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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服饰的形成、风格及功能演变与该民族所属的草原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实践沉淀形成该民族的审美意识并隐匿在服饰中传承至今,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符号。关于蒙古族服饰的研究,学术界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从考古学、历史学视角展开的服饰文化研究;从美术学、设计学角度进行的服饰工艺、视觉审美研究;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切入的符号阐释研究。服饰系统分为表层(物质形态)、中层(民俗活动)和深层(精神心态)[1](P.17),目前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表层和中层,而忽视了对服饰精神心态和思维模式方面的深层解读,“服饰是人类精神生产的物化”[2](P.10)。因此,本文借助重复美学意识来深入理解游牧文明中的蒙古族服饰,反之也可以透过蒙古族服饰的重复美学形式重新认识游牧文明的内在价值。
 
    一、蒙古族服饰折射出的重复审美意识
 
    (一)游牧文明与重复审美意识
 
    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人们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重复现象,并作为解释和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早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对家具模型展开讨论,将技术和艺术都看作是对神的理念的单纯模拟,是一种原原本本的重复[3](P.454-462)。索伦·克尔凯郭尔否定了重复是关于先验的纯粹意识行为,从生活例证出发,得出“重复根本不存在”[4](P.51)的结论,并将重复指向永恒和未来。后来,尼采提出“永恒轮回”[5](P.356)的概念,肯定了生命的独立性意志,使重复的个体从整体中解放出来。吉尔·德勒兹(GillsDeleuze)在尼采重复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重复就是差异”[6](P.17)的概念,从生成哲学原理的角度说明重复来自于思维的内在性差异,而不是来自模仿。德勒兹的“差异性重复”概念彻底颠覆了以往柏拉图式同一律、严格静态的重复知识体系,将哲学理论范式转向多元的、动态的、差异的重复观。19世纪以来,重复美学思想渗透到社会领域,人类生活的“意义世界”①逐渐与重复理论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人们意识到重复是人类知识得以延续的纽带,“它不仅形成个体经验,而且这种经验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传播,在代与代之间形成传承,人类文明借此才变得可能”[7](P.153)。游牧民族的重复观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美学思想,而是一种更为感性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识是主体由长期的审美实践积累形成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传统。”[8]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生产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游牧文明的重复审美意识。它建立在以“游”为核心的生态实践基础之上,是游牧民根据气候、草场、牲畜和人的情况有规律的季节移动,是一种历史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科学有序的重复实践活动,包括顺应自然、保护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智慧。游牧民族就是在反复的时空重复中形成了一套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复审美意识,并反映在“衣食住行”生活体系的各个方面。
 
    (二)重复审美意识与蒙古族服饰
 
    蒙古族服饰是游牧服饰的典型代表,也是游牧民族重复审美意识的重要载体,其结构层面下隐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蒙古人早期的哲学世界观可以概括为“遨尔其朗orcˇilang”,意思是“永恒旋转的世界”。从这一词的结构来看,“遨尔其orcˇi”是动词词根,是“旋回、旋转、循环、周转”之意;“朗”是词尾、构词附加成分,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哲理很强的专用名词[9](P.77)。“遨尔其朗”暗含的重复审美意识在蒙古族服饰的造型和图案上经常体现。例如,蒙古族广泛使用的“哈木尔纹qamar-unuγalja”就常常以旋转缠绕、重复不断的形式出现。《蒙古秘史》中也用“星天旋转”“大地翻滚”的词汇描绘天与地永无穷尽、生生不息的情况[10](P.245)。可见,在蒙古人的审美意识中,循环往复地重复是世界运转的原动力。这与西方重复理论认为“重复意味着开始,意味着肯定新的和不可预见的力”[11](P.64)的观点是一致的。
 
