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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

先秦时期

1. 涿鹿之战商


  汤放桀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炎、黄二帝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渭河流域的两个部落的首领,这两个部落在向东部迁移,进入黄河中游地区时遭遇九黎族首领蚩尤的攻击,双方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展开了一场大战。蚩尤在历史上传说是制造青铜兵器的发明者,对中国兵器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人们往往把他与天、地、日、月诸神相并列,称他为“主兵之神”。传说他还发明了鼓,击鼓发出雷鸣般的响声能使敌人胆战心惊。这样一个凶神自然使炎、黄十分头疼,他们在最初的几次战斗中都成了蚩尤的手下败将。为了维护炎、黄部落的利益,面对强敌两个部落结成了同盟。传说黄帝有一种特别技能,他能把熊、罴、貙、虎、貔、貅等各种凶猛兽类捕获并进行训练,经过三个多月的耐心教导,能使它们进退自如,服从命令。有了这样的准备,黄帝再次向蚩尤挑战,他把猛兽交由勇将应龙统带,先隐藏在树林里,然后亲自带精兵与蚩尤交锋,假装不敌向后败退,把蚩尤引入埋伏地点,应龙趁机驱赶猛兽张牙舞爪地扑向蚩尤士兵,蚩尤军队措手不及,敌不住猛兽狂咬猛噬,第一次被打得大败。

  各氏族见黄帝大胜都来庆贺,重新聚集在他周围,并约好三天后再次攻敌,决心彻底消灭敌人,保证大家的平安。过了三日,黄帝亲率应龙督领全军,将蚩尤紧紧围住,蚩尤的大将夸父自恃勇猛,狂呼出战,被应龙一刀砍死,蚩尤见此心惊想逃,但被应龙追上同样被砍死。黄帝肃清残敌后,凯旋而回,这场消灭蚩尤的战斗因发生在涿鹿,遂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场大战——涿鹿之战(图2-1)。

  图2-1 涿鹿之战
                                                  图2-1 涿鹿之战

  黄帝、应龙等用的石钺、石矛、石刀和石箭镞是根据上海青浦、吉林蛟河、安徽潜山薛家岗等地出土的实物所描绘。皮盾参考现代云南景颇族的盾设计。黄帝的发笄出土于广东清远新石器时代遗址。这组画面即再现了当时的战斗情景,双手挥舞青石大刀的是蚩尤,他身披熊皮,正与黄帝的士兵战斗。持皮盾、握石钺的是勇士应龙,他和另一名双手持石矛的战士正共同对付蚩尤,他们身上都披着兽皮,佩挎着弓箭。传说中黄帝能驱使熊、罴、貙等猛兽,也很有可能就是身披各种兽皮的战士,上古时期“衣毛而冒皮”(《后汉书·舆服志》)。应龙的背后梳着发髻、横插石簪、手握青石钺的是黄帝,他身上穿着用古老丝绸缝制的衣裳,脚上是用葛草编织的屦(《诗经·魏风·葛屦》),他正回首高呼、指挥战斗。

  蚩尤的旁边也有一名持弓箭的战士,他们的武器(包括弓箭的箭镞),都是用石头磨制而成,中国的新石器时期从距今一万多年前开始,黄帝所处的年代已是新石器中期,这时候的石器加工、磨制水平已很高,制作的武器已相当锐利了。蚩尤被杀后,黄帝受到了各部落的拥护,进而导致炎帝的不满,最后和黄帝产生矛盾,引发了另一场大战——阪泉大战(今河北涿鹿县东南),炎帝在这场战斗中战败,从此黄帝成为中原各部落联盟的首领。

  黄帝之后是尧、舜、禹,他们原来都是一个小部落的首领,因为贤能而禅让传位,并把中原地区治理得很好。禹死后,禹所在的夏部落贵族打破了择贤禅让制度,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从此开始了王位父传子的世袭制度,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夏朝统治了大约四百多年后,约在公元前1500年,桀成为夏王朝的王。

  桀是个出名的暴君,残酷压迫人民,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这时候黄河下游有个叫商的部落,其始祖契当年曾经和禹一起治过洪水,立有功劳。到了夏朝末年,汤做了商的首领,这时的商已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汤看到桀腐败残暴,便想消灭他取而代之。汤的助手伊尹帮他出谋划策,要汤用计试探其他部落是否还听桀的指挥,等确信桀已失去权威,待时机成熟时,汤亲自召集商军誓师,发动了对桀的征讨。双方军队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大战,夏桀的军队很快被打败,桀弃军逃走,在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时被汤军追上并做了俘虏,汤把桀囚禁在南巢,一直到他死去,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商汤放桀”(图2-2)。

图2-2 商汤放桀
                               ↑图2-2 商汤放桀

  商军将士的青铜胄、戈、矛等兵器取自于河南安阳、辉县等地的出土实物形象。

  皮甲根据安阳殷墟墓的遗迹创作。桀的服饰按照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像设计。

  商军将士的服饰参照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人立像创作。

  独辀战车和马具马饰是根据河南安阳商代车马坑出土的实物、木车遗迹所复原描绘。这组画面描绘的就是桀被俘虏的情景。战车上是商军的将士,他们都戴着青铜胄,主将的胸前披着皮甲,握着铜戈,桀被一商军徒兵押送到战车前,桀头戴额前有卷筒的发箍,身穿交领窄袖衣,下束裳,宽宽的腰带上系挂着“鞸”(上古时期蔽前蔽后两块遮羞布的遗义,鞸是为蔽前的蔽膝)。脚上穿着翘尖鞋,衣裳的领、袖、下缘都缝有彩纹镶边,这在当时是极华丽的服饰。商军的徒兵也是上衣下裳,但其服饰就要简陋许多。

  2. 犬戎杀幽熊掌难熟商汤流放了夏桀,夏王朝被商朝所取代。

  商朝刚建立时,汤把都城定在亳地(今河南商丘),但在以后三百多年当中,或因为王室内部的争斗、内乱,或因为生态环境的变化(黄河下游经常发生水灾),前后共搬迁了五次。

  当王位传到盘庚手中后,这位有作为的君主决心再次迁都,他不顾贵族的反对,最终带领属民渡过黄河,搬到殷地(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建都,从此商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商朝中兴,此后的二百多年里再无迁都。我们今天把商朝又称为殷商,就是因为这次迁都殷地而得名。

  盘庚死后又传了十一个王,最后传到了纣王手里,但后来商纣王生活奢靡极度,国力日渐衰败。而此时,有一个称作周的部落正在西部渐渐强大起来。

  周人在夏朝末年就已经在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活动,后来遭受戎、狄的侵扰,从那里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姬昌(后称为周文王)当了部落首领后,悉心治理,使周越来越强大。纣王知道后认为姬昌影响太大,对他是威胁,就派人把姬昌抓起来关在羑里(今河南汤阴一带),部落贵族为了搭救姬昌筹集许多珍宝、骏马和美女献给纣王,纣王于是放了姬昌。姬昌后来得到姜尚(姜太公)的辅佐,出兵征伐了周围一些附属商王的诸侯国,逐渐占领了大部分商朝的统治地区。

