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断代论述 > > 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明末清初,中国战乱纷仍,不少中国人为逃避战乱,或因不愿臣服清朝,离乡背井,流亡在外。其中明末遗臣、学者和教育家朱舜水流亡到日本,尽心尽力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玙,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朝灭亡之后,60余岁的朱舜水矢志不从满清习俗,不愿臣服满清,于是东渡日本。日本学者安东省庵等,对朱氏的学问道德极为崇拜,纷纷拜他为师。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仰慕朱舜水的才德,于1665年聘请朱氏为宾师,并邀请他在江户(今东京)定居。自此以后,德川光国经常向他询问有关国家施政大计、礼乐典章制度、文化学术等问题。直至去世后,德川光国还为其建墓地、题墓碑、赠谥号、建祠堂,并亲自做文祭先生,举祭礼。朱舜水在日本23年,期间广泛与日本各方人士交流,在日本讲学,传授儒家文化,深得日本学者的崇敬,被尊称为“日本的孔夫子”。

    1朱氏的明代服饰情结

    朱舜水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儒学方面、政治思想方面、教育方面、技术方面,对于这些,学者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其实,朱舜水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不止这些,还有不少是今人的研究所不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朱氏在日本传播大明汉服饰便是少为今人论及的一个方面。

    朱舜水在日期间,一直以明代遗臣自视,其衣冠服饰始终为明代服饰,至死不渝。他不但自己如此,而且还要求他的亲戚朋友穿着明室衣冠。他曾经对其亲翁提出:“但须服旧时衣冠,不可着虏服耳。”“旧时衣冠”当指明代服饰,而“虏服”自然是指满清服饰。晚年时他曾向德川光国提出接一个孙子到他的身边服侍他,他对孙子穿什么服装极为重视:

    上公谕令接取小孙来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为愉悦,稍解离忧耳。一到长崎,便须蓄发,如大明童子旧式。另做明朝衣服,不须华美。其头帽衣装,一件不许携人江户,弟不喜见此也。其随来之人,不妨以日本衣易之,亦不可以彼衣被体1。

    他要求孙子在长崎登陆后,先蓄养大明童子发式,为其另做明朝衣服,然后才准许到江户去见他;对随来之人,即使不穿明朝衣服,也不能穿满清的服装,而宁可以日本的服饰替换之。

    满族男子服饰有其自身的特点。最令汉人不能接受的是发式,满人把头顶前半部分的头发剃去,脑后部分留发,并编织成辫,所谓“小顶辫发”,或曰“金钱小顶”2;袍服袖口窄瘦,袖口末端还接出一个半圆形的袖头,形似马蹄,故名“马蹄袖”,又称“箭袖”;下身开叉,或左右两侧,或前后左右四面均开叉,便于马上骑射。冠帽顶上系红绒结,官员另有帽顶,达官贵胄有赏赐的花翎,所谓“顶戴花翎”。汉族男子也穿袍服,但是褒衣博带,追求宽博雍容;满头蓄发,束发于顶,官员头戴乌纱帽。满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强硬推行剃发易衣冠令,要求汉族人民剃发易服,遭到汉族民众强烈反对。朱氏如此郑重其事地要求亲戚朋友服用明代服饰,自己坚持穿着大明服装至死不渝,鲜明地表达了坚决不为亡我家国的满清同化的遗民情结。

    这种情结的产生也源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华夷之辨。中国自周王朝开始,就以汉民族为文明所在,认为京师“中国”不只是周王朝的中央,也是包括周围其他部族在内的“天下”的中央,所以在对外关系上,周王朝自称“中国”,称四周的其他部族为戎夷、蛮夷、夷狄、四夷。这种“华夷”有别观念自始至终贯穿整个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即使到了近代,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还视西方洋人为野蛮的“夷”人。朱舜水继承儒家传统文化理念,在满清取代大明这一特定的环境下,他坚持服用大明服装,维护大明服饰制度,视满清服饰为“虏服”,宁愿穿异国服饰,也不愿着满清服装,这充分体现了他“重华夏轻四夷”的思想。