    蒙古族的重复审美意识与长期游牧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牧民将广大的天然草场有机地分为冬牧场、春牧场、夏牧场、秋牧场,采取“四季轮牧”的方式,每年几乎在固定的时期沿着固定的路线迁徙至固定的地点,不管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一种有序的重复。但是,游牧生活的重复并不是柏拉图式纯粹静止的重复,面对大自然新陈代谢般的草长枯荣,每一次的转场迁徙都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牧民面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选择,需要牧民贡献新的智慧,是一种差异性的重复。牧民将不断更新的重复观长时间浓缩成为生活经验,再上升为民族的审美意识在族群间流动,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同时反映在蒙古族服饰上,代代相传。在现代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牧民的生活环境逐渐与自然环境相分离,从“有根草原”进入到“无根”的社会生态②,但是蒙古族服饰依然传承不竭,这与其内在的审美意识有关。“人们在审美实践中历史形成的审美经验,通过艺术品、工艺品和器物等创造物进行交流,得以传世,得以继承。”[12](P.5)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蒙古族服饰继续发挥着文化传承的强大功能,归根结底是对传统草原人文价值的继承和认同。
 
    二、蒙古族服饰重复审美意识的表现形式及内涵
 
    蒙古族的重复审美意识以复杂多样的形式,或明显或隐蔽地记录在服饰上,传递和交流着族群的文化密码和符号信息,主要表现在图案重复、色彩重复、形制重复三个方面。
 
    (一)图案重复
 
    蒙古族服饰图案几乎遍布全身,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多样,但整体杂而有序,在形式的表层下暗含着一套深层的重复逻辑结构,尤其是主体面料和边饰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图案'一词,在蒙古语中统称为‘贺乌嘎拉吉qeuγalja'。因为盘羊的犄角卷曲好看,所以一般类似犄角形的卷曲纹样被称为‘乌嘎拉吉uγalja',而其它类型的纹样则被称为‘贺'。”[13](P.7)有的学者认为“乌嘎拉吉”弯曲旋转的弧线形结构,是图案具有原型意义的共同结构[14]。在服饰主体面料中,这种卷曲的线条随处可见,例如卷草纹、宝相花(朱赤花jücˇiquwr)、莲花、盘羊角(乌嘎拉吉uγalja)、牛鼻纹(哈木尔qamar)、犄纹(额布尔eberuγalja)等。卷曲的线条通过缠绕、盘旋与其他图形勾连组合形成中心对称的单独纹样,再以四方连续③无限重复的构架,扩展为大幅面料(图1)。蒙古族服饰主体面料还喜欢使用圆形图案(普斯贺büseqe)、卍纹(图门贺tümenqe)、回纹(阿鲁哈aluqa)、盘肠纹、太极纹(豪斯扎格斯qosjiγasu)、蛇纹等抽象图案。这些图案一般造型简单、边缘规整,方便连续组织成大幅面料,同时还给人以清晰有序的视觉印象(图2)。具象图案常用的有龙、凤(嘎日迪γarudi)、蝴蝶、燕子、花卉、火纹等。与半抽象的卷草纹和抽象图案相比较,具象图案边缘封闭性较强,往往互不相连,多采用散点式平铺的形式,彼此遥相呼应遍布在服装面料上(图3)。英国学者贡布里希(E.H.Gombrich)从装饰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个体图案与整体图案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将单个成分的特征隐去才能使它们融入更大的单位中,形成整体秩序,从而倾向于被感知成一个独立的物体”[15](P.175)。从整体上看,个体图案在构成主体面料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形式使个体图案以微小的组成单位隐藏在整体图案中反而变得并不突出,给人的感觉是“近看有,远看无”。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在“草场、牧民、畜群”三位一体的游牧生产关系中,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每一个个体都只是大自然生态系统中微小的有机体。蒙古族服饰主体面料的重复组织形式正是这种游牧生态伦理观的反映,体现了蒙古人与自然共生的全局观念和敬畏自然的谦卑心态。
 