  文王死后其儿子姬发继承王位,即周武王。武王登上王位第一件要事就是灭商,他拜姜尚为太师,用兄弟周公旦、召公奭做助手,日夜训练军队,扩充兵力准备伐纣。公元前1046年,武王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东征,武王的军队与纣王的17万大军在牧野(河南安阳一带)遭遇,战斗刚开始进行,纣王的军队就倒戈和周军一起杀向纣王,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鹿台(纣王所建宫苑)自焚身亡,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就此结束。

  武王灭了商朝后,把国都从丰京搬到了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面)建立了周朝。周朝建立伊始,几代君王励精图治,特别是成王、康王两代,使周朝达到了最为统一、强盛的时期,史上称之为“成康之治”。然而从周厉王开始,周朝开始走入下坡,直至周幽王即位。幽王贪婪腐败,不问政事,重用奸佞之人,引起国人不满。周幽王为取悦宠妃褒姒,博得一笑,数举骊山烽火,褒姒看见一队队兵马,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不觉启唇而笑,幽王大喜,终于因此失信于诸侯。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兵至,幽王再燃烽火,诸侯不再出兵救援,都认为是幽王又在开玩笑。无人救援使驻兵不多的镐京很快被犬戎攻破,幽王带着褒姒和儿子逃跑之时,被犬戎追上杀死(图2-3)。

图2-3 犬戎杀幽幽王的服饰
                                     ↑图2-3 犬戎杀幽幽王的服饰

  根据洛阳东郊和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玉雕人像复原;靴根据新疆哈密地区出土的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羊皮男靴而创作。

  褒姒的服饰参考亦来源于洛阳东郊同墓出土的女玉雕人像。犬戎武士的衣取材于新疆都善苏贝希墓地出土的浅黄褐长衣;裤根据内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的实物复原;尖顶毡帽按照新疆且末扎滚鲁克西周墓出土实物复原;靴根据新疆吐鲁番西周墓出土的实物复原;胄根据北京昌平西周墓出土实物复原、设计;戈、矛等兵器以陕西长安、辽宁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的实物为造型参考。

  乘车与马具马饰根据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车马坑出土的实物与文字材料进行复原。

  画面中倒于地上的是幽王,幽王头戴弁冠,身穿矩领窄袖衣,腰带下垂黻(蔽膝),脚穿翘头皮靴,驷马独辀车上驭手已被射死,褒姒身穿窄袖袍,吓得缩成一团。

  驾车的马头戴马冠,马络头上青铜饰件和马车的装饰表明这是王的车驾。犬戎武士一穿窄袖长袍,脚上穿长靿皮靴,一穿深衣,下穿裤,裤口塞入短靿皮靴里,一人头戴尖顶毡帽,斜背铜剑,一人戴青铜胄,肩挎弓箭,两人都手持长戈、长矛,其中一人已拔剑刺向幽王。

  幽王死后,诸侯们拥立被废的太子为周天子,即周平王,平王带领诸侯打退犬戎,并把国都移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因洛邑在镐京的东面,所以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这时的周天子已失去应有的威权,成为各诸侯国名义上的君主,而一些实力比较雄厚、国土面积比较大的诸侯常常以周天子之名以令诸侯,取代周王行使君权,这就是所谓的霸主。

  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是齐桓公,除晋文公外,后来的宋襄公、楚庄王、吴王、越王等的霸业都不能与之相比。称霸的首要条件是自己的小国治理得兵强马壮,然后才能让其他诸侯听令于他,有的霸主本身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有时也要强而为之,如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争霸,不仅使自己丧失了性命,还成为千古笑柄。更有时运不济的,图霸不成终招致杀身之祸。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春秋五霸楚庄王的爷爷楚成王。成王熊恽聪明剽悍,性格狂羁,他登上王位后励精图治,把楚国治理得颇为强大,但他当政时前有齐桓公,后有晋文公,在与晋文公争霸的城濮之战中,中了晋军的计谋,使楚军精锐失尽,国力大伤,从此,成王便灰心丧志。岂料这一消沉竟使他早早地命丧黄泉。

  公元前627年,楚成王与近臣子上商量,想立长子商臣为太子,不料子上与商臣关系极坏,当即阻止,风声传到商臣耳里,他立即与师傅潘崇定计要逼死成王。10月的一天,潘崇突然率领卫士仗剑冲入宫中,把成王身边的卫士全部杀死,然后对成王说,你坐王位太久了,快传给太子吧!成王一见四周全是叛兵,就想拖延时间寻求机会,于是回答:要寡人让位不难,但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岂料潘崇直言不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有长生不死的君王。成王无奈只得说刚才命厨子做了熊掌,能否容吃了熊掌再死?潘崇凶恶地回道:熊掌难熟!然后扔给成王一条白绫要他自尽。楚成王就这样因为立太子而被弑。所幸的是他的孙子完成了他的理想,终于成为一代霸主(图2-4)。

图2-4 熊掌难熟
                             ↑图2-4 熊掌难熟

  楚成王与潘崇的服饰参考湖南长沙楚墓帛画,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上的冕服和《新定三礼图》书中的插图形象综合设计。

  叛兵的皮甲根据湖北随县的出土实物复原,青铜胄取自辽宁宁城的出土实物形象,皮靴的参考同于犬戎武士的靴。案几和兵器根据湖北荆门左冢楚墓出土的实物复原创作。

  茵垫的纹饰参考河南信阳春秋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上的花纹图案。画面中头戴高冠,身穿宽袖上衣下裳,前系韍(蔽膝),右手仗剑,左手拿白绫的是潘崇,对面坐于锦茵之上,头戴冕旒,身穿广袖皂衣绛裳冕服的是楚成王,成王的韍上有作为帝王的纹章。冕旒后世称为介帻通天冠,冠顶覆有长长的冕綖,綖的两端垂有玉珠串成的旒,古制天子十二旒,皇太子诸侯九旒,成王僭制甲天子之冠,所以冕旒垂饰十二条。成王周围的叛兵都头戴青铜胄,身穿皮甲,深衣戎服,脚上穿长靿皮靴,有的持铜矛、有的持铜戈。成王身前的案几已被推倒。

秦汉时期

1. 秦霸西戎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皇朝,由于残暴的统治,只持续了两代,维持了四十余年就为西汉皇朝所取代。

  秦在西周初期是今陕西兴平地区的一个部落,以“嬴”为姓,善于养马,古时称作“犬丘”。西周宣王时期作为皇室附庸封于秦地(今甘肃的张家川一带),首领为大夫。西周被犬戎灭亡后,秦因派兵参与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建立东周有功,被封为诸侯,并于公元前770年建国,开国君主为秦襄公。