    在朱氏看来,明代的服饰才是“明贵贱,辨等列”,有规矩有制度的正统服饰。他的这种思想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明开国之初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禁胡服、胡语、胡姓,制定服饰等级制度,《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记载: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蒙元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髪垂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髪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从这段文献中可以知道,洪武元年,朱元璋不但一洗“胡元”旧习,而且以汉唐古制为准则,对不同身份、地位、等级的人在服饰上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目的就是要恢复汉官威仪。《明史》卷72《职官志》记载:“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中国服饰发展到明代,不但依照汉民族古制,服以旌礼,严格区分等级、贵贱,恢复了汉族统治者的王朝服饰制度,而且明朝服饰在综合传统式样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造,自成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

    朱舜水曾对他的学生小宅生顺说:

    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承郡悴,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虏变已来,清浊不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无敢禁止者。无论四民,即倡优隶卒,亦公然无忌,诚可叹伤1!

    清代服饰是否如朱舜水所言等级制度乱常?事实并非如此,满清统治者虽然要求废除明代汉式服装,保持满州族服饰特色,但是在服饰制度上,他们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十分重视鲜明的等级。满清统治者强调“衣冠悉尊本朝制度”,但是,比照清代与历代封建王朝的衣冠制度,很清楚地显示,满清统治者所谓“本朝制度”与历代封建王朝所制定的一系列繁琐制度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形式上稍有改变而已,尤其是“辨等次、昭名分”的服饰等级制度在清代得以进一步的完善和弘扬。按照规定,各级官员的服制、服色必须遵守等级制度的限定,各级官员必须恪守权限内容,不得擅自越制僭礼,以此形成上下有别、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冠服体系,成为清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朱舜水在这里强烈斥责“虏变以来”服饰乱常,“清浊不分”,“无敢禁止”,更是一种“华夷之辨”民族意识的表现,是作为明代遗臣反清思明的遗民情结的充分流露。

    2朱氏在日本传授明代服饰文化

    作为明代遗臣朱舜水,他对大明服饰高度重视,因此到了日本后也十分重视传播大明服饰文化。无论是在日本讲学中,还是在给日本友人书信中,经常有意识地传播大明服饰文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他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纳入给日本弟子的讲学内容之中,不厌其烦解答弟子们提出的关于服饰方面的问题。朱舜水在日本传播中华服饰文化的具体内容可见于《朱氏舜水谈绮》一书。此书是朱舜水门人懋斋野传和今井弘济求教于老师,并根据老师之言分别所作的记录,求教内容包括“简犊素牋之式”、“深衣幅巾之制”、“丧祭之略”、“所闻事物名称”等等。然后由朱氏亲自“览而善之”,亲自阅定,将其合二为一,并补其遗漏,以行于世2。该书图文并茂,在衣冠裁剪方面有野服图式、道服图、披风图、包玉巾、大带制、裳制和尺式等图式和篇章。除此之外,还涉及很多内容,从其目录看,该书在向日本传播中国古代礼仪大典和宫室器用之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现有的资料看,朱舜水在日本传授服饰文化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服装裁制技术的传授。从《舜水先生行实》的记载中,可以知晓朱舜水是精于衣冠裁缝的,书中写道:“甲寅,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3,上公,即水户藩主德川光国。朱舜水接受上公德川光国的请求——绘图教制明室衣冠,而且出色地完成了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等明式服饰。朱舜水在日本教制明室衣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制作图画,并配以文字说明。这在《朱氏舜水谈绮》一书中也可以看出,该书保存了道服图、野服图、巾式图、大带图、制裳图等。朱氏就是用这种直观形象的传授方法,化繁为简,向日本人民传授大量衣冠裁缝方面的技术知识。这种直观形象的方法直接影响他的弟子,朱舜水门人幕府儒臣懋斋野传就是用图画的方式,依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所记载野服样式,参酌当时日本儒者深衣道服之制,绘成《野服图说》,并送请朱舜水修改。野服,是明代士人平时所穿的便服。书中不但介绍了这种服装的制作方法及穿着法,而且以明代裁衣尺为度,细致地介绍了裁衣法与裁裳法。朱氏及弟子的这些作为都有利于日本学习者掌握明室衣冠的裁制技术,有利于推动汉服在日本的传播。