 卷草纹图案四方连续
 
    图1卷草纹图案四方连续 

抽象图案四方连续
 
    图2抽象图案四方连续
 
具象图案四方连续
    图3具象图案四方连续
 
    中原服饰历来就有“衣做绣,锦为沿”的习惯,蒙古族服饰也非常注重边的装饰,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镶边工艺。蒙古族服饰的镶边工艺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一般镶嵌在蒙古袍的前衣衣襟、侧缝开叉、底摆镶边、领口、领边、袖口、袖中、短坎肩的全部边缘、长坎肩的边缘和腰部、腰带、帽子边缘、靴子边缘以及服装配饰的褡裢、荷包等装饰物的边缘。边饰材质常使用库锦和刺绣绦子,图案采用不断重复的二方连续④组织形式。二方连续纹样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在赤峰敖汉旗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上就有丰富的二方连续纹样。大甸子墓发现的墓葬品中“各类陶器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但彩绘花纹均在围绕一个垂直轴心的旋转面上,以不同的宽窄凹凸方式形成一幅幅连续相接的画面”[9](P.29)。可见,当时的绘画者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运用二方连续作画。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强调了形式与思维的关联,认为任何艺术都离不开形式和与形式相关联的思维这两个方面。二方连续的组织形式正是长期草原游牧生活重复主题的真实摹写。一年四季的转场,绵延起伏的山丘,群结成队的羊群,悠远辽阔的长调,长期沉淀为人们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表达于蒙古族服饰边饰艺术中。注重空间秩序的蒙古人非常重视边界的概念,蒙古族服饰的边饰不仅具有牢固耐磨的实用性功能和美化服饰的装饰性功能,还具有区分部落服饰的象征性功能。各部落服饰边饰的数量、宽窄、形式、色彩、材质、制作手法等都是划分部落服饰的重要标志。乌珠穆沁(“乌珠穆ujim”在蒙古语中是“葡萄”的意思,乌珠穆沁意为葡萄山的人们)蒙古袍镶边十分华丽复杂,别具特色,喜欢使用较为抽象的图案,与早年“森林部落”的生活方式和部落历经多次迁徙有关。边饰一般镶嵌三层二方连续的重复图案,内缘由两种不同颜色的云纹图案库锦窄条边儿或一道五彩色的刺绣彩虹边饰构成;中间的刺绣最为突出,盘肠纹、哈木尔纹、卷草纹、方胜纹等穿插缠绕,一气贯通;外缘再辅以一道色彩渐变的狗牙图案刺绣边饰(图4)。三层边饰层层叠叠,有的竟达半尺宽,图案沿领座、大襟、垂襟和开叉一路展开,贯穿整件衣服的边缘位置。重复构造的连续图案无限延伸,可以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这与人们的生育繁衍、绵延不断、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等心理认同联系起来,形成无限的联想。为了适合服饰形制的边角转折,有些部位采用变形或增加其他纹饰的方式,也体现了蒙古人在重复经验上的灵活变通。

乌珠穆沁蒙古袍镶边线描图
 
    图4乌珠穆沁蒙古袍镶边线描图
 
 
    (二)色彩重复
 
    蒙古族崇尚色彩并擅于利用色彩重复的力量。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服饰色彩的选择,也体现了主体的重复审美意识。早期蒙古族先民的服饰原料主要来源于野兽和畜牧的皮毛,色彩以动物自身的天然色彩为主。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出现了棉布、丝绸等面料,色彩也不断丰富,人们才有了对色彩选择的权利。草原先民常年生活在绿草无垠、蓝天白云的广阔天地间,自然环境色彩日积月累地融入蒙古人的审美意识中,“其服……色以红紫绀绿”[16](P.30),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6世纪后半叶,受藏传佛教影响,蒙古族逐渐形成“五色四藩”⑤的色彩观念体系。“青白红黄绿(黑)”的五色观念反复出现在蒙古族文化中,也呈现在蒙古族服饰上,其中以蓝色使用率最高,与五色中“青色蒙古居中”的色彩思想有关。蒙古族头饰喜欢镶嵌蓝色的青金石、白色的珍珠、红色的珊瑚、黄色的蜜蜡、绿色的松石等贵重珠宝,并以色彩交替重复的节奏有序排列组合而成。蒙古族刺绣也是以五色作为基础色,科尔沁、巴林、敖汉等部擅长以退晕法刺绣,从而形成整齐规律的装饰效果。
 