  秦建国初始地僻人稀,物产不丰,东与强国郑、晋比邻,西与西戎接壤,处于两面夹击之势,国力衰微。西戎是古代西北戎族(《史记·匈奴列传》指春秋之绲戎、瞿豲、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的总称,都是游牧少数民族,精骑射,骁勇善战,以掳掠为生。直至秦穆公时期,出于巩固后方,增强国势的需要,他采用“彼欲图之,必先予之”的谋略,先向西戎主进献美女、乐师,导其淫乐,荒于政事,然后发奇兵突袭戎境,一举擒获西戎主。西戎各小部落闻听戎主被擒并已降秦,进而全都俯首称臣,共尊秦穆公为西戎伯主,从此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史记·秦记》)。后方的巩固使秦国不再有后顾之忧,此后的几位君主励精图治,至秦始皇雄才大略,终于夷灭六国统一天下,而秦霸西戎确是最重要的基础(图2-5)。

 图2-5 秦霸西戎
                                        ↑图2-5 秦霸西戎

  西戎首领金冠出土于内蒙古阿鲁柴登的匈奴墓地。西戎军弁胄出土于四川涪陵。

  西戎弁将甲衣的形制根据广东东山等地出土的战国甲片实物复原,参照四川等地出土的巴人铜甲进行复原。

  西戎两人穿的袍服裤靴均根据外蒙诺音乌拉匈奴墓和新疆鄯善苏贝希墓出土的实物进行复原。披风根据苏联帕泽雷克匈奴墓出土的挂毯上的形象复原。腰带上的金带饰亦出自内蒙古阿鲁柴登,兵器采用内蒙古赤峰市、鄂尔多斯、新疆民丰尼雅等地的战国墓出土的实物创作。

  倒卧的白马和首领坐骑的马鞍马具,则是按照新疆鄯善战国墓出土的实物复原,其马辔上的衔为铁质,镳为骨镳,鞍垫上带环等饰件也都是骨制,与同时期的秦代用品有明显差别。秦兵的铠甲、服饰、兵器、马具均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和实物复原,服饰的色彩也是按照考古发掘记录所绘画(参阅《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秦代部分)。

  此图描绘了秦军与戎兵的战斗场面,左侧两人为西戎兵,右侧为秦军,西戎兵骑黑马红袍者为部落首领,黄袍徒步者为军弁。首领头戴金冠,冠顶为一镶崁绿松石的金制雄鹰,钉缀在皮质帽盔上,盔檐亦饰有狼噬羊图案的黄金冠带。金冠出土于内蒙古阿鲁柴登的匈奴墓地。军弁头戴皮胄,顶上缀有青铜胄顶,此胄出土于四川涪陵。西戎弁将均身穿短铁甲,首领的甲衣有披膊,甲片细小,较之战国初期的皮甲已明显有所改进,甲衣的领圈上也像中原汉族甲一样有竖立的护领,这是吸收中原先进技术的反映。军弁手持蒺藜形青铜棍棒头与短剑,这些都是当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广泛使用的砍砸护身兵器,这类兵器在商周时期已很流行。追击戎兵的五名秦兵,分别代表了山地作战部队的主要兵种:骑兵、步兵和射手。

  从图上可以看出,秦军与西戎兵在铠甲和武器装备方面大抵相当,秦军铠甲甚至主要还都是皮甲。据史载,春秋战国时期西戎人是最先使用铁器,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民族,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很大,通过掠夺等手段得到的先进技术与物质的时机较丰富,因此在诸如铠甲装备、鞍具等方面比当时地处贫瘠地区的秦军还略占优势。但秦军的青铜长剑、弯刀、铍和劲弩还是充分彰显出中原文明的霸气。

2. 汉通西域

  华夏民族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其中心,在这中心区域的西北面是广袤无垠的蒙古大草原和西域。从夏商时期起,这些地区就生活聚居着夷、蛮、戎、狄等很多游牧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经常入侵中原,掠夺财富和人口,西周就是亡于犬戎的入侵。 秦霸西戎在一段时期内曾有效地抑制了游牧民族的侵扰,至汉初,居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冒顿单于,他征服了蒙古东部的东胡、甘肃西部的月氏和整个西域(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把西北部地区都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为了打击匈奴迅速扩张的势力,汉高祖刘邦曾出兵征伐匈奴,结果反被包围,最后以谈判和亲,下嫁公主于冒顿而收场。文景时代,匈奴屡叛屡和,始终成为汉皇朝的边患。汉武帝即位后,决心有所作为,开始对匈奴大肆用兵,先后委派了卫青、霍去病绝漠攻击,在前后二十余年里,发生多次规模较大的战争,使匈奴损折颇巨,汉皇朝从匈奴手中夺回了河西走廊,打通了中原通往中亚的商路,但汉皇朝的国力也因此有所耗损。

  出于战争、捍边的需要,当时西汉的军队在边境要害地区设有不少军屯,这些屯田部队少则数百,多则上万人马,经过一段时期的经营,逐步形成了边境小城,吸引当地的少数民族和驻军亲属从事一些经济贸易活动。当匈奴和西汉双方处于和平状态时,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吏和军事指挥官便允许边民在这些小镇上开设集市,进行农副产品、畜牧产品和工艺品的交易。此图前面部分即描绘了这种情形(图2-6)。

图2-6 汉通西域
                                 ↑图2-6 汉通西域

  武士的服饰均根据陕西杨家湾和山东青州、江苏徐州等地出土的汉兵马俑形象复原。

  张骞的纱冠、守城军吏的麻履是根据甘肃武威、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实物复原。兵器、马具和马饰采用河北满城、山东巨野等地出土的实物设计,马车根据北京大葆台汉车马坑出土的遗迹遗物复原。

  进行贸易的西域、汉族人的服饰则按照新疆鄯善、尼雅和外蒙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的衣、裤、靴、鞋和冠、帽实物复原,包括军校手拿的金腰带都是用新疆、内蒙两地出土的匈奴金带饰复原的。

  在前排分为三组的七个人物中,左侧两位乌孙商人与一汉人在谈判毛皮的价格,中间的一位汉军正在仔细欣赏一条金制的匈奴腰带,右侧蹲地的龟兹居民正认真地听汉民介绍他出售的粮食和植物种子。前排最右侧站立一位持戈佩剑的武士,他应是在小城的城门口站岗,表明这类集市贸易是在汉军的保护监督之下进行的,这些集市一般是设在小城的城门之外的空地上,而非城内。

  汉代把边境的这种贸易集市称作“关市”,一旦战事重开,关市就会立即被禁止。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形成正是源于这些边境小城,源于小城的商品交流,源于沟通招徕西域的各族人民到内地进行访问和贸易。张骞为武帝朝的大行官(相当于当今的外交使节),公元前137年受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中途为匈奴拘留,11年后才返回长安。后又奉命出使乌孙,同时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国,足迹遍及今阿富汗、印度、伊朗和意大利。经过他的外交努力,西域各国的回访使节、传播宗教的高僧和乘坐骆驼的商队不断往来其间,使内地的丝织品、瓷器,西域的宝石、香料和玻璃器皿等相互流通,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就此开辟,并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带动、促进了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交流。

