如刀圭的尖角。袿衣既是命妇的礼服,也是普通女子的嫁衣。蚕衣是祭祀蚕神时的衣服,采用深衣制,佩戴印绶,也可作为命妇朝服。

    南朝女子常服多上身穿襦、衫,下身穿裙子。南朝的襦、衫有宽大的也有窄狭的,但无论宽窄,均少用小袖,多在臂弯处就变的宽大。南方天气温暖潮湿,女子喜衣料轻薄,衣袖和裙摆宽大,又有纤腰盈盈一握,衬出飘飘欲仙的身姿。

    自司马氏偏安长江以南之后,北方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胡族纷纷入主中原,这些马背民族在服饰上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入主中原后,自然而然的与当地的农耕文明相互影响交融,此时的北朝服饰可归为三类,一是游牧民族的民族服式,二是游牧民族混合了中原汉族服饰后的服式,三是留居未迁徙南方的中原汉族的服式。

    游牧民族人数少,入主中原后也难以靠本族人来控制汉族,且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水平远高于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所以对汉族认同、学习和融合是统治阶层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北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鲜卑风俗为汉制之后,胡人原本的民族服饰逐渐的消失或与汉服相融合,现今可以从文献和图片中了解到其原有服饰的一些特点。

    首先,胡人不束发,司马光记载说“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1]萧子显说“……所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2]可见胡人传统的发型是辫子。同时,他们不带冠而戴帽,北地严寒,民众都披发戴帽以御寒,这是人们面对自然环境的应对之法。

    其次,北朝的袍服较贴身,多小袖窄袍,下身也多穿窄口裤,这是马上民族应游牧生活的需要。北朝的袍服和汉族服饰的最大区别在衣襟上。汉族以右为尊,衣襟是右衽,胡人则相反为左衽,便于骑马时以右手单手控马,左手探入衣襟取物。

    二、裤褶与民族大融合

    由于胡汉之分,南北服饰形制迥异,但自东晋偏安江南,五胡入中原以来,战事不断,南北交流频繁,是一个文化交汇融合的时期,表现在服饰上,典型代表是“裤褶”,从最初的胡服到后来风行南北,可以说它是南北服饰文化结合的典范

    北方民族为适应以狩猎和畜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的需要,服式形制上衣下裤,名为“裤褶”。褶在式样上为左衽袍服,长不及膝,下身穿裤而不穿裙。这种裤褶服轻快便利,易于行动,在北方各族中,它兼任了朝服、赐服、常服、戎服,丧服等多重角色。如“魏旧制,群臣季冬朝贺,服裤褶行事,谓之小岁。”[3]又如“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如魏……魏主赐以绣袴褶及杂彩百匹。”[4]说明当时裤褶服的应用面的广泛性。

    这种上衣下裤的服式因为轻便实用,所以被汉族应用在军中,吴国时就有将裤褶作为戎服的记录。后又在式样上逐渐改进,用广袖和宽口裤,衣襟改为右衽,外形似上衣下裳,符合汉族的衣冠制度,而遇急事,可将裤腿扎起来,便于行事。这种经汉族改良后的裤褶,又反过来影响了鲜卑诸族,这在北朝出土的一些陶俑中可以看到。

    裤褶服不单是男子服饰,女子也同样穿着,《邺中记》中记载:“石虎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著紫衣巾,蜀锦裤褶。”裤褶作为北朝皇后仪仗队的礼服使用。《世说新语》中也有“武帝降王武子家,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裤褶。”武帝指的是南朝宋武帝刘裕,说明在南朝时,裤褶被作为女子常服。

    一种服式,可以让人无论民族性别广泛穿用,这在有着严肃的衣冠制度的古代无疑是神奇的,裤褶的形式在南北相互影响间逐渐丰满,它是民族碰撞与融合的结果,是南北民族服饰文化审美交融的典型代表。

    三、傅粉施朱与《齐民要术》

    女子涂脂抹粉,是常用的化妆手段,以妆粉修饰皮肤,以胭脂增添颜色,六朝在妆容上迥异于汉代的白妆,以红妆最为盛行,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奇名目,盛唐时期可见的许多妆饰风俗都是在此时开始兴起的。在面妆上,有寿阳妆、徐妃半面妆等因“名人”而风行的妆式,亦有黄眉墨妆、额黄妆等受宗教影响所创造的种类。

    六朝男性也爱化妆,曹魏时,傅粉甚至成为曹氏的家风。《世说新语·容止》中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这位“傅粉何郎”应是曹家“粉侯”中最著名的一位。这个时期对于男性美的要求和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说新语》专有《容止》篇来记载当时闻名遐迩的美男: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由此可见,此时的男性美的标准是如玉如璧,如果没有裴令公这等纵使“粗服乱头”依旧难掩的天资绝色,要想成为一个“玉人”,自然要勤于傅粉施朱的人工修饰。

    有如此这般的社会风尚,必然需要技术的支持,魏晋时期的化妆品制作已经颇成体系,有化妆的妆粉、胭脂、唇脂,还有护肤的面脂,护发的香泽,擦手的手药,品种齐全。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中专有一章节记叙了众多化妆品的制作方法,可见在魏晋时期,化妆品的制作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谋生技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产业。

    四、高髻与佛法东来

    发髻的种类大体可分两种,挽在颅后或头顶。挽在头顶的看起来较高,称为高髻。六朝时盛行高髻,且种类繁多,有名目记载的就有数十种,如灵蛇髻、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涵烟髻、蛾眉惊鹄髻、芙蓉髻等。其中部分已难以考据实际形态,但是从名字来看,都是具有典雅气质的美丽发髻。