    蒙古族服饰的色彩重复还体现在礼仪制度上,集中反映在蒙元时期的礼服质孙服上。质孙⑥,汉言一色服,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色彩的重复统一。具体有三层不同的所指含义,即个体着装色彩重复、群体着装色彩重复和周期性着装色彩重复。蒙元时期宫廷举办盛大的质孙宴,规定赴宴者必须穿戴清一色衣、帽、腰带配套的质孙服。宴会连开三天,赴宴者每天都要换与全场颜色一致的服饰。宴会对服饰色彩的要求既体现了个体着装色彩的重复,也体现了群体着装色彩的重复。前者主要强调场合身份和礼仪功能,反映出蒙古人知礼守节的性格特点。礼仪服饰在不同的场合规训着使用者的身体,维持着封建等级秩序和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转,在构建蒙元帝国权力体系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后者则带有军戎服饰的特点,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宴会上同穿一样颜色的衣服,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使宴会更加美丽和壮观,更包含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性约束和话语体系,是帝国形象的集中展现。马可·波罗曾记载大汗在宴会上颁赐一万二千男爵袍服的情形,“每次袍色各异,此一万二千袭同一颜色,彼一万二千袭又为别一颜色,由是共为十三色”[17](P.360)。每年十三次节庆中,大汗与男爵同穿一样色彩的衣服,故有十三种颜色,属于周期性重复。与前两种重复不同,周期性重复是以重复模式为单元进行比较。例如,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二、三”并不是实数,而是一种理论化、审美化的重复模式。大汗赐予男爵的十三色服饰,以“年”为单元模式,使用的场景有所不同,但重复的意义是一致的,是一种礼仪的象征。直到现在,蒙古族服饰依然闪烁着礼仪的光辉,有一套严格的穿着规范,如不同仪式场合对服饰色彩有不同的要求,重大仪式场合必须成套穿着等。
 
    (三)形制重复
 
    蒙古族服饰的形制不管是与北方其他民族服饰横向比较,还是从自身发展的纵向历史来看,都是一种差异化的重复。北方蒙古高原是孕育人类起源的摇篮。在这片广袤的牧野大地上先后生活着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等。草原生态环境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他们较为统一重复的衣冠服饰形制,这些游牧民族最早都是“披毡裘”的短衣形制。正如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所认为的重复并不是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而是通过差异的重复来产生多样性[11](P.64)。蒙古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不断改进民族服饰,在重复实践中获取经验,逐渐积淀了丰富的服饰形态。蒙古族服饰演进过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成吉思汗统一毡帐诸部,建立大蒙古国之后,服饰形制发展为皮革、毛毡和粗布材料制成的交领和方领式长袍。辽代胡瓌绘《番骑卷》中蒙古人无论男女都是长袍或毛皮袄装束,这和北方寒冷的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18](P.102)。蒙古袍是蒙古人服饰中最具生态功能的服饰,宽大的袍服长及脚面可以抵挡风寒,宽松的上身可以满足骑马射箭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立领、右衽、长袖都起到保暖的作用。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的建立,蒙古人服饰除了生态功能外,又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作为一种团结、统一、聚合的族群象征符号,被反复强化和重复利用,成为对内对外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辫线袍是蒙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上至贵族,下至平民,无论是仪式场合还是日常生活,都有辫线袍的参与。1978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出土一件蒙古汗国时期的织金锦辫线袍。该织金锦辫线袍腰部有宽16.5厘米、围长96厘米的钉线绣(似细条绒状),共有54对(108根)辫线束腰[19]。《元史·舆服志》中对辫线袍(袄)就有明确的定义,“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摺”[20](P.1941)。由此可见,辫线袍形制辨认的两个必备因素“辫线”和“细摺”,都与重复有关。纤细的辫线两条一组,上百条并行重复排列,不仅使辫线袍造型美观,而且能保暖御寒,骑乘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内脏的功能,宽松的下摆也使人活动起来更加灵活方便。这些理念与西方现代科学的人体工程学不谋而合,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因此被广泛流传。元代以后,尽管明朝政府曾下诏恢复汉族服饰礼仪,但元代辫线袍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服制变易销声匿迹,仍继续影响着后世服装式样。
 