    二是服饰礼制文化的传授。朱舜水十分重视服饰礼仪之制。服饰礼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服饰已不可避免地被拉入“礼”制范畴;到了两周时期,尽管服饰因地域、群体的不同而出现多元性,但服饰等级颇为鲜明,“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人们的社会地位从其服装佩饰便可一目了然;以后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朝代更替,社会变化,但是服饰等级制度却延续了几千年。朱舜水深深懂得服饰文明要以礼仪为基础,他推崇中华服饰礼仪制度,绝不肯做亵渎礼制之事。当他发现日本人对大明礼服有不正确的认识,于是便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以公服为代表的明代“衣冠之制”1。

    深衣,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礼服,朱舜水在对待制作深衣上,十分谨慎。他在日本期间从不肯随便潦草地制作深衣。朱氏认为:深衣之制,“《家礼》2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须得一良工精于此者,方能为之”。3深衣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特定服饰款式的名称,具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它的特点为:衣裳相连,曲裾,长一般及足踝部。《礼记》中的《深衣》及其疏文对深衣制度是这样解释的:“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从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将尽今又属袂于衣又二尺二寸半。”按《礼记·玉藻》记载,深衣为古代诸侯﹑大夫等阶层的家居便服,也是庶人百姓的礼服。深衣始行于先秦士人,但后来曾一度不流行。至宋代时,又有仿古礼制作的深衣,为士大夫祭祀的礼服。深衣作为一种服饰制度在注重礼法的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历代不少儒家学者对研究深衣形制十分有兴趣,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宋代大学者司马光的“温公深衣”,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研究的“朱子深衣”,明代黄宗羲的“黄梨洲深衣”等。朱舜水作为一代大儒,对深衣也是有研究的。但他在对待制作古代深衣的问题上却是慎之又慎,他认为,要复原古代的深衣,必须要有精通深衣制作的“良工”,他曾说:“深衣之制,《性理》中图不足取,容托裁工觅取。”4所以,他很想找一位能精制深衣的裁缝。但在日本人士中要找这样的裁缝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因而他最后将希望寄托在因各种原因前去日本的中国裁缝身上。他在《答安东守约书》之十八中说:“制深衣裁工,为虏官所获,囚禁狱中未来;来则急急为之,无问其费矣。潦草则所费不甚相远,而不可以为式,亦不可也。历访他工无知者,今好此者多,但未有能之者耳。”5又说:“惟深衣幅巾,能为之者,百中之一二耳。必候前工到,方可为之,须少宽半年。”6“前工”,即朱舜水在以前结识的能够制作深衣的明代裁缝师。在朱舜水看来,如今喜欢深衣的人很多,但能够制作深衣的人却很少,因此他非常重视明代裁缝师,关心囚禁在满清狱中的能够制作深衣的中华裁工,这些裁缝只要能来,就“无问其费”重金聘请。朱氏在日本学士大夫间如此积极提倡饶有古风的深衣礼服,其实质是在弘扬中华传统的服饰礼仪。

    丧服,作为服饰礼仪的一种形式,朱氏也十分重视。在《答伊藤友次(伊藤玄番)问》中,他向伊藤友次介绍了丧服礼,并提出:“日本无丧制,恐无此物。若台薹有意于礼,即用生苎布亦可,用生白木棉亦可。贤者为之,后当有渐复古道者。”7朱舜水希望大明的服饰礼仪制度,包括丧服礼仪制度,能够在日本得以传播,因此他郑重其事地向伊藤友次介绍明代丧服。他认为只要有意于服饰礼仪,丧服的材料不用麻布用“生白木棉”亦可(中国的丧服以麻为材料),而且他相信,或者说他希望,一旦“贤者为之,后当有渐复古道者”。