  此图的后排人物表现的是张骞出行的情形。张骞初封郎官,后拜中郎将,他身穿红袍,头戴漆纱武冠,所坐马车为西汉独辀轺车,轺车有青布伞盖,表明他当时是该城地位较高的军事长官。在他车右有一徒兵相随,车前有两个骑兵前导(这两个前导是张骞出行仪仗的象征,并不是只有两人),仪卫人员(包括驭手)均身穿橘黄色军衣,头戴皮或毡制武冠,内贯黑色平巾帻(张骞也是如此)。护卫武士手持的是铁戟、铁矛,而守于城门口的军吏仍然持青铜戈,但佩挂的长剑却是铁剑,表明汉初的铁兵器还不是很普及。军吏的服饰与护卫武士的有所不同,是青紫色的长襦,下穿大口裤,汉代谓之“袑”,足穿黑麻布翘头履。

3. 丝绸之路

  东汉初年,雄踞北方的匈奴遭遇天灾,“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裂,有的遣使向东汉皇朝要求和亲,有的直接派人奉献地图要求归附,最后分裂为南、北匈奴,他们之间不仅互不统辖,而且相互攻战。

  南匈奴和东汉关系密切,大量人口的内迁定居,使汉匈开始广泛通婚。北匈奴不仅内部党众离叛,而且不断遭受南匈奴和西域诸小国的攻击,因此,不得不向西不断迁徙。从这一时期起,西北部边境开始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丝绸之路也因此繁荣起来。当时的丝绸之路起点为长安(今西安),经咸阳后分为两条,一条沿泾河而上,另一条沿渭水西行,而后都进入河西走廊,再西行至武威、张掖、酒泉,于敦煌汇集。出敦煌后又分南北二道,南道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前行,翻越葱岭即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北道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西行,同样越过葱岭即可进入大宛、康居、奄蔡等国。这两条道的中转站都是敦煌,因此敦煌逐渐成为西部边境重镇,成为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最发达地区。此图正是表现当时的盛况。

  今天的敦煌几乎家喻户晓,人们记忆最深、了解最多的是石窟壁画和雕塑。然而东汉时期佛教刚刚传入,还没有形成魏晋以后的气势,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已十分繁盛(图2-7)。

图2-7 丝绸之路
                                          ↑图2-7 丝绸之路

  马是按照陕西兴平出土的鎏金铜马描绘的,马鞍的形象是根据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鞍马俑复原设计的,马络头饰品出自河北阳原等地的车马坑,鞍鞯的织锦面料是按照新疆民丰出土的实物描绘的。

  牵马人是根据新疆伊犁出土的塞族铜武士俑形象设计的。

  粟特首领戴的是金冠,出土于新疆吐鲁番汉墓。他们俩人的服饰均根据新疆且末、民丰、洛甫、鄯善等地出土的衣、裤、皮靴等实物设计。

  首领的金带饰则出自河南洛阳东汉墓。地方官及武士所佩刀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实物复原,两人的服饰均根据汉墓出土的陶俑和墓内壁画的形象设计。进贤冠是参考山东沂南画像石上的形象所画。丝履和麻鞋采用的是湖南、湖北出土的实物复原,执金吾和侍卫的佩刀方法则是根据徐州北洞山出土的彩绘俑设计的。桌子是根据新疆尼雅汉晋古村落遗址发现的木雕残件所复原。银豆出自西汉齐王刘襄墓,玻璃瓶和碧琉璃杯出自洛阳东汉贵族墓。

  这张图的左侧部分表现的是粟特部族首领向朝廷进献大宛良马的情形,右侧部分是汉官宴请罗马使节的情形。大宛马即史上有名的汗血宝马,据传这种马出的汗是红色的,犹如流血一般。公元前115年,大宛使者第一次将这种马进献给汉武帝时,被武帝视为奇物,赞为天马。粟特是东伊朗人的一支,当时与西域地区的塞人等有血缘关系。粟特人文化发达,以经商为主,兼顾半农半牧,东汉时期在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喀什、吐鲁番、和田等地区都有粟特人的集中聚落,而敦煌则是其最重要的聚居区。

  图中身穿红衣的粟特首领正向汉官介绍一匹黑色汗血马,这匹骏马鞍辔齐备,马额上戴有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错金银青铜马饰——当卢,马鬃剪短,马尾辫束,鞍是低鞍桥马鞍,鞍下已开始流行垂饰——鞯,因是贡品,鞯是用当时很贵重的织锦做面料,但鞍下无马镫,这一马具当时尚未发明。牵着汗血马的是塞人,塞人也是古西域的重要民族,深目高鼻,具有欧洲人血统,头上所戴勾形尖顶帽。

  身穿玄青色深衣,头戴进贤冠的是敦煌地方武官,随侍武士戴平巾帻,身穿短襦,脚裹行缠,脚穿麻鞋,两人都腰佩环首刀,武官的刀金格金环。卫士肩荷——类似今天的橄榄球棒,这是当时称作“执金吾”武官的仪仗用品,铜制,两头涂金,凡遇上朝出行须亲自手持,以御非常,平时则由侍卫随带。“执金吾”在汉初称作中尉,武帝时改用此名,负责地方治安,东汉时继续沿用。

  他们身后的双辕马车是执金吾的坐车,汉代称为轺车。

  人物前面放了一张桌子,两把折叠椅,桌上放了一个波斯传入的银豆(出自西汉齐刘襄墓),一个古罗马传入的玻璃瓶和两件碧琉璃杯,还有一个匈奴人惯用的饮酒容器——青铜扁壶。放在桌子背后的白色陶罐,上有“王”字,这是当时西域小国精绝国的王室用品,出现在这里想来该国已被覆灭。折叠椅古时称作“胡床”,是草原牧民喜用的坐具,可能因为便于携带,所以后世行军作战也离不开此物,高级将帅指挥战争、战斗间隙休息时都跽坐胡床,甚至《后汉书》中都记载了东汉灵帝好胡床的事。

  图的右侧描绘了东汉贵族的宴饮场面,主人翁是身穿紫袍的酒泉中尉(汉代在西部设立酒泉郡,治所设在敦煌,郡尉相当于副太守,属武官),郡尉头戴黑漆纱纚武弁大冠,身穿窄袖袍,此袍已具有胡服特征,系的腰带为黄金带勾。宾客是罗马来的使节,使节身穿白色宽袍软底皮鞋,是为古罗马上层人士的装束。他们边饮酒边看乐舞表演,舞女身穿丝绸直裾禅衣,正在表演糅入汉乐舞特点的龟兹舞,伴奏用的乐器有瑟、竽、箫和鼓,在宾主后面还站了一位侍女。除了舞者和侍女外,其他人均按汉代习俗席地而坐,这种坐姿近似跪,双膝着地,臀部坐在脚跟之上,称作“跽”。

  舞女和侍女梳的是垂肖髻,击鼓女、侍女梳的是椎髻,弹瑟女梳的是坠马髻,击鼓女的发饰较古老,为秦汉时期脑后圆髻。吹箫女的发饰为反绾髻。乐队中唯一男性吹竽手头上戴的是竹制长冠,身上的深衣则具有胡服的特征。