    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伴相生,基于草原生态文化的蒙古族服饰正面临弱化甚至消亡的危机,这也空前唤醒了人们强烈的传承和保护意识。人们对草原生态文化的认识从“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逐渐生发出“开放包容、融合共生、绿色反哺”的生态文化理念[21]。蒙古族服饰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草原生态环境,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有赖于人们通过蒙古族服饰这一物质载体,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游牧文明的精髓内涵而实现。重复审美意识是游牧文明的根基意识,包涵着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融”的哲学内蕴。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蒙古族服饰从重复审美和重复实践中不断地汲取力量,调整适应、取舍融合。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革,几千年来根植于游牧生产方式的蒙古族服饰最符合蒙古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和精神诉求,其图案、色彩、形制等经典元素总是被不断地重复、传承或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成为“变化中的恒久”。当今时代,这种内生性的核心文化精神根源作用越发重要。只有深入发掘游牧文明的内涵和游牧民族的审美心理,构建生态保护与生态文化共生反哺的理念,才能推进草原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昌鸟国.服饰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10.
 
    [4][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重复[M].京不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5][德]尼采.查拉图斯拉如是说痊愈者[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陈永国.吉尔.德勒兹:哲学的客体——德勒兹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8]朱志荣.论审美意识的特质[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9]包斯钦,金海.草原精神文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10]蒙古秘史[M].特官布扎布,阿斯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11]宋涛.德勒兹重复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
 
    [12]朱志荣,朱媛.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史前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阿木尔巴图.蒙古族图案[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14]乌兰托亚,海日汗.蒙古族图案结构原型之分析——兼论蒙古族图案的构成方法[J].艺术探索,2011(6).
 
    [15][英]E.H.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杨思梁,徐一维,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
 
    [16]彭大雅.黑鞑事略,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三辑)[M].徐霆疏证,王国维笺证.呼和浩特: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印室,1985.
 
    [17][意]马可波罗行记[M].[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2014.
 
    [18]包铭新,李薨,曹喆.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6(元蒙卷)[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
 
    [19]夏荷秀,赵丰.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地出土的丝织品[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Z1).
 
    [20](明)宋濂.元史·舆服一(卷78)[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1]孙秀民,高维峰.融合与共生:世界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草原生态文化创新理路[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1).
 
    注释
 
    1意义世界,作为一个世界,它必须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但是意识如何辨别时间与空间中的世界?靠重复比较,重复是意义的符号存在方式,变异也必须靠重复才能辨认:重复与以它为基础产生的变异使意义能延续与拓展,成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方式。参见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页。
 
    2无根的社会生态指传统牧业生计的脱离和集中化居住(进城)。参见麻国庆《游牧的知识体系与可持续发展》,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四方连续是由一个或几个基本单位向四方扩展而成,有散点式、连缀式、重叠式等多种构成形式。参见李海峰《基础图案》,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4二方连续是由一个或几个基本单位向上下或左右持续扩展而所形成的图案。参见李海峰《基础图案》,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5《白史》跋文中讲:“长生天的气力里,大福荫的庇护里,成吉思汗的恩泽里,五色四藩大国,即东方之白色莎郎合思、速而不思,南方黄色撒儿塔兀勒、兀儿土惕,西方红色汉儿与南家子,北方黑色吐蕃与唐兀惕,东北必贴衮,东南巴勒布,西南奇列惕,西北大食,中央之四十万青色蒙古与瓦剌……”详细论述见乌云毕力格、孔令伟《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载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6《元史》对质孙服的种类、颜色、用料有具体记载,天子的质孙服,夏季十五等,冬季十一等;百官的质孙服,夏季十四等,冬季九等。参见(明)宋濂《元史》卷78,舆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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