    朱舜水向日本传播明代服饰的贡献,除了传播服装裁制技术和服饰礼仪文化外,还在于有意引导日本人士穿戴明代服饰。他亲手裁制野服、道服、披风、头巾等明代服饰,并将它们赠送给日本友人和学生。如赠送给大村纯长“包玉巾一项,蓝细道服一件”8,赠送给野节(野竹洞)“披风道服”等服饰9,受到朱舜水的影响,他的日本友人和学生也对中华服饰产生了极大兴趣,譬如对野服和道服的兴趣。

    野服和道服都是自宋代开始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中的服饰。野服,是有别于礼服的宽松随便简单朴素的便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卷二《野服》中载其制云:

    (野服)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

    这种服装既穿着方便又不失礼仪:与人相接时,束带足以为礼;平日燕居时,解带免受拘绊。而且它充分保留了中国古代传统服装宽衣博带的特色,既简单朴素又自在风雅,颇为符合士大夫们的隐逸心理。

    道服,形制如长袍,因领袖等处缘以黑边,与道袍相似,故名道服。同样因为宽松随意脱着方便之故,深受士大夫阶层喜爱。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还曾为其同年许君书有《道服赞》。宋人刘松年所绘的《会昌九老图》,其画中人事虽属唐代,但画中人物的衣着却是宋代退隐闲居官僚之样式:戴高装巾子,着右衽广袖道袍,眉宇衣襟之间无不显示出儒雅、质朴的文化人的雅致来。

    日本人由服膺宋学而产生了对宋代儒服的模仿热潮,文献曾有记载,“近代儒风日盛,师及门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风。”1如前面提到的德川光国不但请朱氏教制“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的明室衣冠,而且还“矫正深衣而新制道服,以赠栖川孝仁亲王及鹰司房辅。”2朱舜水的门生中还有人开始研究中国服饰及其历史,譬如懋斋野传对中国野服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依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作《野服图说》。因为觉得罗氏《鹤林玉露》不够详尽,又按深衣、道服之制,并辑录当时巨儒之定论,附上自己的见解,而且绘成图式,“几易不措,方得脱稿”。3朱舜水对懋斋野传的《野服图说》给予了热心的指导,愁斋野传对此十分感激:“先生指点无隐,完补罅漏,于是始惬素愿。”

    3朱氏传播明代服饰文化卓有成效的原因

    朱舜水在日本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是全方位的,服饰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日本他被尊称为“日本的孔夫子”,梁启超评论说:“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就是舜水。”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也评价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

    朱舜水之所以能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华文化,而且能取得很大的成效,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和环境造成的,是时势使然。朱舜水之所以远离家国,是因为明末清初中国处在社会动荡与政权交替之时。崇祯十七年(1664年),明朝灭亡之后,朱舜水为了匡复明室,驱除满清,曾三去安南,五渡日本,奔走于厦门舟山之间向日本乞师复仇,耿耿忠心,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情操。1659年5月,郑成功与张煌言会师北伐,朱舜水应邀参加这次战役,收复瓜洲,攻克镇江,他都亲临前线,但是最终还是失败。朱舜水也终于认识到“声势不可敌,壤地不可复,败将不可振。若处内地,则不得不从清朝之俗。毁冕裂裳,髡头束手,乃决蹈海全节之志。”于是60岁的朱舜水学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所以说如果没有明末清初中国的社会动荡与政权交替,朱舜水就不会远走日本。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文教不振与渴望发展的阶段,而朱舜水这样谙熟中国儒学礼仪、教育思想、典章制度、工程技术等中国文化的一代大儒正是日本社会迫切需要的。因此,朱舜水一到日本,便被奉为上宾,备受各界人士敬重。