  宴饮用的案、几,桌上摆放着青铜食具和漆器耳杯等,地毯四角压铜镇,铺席镇角是先秦时期就已流行的习俗,不仅用于压住席、垫角避免折卷,而且还是室内装饰。席间还陈设了两件鎏金豆形青铜适透雕、两件熏炉和错金银牛形铜灯,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文物珍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

  1. 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前后历经三百六十多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破坏最为惨烈的时期之一,其间发生的战争不可胜计,且战争的规模大,起因复杂。当时的西北边境和南方地区,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人口激增,他们娴熟骑射,骁勇善战,趁中原皇朝衰弱、无暇顾及抵御外部势力入侵之机,纷纷建立政权,大肆征伐,迫使中原汉族大量南迁,以淮河或长江为界进行自守。因此,魏晋南北朝大约有三百二十年是处于隔江而治、南北对峙的局面。

  这个时期,也是中原皇权频繁更迭,集团势力相互残杀的时期,下层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上层贵族、士大夫阶级也朝不保夕、危机四伏。我们今天所说的魏晋风度,表面上看是一种文人学士、士大夫阶层的风雅之举,他们借吟诗作词,狂饮纵乐、抒发才情,实质上是逃避现实,追求醉生梦死的放浪生活(图2-8)。

图2-8 魏晋风度
            ↑图2-8 魏晋风度

  画上郡王头戴笼冠。笼冠是按照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宁懋石室上的石刻画像复原。

  郡王形象来自朝鲜北道安岳的冬寿墓壁画。此地当时属高句丽国,高句丽是汉朝属国,长期通使,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

  郡王的坐车也是根据冬寿墓壁画形象,参考西安、河北等地出土的陶牛车俑复原。军吏肩杠红幡,是为贵显出行的前导仪仗,其形象也来之于冬寿墓壁画。

  马鞍具出土于河南安阳,这是我国历史上目前最早的带镫鞍具,马镫只有一个,主要供上马之用,骑上马背后就不踩镫了。北朝、东晋军士的戎服基本与魏晋相同,都是根据山西、河北、云南等地出土的陶俑复原。弓、环首刀和重甲骑兵的长矛也是上述地区出土的实物形象。

  重甲骑兵的人、马铠甲和鎏金马具都是根据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墓中的出土实物复原,其中立于马臀上的铜鎏金镂空寄生更是一件宝贵实物,之前只是在壁画和画像砖上看到其形象。

  重臣和文人的服饰是根据江苏南京晋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雕,参照《高逸图》中的形象设计。木屐是根据安徽马鞍山三国大将朱然墓出土的实物复原。乐手、舞女和男侍的服饰是根据陕西、河北、河南等地出土的陶俑和墓室壁画形象复原(包括各种乐器,琵琶参考了唐代的传世实物)。

  乐队文人和重臣铺坐的地毯靠垫纹饰是按照新疆吐鲁番、辽宁朝阳等地出土的织锦实物描绘。舞女的锦鞋也是吐鲁番东晋墓出土的实物复原。重臣坐榻前的青瓷香熏炉(用于点香熏衣)出土于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男侍的青瓷莲瓣纹托碗出土于江西吉安。文人用的瓷砚出土于福建福州。鎏金花叶鸟鱼纹窝形铜镇纸出土于江苏邗阳。

  书案和重臣右侧的几是根据河南密县、新疆、甘肃等地的墓室壁画形象创作。几上放置的白玉杯出土于陕西咸阳,网文玻璃杯应来自罗马,出土于河北景县北魏墓。朱漆食品槅出自安徽东吴朱然墓,德清窑黑釉四系罐是按照上海博物馆的藏品描绘。

  此图画面正是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面,画面左侧凸显金戈铁马,右侧则是轻歌曼舞。

  左侧的武人是魏晋南北朝前后两个时期军人形象的组合,坐于牛车上的军阀豪强,牵牛的军弁、骑在马上手持旌幡的护卫都是魏晋武官、军人的常服装束。荷弓佩剑的军校、扛刀环盾的步兵、人马披甲的将军,都是南北朝武士的戎服形象。

  历史上的牛车原来主要用于搬运重物,作运输工具使用,东汉末年追求奢侈生活的上层贵族,包括帝王将相,发现坐牛车比马车平稳舒适,于是流行出行乘坐牛车。当然这时期的牛车构造已重新设计,显贵的车厢犹如装上车轮的宝座,上面装置了长长的车篷,这种牛车当时称作“长檐车”。

  车中坐者为一郡王(这一封爵始于西晋),郡王身穿朱红色官服常袍,束金带,头戴笼冠。笼冠是一种武冠,是在平巾帻外罩漆纱笼巾的冠饰,冠上还要“假貂珰之饰……”(《后汉书·朱穆传》),为皇帝近侍才能服用。所谓“貂珰之饰”,即在笼巾上横穿一簪,簪一头装有紫貂的尾巴,另一头是蝉形金饰,所以《汉官仪》上说:“侍中左蝉右貂,金取坚刚,百陶不耗。蝉居高食絜,目在腋下,豹内劲悍而外温润”,说明这些装饰都有一定象征意义。

  魏晋后期官爵滥赏,能戴笼冠者比比皆是,于是出现“貂不足(不够用),狗尾续(替代用)”的现象。郡王手中持一塵尾,塵尾是魏晋上层人物进行清谈时表现风流高雅气度,以助其谈锋的道具。当年的诸葛孔明所拿的羽扇应是此物吧。牵牛骑马者为西晋初军卒和军吏的服饰,两人都头戴帢,身穿裤褶戎服,上衣紧身小袖,下为大口裤。

  军卒麻鞋,腰带革鞓缀铜带銙,骑马军吏穿靴,腰带红鞓缀鎏金带銙。胯下骏这套马马具所有饰品全都鎏金,马鞍为高鞍桥式,尚是比较原始的高鞍桥鞍。

  魏晋时起佩刀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之前我国一直是在剑鞘上装璏或带扣,腰带穿过璏孔或带扣佩剑,这时改为剑鞘上装双附耳,以长短两根皮带悬挂于腰带銙下的环上,称之为“双附耳佩剑法”。前排的红衣荷弓者为北朝军士,扛刀环盾者为东晋军士,人马披甲的重甲骑士是北燕的将军。

  右侧一组人物表现了朝廷重臣正携文人舞女饮宴歌舞。重臣头戴幅巾,身披红袍,脚穿织彩缂花软靴,双手抱膝坐于锦毯铺就的坐榻之上,背后垫有“隐囊”(靠垫)倚靠。重臣背后站了一位男侍,右侧一位幕府文人正在当庭作诗书写,文人广袖白袍,面容白净,头戴缁布冠。在文人的案几左前方,放了一双黑色的木屐,与今天日本人所穿的木屐完全相同。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颜氏家训·勉学》),是当时追求奢华生活的时尚流行。

  舞女头梳灵蛇髻,髻上插金步摇,身穿窄袖长裙,外罩半臂,持一条红色舞带盘旋起舞,正表演“胡旋舞”。这种舞蹈由中亚传入,在唐开元年间风靡一时。舞蹈由笛、手鼓、琴、拍板、琵琶等乐器伴奏,横笛手梳单环灵蛇髻,穿广袖上衣,下系长裙。拍板手梳倾髻,琵琶手梳十字假发髻,两人都穿窄袖上衣、束裙,拍板手上衣外也罩半臂。鼓手头戴平巾帻,琵琶乐师以布帛束发,两人均裤褶服,上衣窄紧,裤宽大,与女服一样都具有胡服的特点。