    这些发髻名目中有些是因造型得名,有些则伴有名人典故,如灵蛇髻,相传便是由魏文帝的皇后甄氏所创,东晋顾恺之所绘《洛神赋图》中的洛神,梳得就是这种灵蛇髻。飞天髻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灵蛇髻和飞天髻是唐之前最有名的高髻。

    相较于女子千姿百态的高髻,男子发髻要相对简单。男子多梳单髻于头顶,上戴冠、巾、帽等,也有文人名士,作放荡不羁之态,披发或梳丫髻,以示不屑世俗礼教的约束。南朝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荣启期披发,嵇康、刘伶、王戎梳丫髻,可见一斑。

    这一阶段流行过的诸多发髻样式,除了对美的追求和自身精神世界的外露之外,还受到佛教的影响,现在多说六朝流行高髻是因为善男信女们模仿着佛陀高耸的肉髻,以其能够与佛更加的接近,早日修成正果。时人作何想已不可知,但如飞天髻、螺髻明显是受到佛教壁画、造像中的飞天和佛陀发髻的影响演变而生。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直到六朝之时,连年征战给了佛教发展壮大的契机。佛教所宣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说迎合了乱世中人的心理,解读现世的苦难的同时还给了人们一个虚幻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追求。这种对超凡脱俗境界的追求,很自然的和当时的士文化相融合,成为士文化的一部分,不少魏晋的名士,如殷浩、戴逵就是佛教文化的研究者。佛教的传播,给汉民族的建筑、雕塑、绘画、乃至妆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在服饰上的影响更主要体现在染织纹样上,象征着“净土”与“纯洁”的莲花纹和忍冬纹在此时兴盛起来,在染织、陶瓷、金银器等领域都得到了大量的使用,标志着“从商周到六朝以动物纹为中心的装饰题材已近尾声,即将过渡到隋唐以后以植物纹为中心的历史阶段。”[5]这是中国装饰图案史上的重大转折。

    魏晋南北朝服饰风尚饰上承秦汉古朴庄重,下启隋唐之繁华富丽,以其飘逸潇洒、秀骨清像的时代气质而独树一帜。服饰文化作为一个时期重要的文化标识,是当时复杂社会形态的鲜明产物,四百年乱世减弱了礼教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胡汉之争除了灾难,也带来了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借朝不保夕的现状使西方佛教终于融入中国社会,与其相伴的文化体系也在此时进入中国人的生活。诸多影响下,在服饰风尚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和大胆创新,可谓是异彩纷呈,与其说它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倒不如说它是历史的转折,为之后盛唐妆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体服饰风格可以用“丰富多彩,南北交融”来进行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由于战乱不断,王朝更迭频繁,经济遭到破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人们的礼法观念变得淡薄,衣冠服饰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是我国古代服饰的大变动时期。魏晋时期的服饰,基本上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却呈现出了一种各民族间相互吸收、逐渐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执政者,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熏染,热心提倡穿着汉族服装,以致形成“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的状况。北魏孝文帝元宏为标明是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所推行的汉化运动,禁胡语胡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天灾、瘟疫肆虐,北方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出现了民族错居杂处的状况。由于以上原因,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民族间相互影响,生活习俗日渐融合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环境使得文人士子们空有忠君报国的志向却无用武之地。因为自身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人生理想无法达到,所以文人士子们他们不再过多地局限于儒学的条条框框,而是开始强调自我个性解放。于是当时的社会就出现了褒衣博带的流行时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魏晋风度。男子袒胸露臂,追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女子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尽力展示优雅和飘逸的风姿。

    褒衣博带之风是“竹林七贤”首倡。他们的服饰衣料柔软轻薄,上衣袖子的肘部做得特别宽,几乎可以拖地,腰间系的长带,似乎要随风起舞。他们的“褒衣博带”和汉代那种紧包身体的服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竹林七贤首倡的褒衣博带是当回事最时髦、最流行的款式。报国无门的落寞士人风格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士族阶层。不论是“竹林七贤”还是士族阶级,抑或是他们的追随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很注重人的内在精神,都在充分地追求自我。他们一反世人注重浮华外表的作风,提倡以外在风貌表现高尚的内在人格,追求内外完美的统一。这种新的审美观念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开创了中国服饰史上的一个全新的风尚。

首倡“褒衣博带”的“竹林七贤”
首倡“褒衣博带”的“竹林七贤”


此卷以三国时期曹植《洛神赋》为题材,描写曹植与洛神之间的爱情。洛神为洛水之神,相传是古帝宓羲之女。此图画的是曹植及随从一行到洛水之滨凝神怅惘,顾盼洛神女的图景。男子身穿大袖翩翩长袍,头戴笼冠。画面真实反映了魏晋时期贵族的服饰风尚。

《列女图》(局部) 东晋·顾恺之 图为穿杂裾垂髾服的贵妇形象
《列女图》(局部) 东晋·顾恺之 图为穿杂裾垂髾服的贵妇形象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论[Z].北京:中华书局,2013.153.

    [2]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魏虏传[Z].北京:中华书局,2014.77.

    [3]宋·司马光.[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七[Z].北京:中华书局,2013.211.

    [4]宋·司马光.[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七[Z].北京:中华书局,2013.210.

    [5]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172.

上一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婚服与婚恋观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