    二是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了解,是历史使然。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以服饰文化为例。自绳文时代后期(相当于中国殷商、周代)开始,中国大陆就有很多饰品流向日本,到了古坟时代(中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日服饰文化交流形成了第一次高潮。一方面,日本人(时称倭人)多次遣使到南朝后带回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长于纺织、裁缝的技术工匠,传授纺织缝纫技术;另一方面,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出现了大批直接从中国大陆或经百济入日本的秦人、汉人和百济人,他们以技术集团的形式定居日本,成为在日本的“新汉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制造业、农业,其中有不少是从事养蚕、丝织、缝纫的。公元7世纪初到9世纪末,中国隋唐时期,日本经历了飞鸟、奈良、平安3个时代。此时期的日本以华为师,全方位学习、吸收中国隋唐的先进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最为绚丽的篇章。这一时期,中日在服饰文化交流上形成了第二次高潮。日本模仿隋唐的服饰制度制定了冠服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隋唐服装,奈良时期又被称为“唐风时代”。从服装形制可以看出,奈良时期的服饰同唐前期的几乎完全相同1:男子幞头靴袍;女子大袖襦裙加帔帛,而且一如唐朝盛行女着男装之风。从平安时期后期开始,日本服装的式样渐渐发生了变化,由奈良时期的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的唐装式样一变而为上下连属的“着物”,即和服的雏形,自此以后,日本的服饰脱离模仿的阶段,走上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自我发展道路。虽然如此,但是这并不等于中日服饰文化交流之路完全阻断。相反,由于中日两国海天相望的独特地理条件,流光溢彩的中华民族服饰在日本民间很受欢迎。譬如明成祖朱棣执政之时,积极对外进行开拓,大力加强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东北地区建立卫所制度,并派遣亦失哈九上“北海”,推进卫所制度的发展,建立一条朝贡、贡赏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把内地服饰、丝绸诸物运送到黑龙江下游,最终通过山丹交易,东传日本北海道,形成“虾夷锦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不但说明了中华文明远播东瀛,在异域广被青睐,大放光彩,而且体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平交往。朱氏舜水的服饰文化观念之所以能在日本深入人心,华夏民族的服饰之所以引起日本朝野人士的兴趣,与中国文化一向给日本以深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朱舜水及其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中日两国的现状及相互关系也与朱舜水在世时迥然不同,但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朱舜水其人与朱舜水现象,却仍然具有鲜活而深远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在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有频繁而广泛的交流往来,这是促进两国共同进步、文化共同繁荣的巨大推动力;尽管中日两国隔着万顷波涛,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状况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只要融洽相处,世代友好,就能造福于两国人民,共创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朱舜水.朱舜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安积觉.舜水朱氏谈绮序[M]//上海文献丛书委员会.朱氏舜水谈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上海文献丛书委员会.朱氏舜水谈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5]竺小恩.中国服饰变革史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6]赵丰,郑巨新,忻亚健.日本和服[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7]林敏洁.论朱舜水对日本社会及文化的影响[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4).

    [8]张如安,李华斌.朱舜水与服饰文化[J].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9]王林.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J].中国市场,2010(44).

    [10]竺小恩,潘彦葵.飞鸟奈良时代:日本服饰文化“唐风化”时代[J].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

    注释

    1《朱舜水集卷四·答王师吉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2秦世祯:《抚浙檄草(选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6、188-189页。

    3《朱舜水集卷11·答小宅生顺问61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7页。

    4安积觉:《舜水朱氏谈绮序》,载上海文献丛书委员会《朱氏舜水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朱舜水集附录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0页。

    6《朱舜水集卷10·答安东守约问8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4页。

    7朱熹著,主记“冠”、“婚”、“丧”、“祭”诸礼,大抵自《仪礼》、《礼记》节录诠释,按类系事,事下为论辨,多引古事证之,进而为律例,以申法度,警示后人。

    8《朱舜水集卷11·答小宅生顺问61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7页。

    9《朱舜水集卷7·与安东守约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8页。

    10《朱舜水集卷7·与安东守约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页。

    11《朱舜水集卷7·与安东守约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

    12《朱舜水集卷10》,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8页。

    13《朱舜水集卷5·与大村纯长书四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14《朱舜水集卷8·与野节(野竹洞)书三十五首之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7页。

    15《朱舜水集卷11·答小宅生顺问61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4页。

    16《朱舜水集附录五·友人弟子传记资料·德川光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05页。

    17《朱氏舜水谈绮·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2页。

    18赵丰,郑巨新,忻亚健:《日本和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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