  2. 佛教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五胡”大肆南下入主中原的时候,佛教也大规模普及开来,一度曾成为“国教”。佛教的传入始于东汉,公元65年,汉明帝因梦见金人,经大臣释梦认为是遇佛,逐派蔡愔和泰景等12人为专使到天竺(古印度)去求经问法,当一行人到达今阿富汗一带时,巧遇天竺来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正带着大量经卷和佛像前来东土传播佛法,于是极力说服,盛情邀请他们去都城(洛阳)传教。蔡愔等找了一匹白马用来驮经卷和佛像,两年后高僧和使者回到洛阳,汉明帝以隆重仪式召见两位高僧,并颁圣旨建造寺院作为收藏经书、佛像,供他们讲经传法之用,这座寺庙就是洛阳的“白马寺”,寺名就是为了纪念驮经卷、佛像的白马(图2-9)。

图2-9 佛教盛行
        ↑图2-9 佛教盛行

  图中人物的服饰均根据河南、河北等地出土的陶俑,参考敦煌壁画上的形象复原。

  马具根据魏晋出土的实物设计。三尊佛像是按照麦积山石窟的北魏大势至菩萨、西魏文殊菩萨和北周胁侍菩萨来描绘,这些菩萨当初都是敷彩贴金,菩萨的左前方立一石刻“释迦佛碑”表示佛寺的大门,这是北周的文物,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女主人服饰根据河南、河北等地出土的画像砖、陶俑复原。

  男主人的服饰根据敦煌壁画、洛阳宁懋石室石刻画像的形象设计,绯色裳的色彩来源于“北齐……天子多著绯绫袍,百官士庶同服”(《古今注》)的记载。

  天竺高僧的服饰、禅床和僧人的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形象设计。波斯使节按照南北朝皇帝画家萧绎作的“职贡图”复原。王公的服饰根据顾恺之《洛神赋》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与《朝元仙仗图卷》中人物形象设计。

  贵妇服饰根据山西太原娄睿墓出土陶俑复原。此图左侧一组人物即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反映南北朝时期礼迎天竺高僧的情景。

  骑马穿红僧袍者是为高僧,白袍背行李徒步者为高僧随从,白马驮的箱、囊里应是经卷、佛像,牵马绿衣者为朝廷使者之一。

  在他们的身后,立有一石刻舍利塔,是建于晋代的陕西草堂寺的镇寺之宝,此塔名为鸠摩罗什舍利塔,是纪念公元401年后秦礼迎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所建。佛教的传播路径亦是经过丝绸之路,由西域通过新疆的于阗(今和田)、鄯善,到达敦煌,敦煌是当时的佛教中心。南北朝时期,北魏君主最早开始崇佛,在朝廷的推动下,佛教由敦煌南下很快传入长安(今西安),并由此分成三路发展。第一路到达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又由平城返回洛阳,第二路是渡过长江后进入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第三路是传到庐山,后两条线的渗透使佛教覆盖到整个南部中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艺术保藏——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的开凿,那些永留世界文化青史的石刻、壁画全都始于这一时期。

  此图中间的一组人物就是表现洛阳权贵朝拜自己供养的洞窟的情况。女主人上穿广袖衣外罩两当衫,下系裥褶长裙,外束腰彩,是当时贵族妇女很流行的服饰,男主人头戴平巾帻外罩笼冠,上穿紫色广袖衣,下系绯色裳,内衬黑色袍,腰系玉带,玉带的笏头为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由下向上的反插垂头(这种插法隋唐以后所不允许)。

  图的右侧一组人物是表现社会各阶层人在听天竺高僧讲经的场面。印度高僧身披袈裟坐于禅床之上,正向环围面前的信徒宣扬佛法,听众有皈依佛门的和尚、僧尼,有头戴白纱帽,身穿绛纱袍的王公,有波斯来朝的使节,还有贵妇和女侍。贵妇发式为十字髻,服饰与中间跪拜的女供养人相同,女侍亦戴笼冠,绿衣裥褶裙外束腰彩,为宫廷女官装束(《邺中记》载:“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蝉(笼巾)直侍皇后。”

隋唐宋辽时期

  1. 文明交流


  南北朝后期至唐初,漠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匈奴此时已全面衰弱,继匈奴之后是鲜卑的强盛,鲜卑入侵中原后,铁勒又进占了原来属于鲜卑的领地,之后柔然、突厥又交替盛衰。中原地区,十六国忽兴忽灭,长期以来没有力量顾及大漠南北的边事,因此,西域一带完全脱离了中原政权和匈奴的控制,处于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交通不绝、商业繁荣。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剿抚并施,使突厥臣服于隋。唐初,唐太宗因突厥复叛,发骑兵突袭,一举擒拿其可汗,突厥遂亡。太宗又以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吐蕃长期与中原王朝友好相处,唐高宗复趁百济、高句丽内乱,派兵将其灭掉,至此中国可以说是四海宾服,环宇和睦。此图正是描绘丝绸之路在这一阶段的盛况(图2-10)。

图2-10 文明交流
                                                        ↑图2-10 文明交流

  弹琵琶和牵骆驼的胡商服饰参照陕西礼泉郑仁泰墓、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和山西长治出土的胡人俑、骑骆驼胡人俑设计复原。

  虎纹锦裤和豹纹货囊,均见于郑仁泰墓出土的陶俑。

  豹纹囊外还吊挂了一个三彩双鱼扁壶,是为酒器,出土于陕西西安。

  所弹琵琶为江苏扬州出土的唐代实物复原。

  牛车按照西安出土陶车俑,参照陕西礼泉阿史那忠墓壁画的《牛车出行图》进行复原。画面中间和右侧的大食商人服饰按照西安出土的釉陶大食旅人俑、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胡人陶俑复原,手上提的是天竺人面纹青铜壶,应是从印度流传而来。

  在他的左侧是粟特商人,其服饰形象是按照出土的彩陶粟特俑复原。

  玄奘的旅行妆束、服饰形象来源于河南偃师陈村玄奘故里的唐僧寺石刻玄奘像,其弟子服饰参照玄奘设计。

  高僧与持伞僧侣服饰根据西安出土的僧侣陶俑和黑龙江宁安出土的小金佛,参照敦煌壁画形象复原。

  高僧手持的锡仗是按照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实物描绘,伞盖根据阎立本的《步辇图》设计。

  地方官员头戴软翼幞头,夫人头梳云髻,其服饰根据西安等地的墓室壁画形象复原。图中西域胡商一人骑在骆驼上,边弹琵琶边唱,一人牵着骆驼正向远处的汉族商贾招手致意,汉族商贾骑在一匹白色单峰骆驼上,身后坐了一位黑人小伙计,在他们身后是一支驼队,领队的胡人举了一面小旗引路,骆驼背上满载货物,这应该是汉商一支较大的商队了,胡商和汉商应该是在关门口相遇,汉商的驼队正在出关去西域的路上。与商队迎面而过的是一辆牛车,车中坐的应是一位夫人,她的丈夫——朝廷官吏正骑马走在车旁。

  画面中间徒步背行李走着三位粟特和大食(阿拉伯)商人,他们应是到附近去设摊进行交易。而右侧一位高僧正在送别即将去西土取经的玄奘。玄奘一身旅行装束,身边是他的随从弟子。高僧有僧侣为他撑着皇家颁赐的伞盖,表明他地位尊崇。与高僧一起为玄奘送行的还有地方长官和他的夫人,整个画面表达了商业、文化交流的民族融合气氛。

  牵驼胡商头戴汉族的高头巾幞头,身穿盘领窄袍,这种袍服在唐代十分流行,图中汉商、黑人伙计、持旗的领队和大食商人都穿这种袍服。弹琵琶胡人头戴尖顶毡帽,为西域流行的冠饰,身上窄袖袍外罩半臂,白裤皂靴,完全是唐代汉旗男子最常见的服饰,说明他们已经在长安内地常来常往,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

  2. 盛唐神韵

  这张图描绘了盛唐时期皇家出行的情景,全图表现了一个鲜明主题,或是一次帝王的春游,或是一次户外体育活动,总之,声声马蹄叩击着盛唐的音律,昭示的是安逸、富裕与祥和(图2-11)。

↑图2-11 盛唐神韵
        ↑图2-11 盛唐神韵

  此图中帝王、公主、女官、武士、宫女的服饰是根据阎立本“历代帝王图”,陕西乾县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李贤墓,长安韦浩墓、礼泉李震、长乐公主墓等墓室壁画、石刻形象,参照长安韦洞墓出土的三彩击马球俑等复原。

  王妃的服饰根据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泥头木身绢衣舞俑、泥彩绘骑马女俑复原。

  仪卫队队长的绢甲根据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镇墓武士俑、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彩绘木雕天王俑,并参照敦煌彩塑天王像复原。

  侍臣武官的服饰根据上海博物馆藏三彩武官俑,参照故宫博物馆藏侍从武官俑的形象进行设计。

  公主的鞢躞带采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出土的实物复原;织锦袜和云头锦鞋采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实物复原。

  马具、马饰根据新疆乌鲁木齐盐湖古墓出土的实物复原,参考《虢国夫人游春图》所复原。

  旌旗根据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的形象描绘。

  图中的王妃、公主、侍女官和宫女都有这种化妆形象主要参考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泥头木身俑和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唐代妇女脸部化妆很具特色,除了在眉、唇、面颊妆容上设计出很多样式之外,还流行额上帖花钿,鬓角处画斜红,嘴角处点面靥。

  图中的王妃、公主、侍女官和宫女,都有这种化妆。整幅画的主角是身穿黄袍,披白色风衣,头戴软翅幞头,骑坐枣红骏马的亲王。

  在他身旁紧紧跟随着头戴惟帽的王妃,王妃身穿襦裙,外罩织锦半臂,肩披“透额罗”(即现代的披巾,当时称“披帛”,一种细绫)。

  “透额罗”见唐元稹《赠刘采春》诗:“漫裹常州透额罗。”在帝王马前引路的手持三齿旗的是仪卫队长,头戴金顶翻耳盔,身穿绢甲,坐骑配有豹纹鞍鞯。

  在仪卫队长后面的是侍臣武官,头戴鹖冠,即冠上饰有鸟雀图案,一种唐代特有的高大武冠。鸟雀为鹖,《后汉书·舆服志》上说:“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用其做冠饰,喻其勇夫。武官身穿朱色宽袖两当衫,外披两当甲,白裤皂靴,裤腿系束,手持七旒旗(旒即旗上飘带,旒的多少表明身份品级,天子十二旒,皇后九旒,皇子、亲王七旒)。

  侍臣武官的身后跟着两位侍女官,一位身穿襦裙半臂汉式官装,另一位穿的是胡服,汉服女官梳着回鹘髻,系最为流行的条纹裥裙,与她并辔而行的女官梳着坠马髻,穿的是回鹘女袍。

  最为艳丽的是她们右侧头戴胡锦帽,身穿胡锦袍的公主,公主骑一匹桃花白骏马,豹纹织锦鞍鞯,鞍的胸、鞧带上和帝王的坐骑一样,饰有金杏叶。腰间还束着鞢躞带,佩着弓袋、箭囊,妩媚中透显英气。

  公主马后紧随三名武士,武士都身穿唐代最为流行的男服——窄袖盘领缺胯袍,幞头、皂靴,腰束革带。

  作为宫廷侍卫武士,三人幞头上还扎了红抹额,中间一人手持三角小红旗,是为围场打猎指示方向引路而备,绿袍武士的皮革护臂上立着一只猎鹰,红袍武士的马后毡毯上蹲踞着一头小猎豹,这都是宫廷犬养的宠物,用于围猎追逐猎物。

  与武士并辔而行的是四名宫女,她们都身穿与武士相同的男服,其中一人还裹着男式幞头,另两位则戴胡式毡帽,最后一名梳着双螺髻,也系了鞢躞带,宫女手中都拿着马球棒。隋唐天子都是马背上获取天下,特别注重武备,因此唐皇室在太平时期很热衷围猎,李元吉曾说:“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所以围猎是皇家的重要活动之一。

  唐朝还很流行马球,无论文臣武官,学士仕女,都很喜欢这项运动。马球源于波斯,亦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狩猎与马球,实际都是尚武的一种习俗表现。唐代还特别流行胡服,女穿男服,同时喜听胡乐、跳胡舞、化胡妆,因此元稹《法曲》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由此,有的史学家把安史之乱的缘由部分归结到胡俗的流行与蔓延。

3. 枭雄乱世宋祖开基

  大唐盛世持续了一百六十多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建立大燕政权,随后八年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使唐王朝急速衰弱。由于宦官把持朝政、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和沙陀的入侵等因素促使唐朝很快覆灭,中国再度陷入分裂战争的局面,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之世。当时,中原地区唐的疆土已为梁所取代,吴越、吴、闽、楚、南汉、前蜀等政权分置于梁的周边,而且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政权的创始者都是手握重兵的藩镇。其中,石敬瑭是藩镇中势力最强大的。

  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爱婿、大将。唐被后梁取代后,仅历16年,后梁又为后唐取代。后唐政权内部从建立开始便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开国君主庄宗勉强做了四年皇帝就被弑,他的养子在女婿石敬瑭的调唆下起兵造反夺得皇位,是为后唐明宗,但也只短暂的在位六年就驾崩了,其子继位三年复遭另一养子叛乱被杀。新皇帝上台疑及石敬瑭,要把他除掉,石敬瑭派人向契丹求救,答应辽太宗如果派兵相助扶立他称帝,事成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国,并愿父事辽太宗,做辽国的儿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一听条件如此优厚,立即挥兵南下,灭了后唐,扶石敬瑭登上了皇位,是为后晋高祖。

  契丹的习俗,行军打仗从来不带军粮,所到之处随意剽掠用于自给,名为“打草谷”,破坏性极大。此次帮助石敬瑭出兵来到都城富裕之地,更是大肆搜刮,结果引起中原地区大规模反抗。辽太宗耶律德光是个粗野武人,没有政治谋略,一看反叛四起,生怕后路被截不能撤军回到北方,于是匆匆扶立石敬瑭登基,弃大梁退兵而去。石敬瑭亲送耶律德光至边境,临别之际,对这位辽主恋恋不舍,为之泪下,辽太宗见了心有不忍,脱下身上所披银貂裘(辽俗,以银貂为最贵,只有辽主才能使用)披于他肩上,石敬瑭感激涕零,设誓永为盟好。此图的左半部分描绘的就是这一场面(图2-12)。

图2-12 枭雄乱世 宋祖开基
                                        ↑图2-12 枭雄乱世 宋祖开基

  图中石敬瑭的龙袍、幞头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后唐庄宗像,参考上海博物馆藏《望贤迎驾图》中的形象设计。

  辽太宗的服饰,根据文献记载:“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辽史·卷五十六》),金冠根据辽宁建平辽墓出土的实物复原。腰带根据吉林扶馀出土的带扣、带銙和金饰件复原。

  王子的冠饰、玉臂鞲、匕首、长矛,亲随大将的鞢躞带、所牵白马的鞍辔和马具饰件都为赤峰市辽驸马墓出土的实物复原。

  辽主、王子、大将和牵驼男侍的袍服、发式、皮帽,包括驼车均根据河北宣化、内蒙古库伦旗、昭乌达盟敖汉旗等地的墓室壁画形象设计。

  执扇宫女一梳宝髻、一梳坠马髻,髻前插小金梳,鬓上插金花,金梳、金花均出自江苏扬州、浙江长安唐墓。

  宫女服饰根据南京唐李昇墓出土的陶俑复原,裙底露出的鞋采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如意头蒲草鞋形象。

  宫扇参照阎立本《步辇图》设计。红衣文臣的服饰根据敦煌壁画供养人像、武将的甲胄根据四川成都王建墓石刻复原。

  图右赵匡胤、赵光义(赵匡义)和绿袍跪拜文臣的服饰,高怀德的甲胄形象均根据敦煌壁画、参照河南巩县的宋陵石刻形象设计。斧是为宋代传世鎏银鱼龙纹铁斧实物复原。三位大将的铠甲根据南京李昇墓出土武士俑、太原晋祠铸铁像、成都王建墓的石刻设计复原,其中四人的腰带根据成都王建墓、江苏武进宋墓、内蒙古通辽县辽墓出土的带扣、带銙饰件实物,参照中岳庙铸铁像、宋陵的石刻形象复原。

  宋太祖戴的玉冠是江苏吴县出土的实物复原。侍女的冠饰称作“团冠”,是宋代流行的妇女首饰,其冠饰形象和服饰均根据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河南偃师出土的宋墓砖刻、故宫博物院《瑶台步月图》的形象复原。

  手持的瓷烛台为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画面中间穿黄袍、戴冲天幞头者为石敬瑭,把白貂皮大裘披于他肩上,戴金冠,穿白龙袍的是辽太宗,臂上架鹰,头戴金冠帽顶饰毡帽,红袍持矛者为辽王子。

  牵马仗铁骨朵者是辽太宗亲随大将,远处的驼车是辽太宗的乘车。石敬瑭的身后是两个执扇宫女,这是他的皇帝仪仗,宫女前后一文一武,代表送行的百官。五代十国前后五十余年,政权频繁更替,朝令夕改,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归结到乱世英雄赵匡胤身上,一出黄袍加身的好戏开启了历史上另一个统一稳定的大宋时期。

  赵匡胤原为后周大将,任殿前都检点,是后周世宗的亲信大臣。周世宗英年早逝,继位的嗣子还是个小孩,孺子寡母完全没有主政的能力,这就给赵家兄弟提供了绝佳机缘。一封突然而至的辽兵大举入侵的急报,使赵匡胤理所当然的率领重兵脱离了朝廷,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突然停止,第二天凌晨即发生兵变,以赵匡胤的兄弟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为首的一班文臣武将齐集赵匡胤寝息处,将他扶上坐椅,披上龙袍,一致拥立他为皇帝,这就是史上有名的“黄袍加身”的故事。

  图的右侧一组人物即表现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坐者戴束发冠,穿紫袍的是宋太祖,身上的龙袍还没有穿上去,作为古代帝王即位前必行三辑三让的礼数,此时的他无论如何是不能把龙袍马上穿上身的。绯袍、直脚幞头立于太祖身后的是赵匡义,顶盔贯甲,一身银铠,手持鎏银铁斧的是高怀德,他是赵匡胤的亲信大将,拥立太祖的核心人物。环拜于前的文武官员都是随军出征的谋臣战将,有一使女手持烛台立于远处,表示这时天尚未明。

4. 金国灭辽靖康蒙难

  辽国自从得到了石敬瑭所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今河北省,包括北京、蓟县、河间、肃宁、涿县、密云、顺义、宣化、涿鹿、怀来、山西省大同、应县、朔县、延庆、马邑、蔚县一带)后,势力大涨。石敬瑭死后,中原王朝与辽迅速决裂,重新开始相互征伐。

  北宋建国后,宋辽仍处于对峙局面,太宗、真宗时期都有较大规模的战争爆发,最终都以达成和议为结局,即宋朝颁赐银、绢即所谓岁币给辽国。而同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宋辽两国都遇到新的敌人,宋朝的黄雀是西夏的强大,辽国的黄雀是金的崛起,并且金崛起之时,西夏已不复初期的锋芒,所以北宋暂得无事,但辽很快便覆灭了。金朝的祖先,先秦时期称为“肃慎”,南北朝隋唐之际为“靺鞨”,宋以后又名“女真”,后来满清也是同一民族。女真世居今松花江流域,并因部落分居江的南北两地而有生(江北)、熟(江南)女真之分。女真长期受辽朝的统治、压迫,特别是辽天祚帝的疯狂掠夺,最终激起女真族的叛乱。1114年,女真族各部落拥戴酋长完颜阿骨打称王,起兵抗辽。

  金兵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夺得今吉林、辽宁、河北大片土地,天祚帝迫于形势御驾亲征,但刚与金军对阵,就得到朝廷发生政变的消息,便想悄悄退军,但已为金军所察悉,金军拔寨而起,追辽主至护步达冈,看见前面舆辇甲仗迤逦而行,即分开两翼一拥而上。辽主猝不及防急忙退去,辽兵亦纷纷四散,图的左侧一组人物就表现了这一场面(图2-13)。

图2-13 金国灭辽 靖康蒙难
                                                 ↑图2-13 金国灭辽 靖康蒙难

  图中辽主的金盔、金甲、袍服根据宋李公麟《兔胄图》中形象设计。

  辽将的胄是内蒙古赤峰市辽墓出土的实物复原;铠甲戎服(包括执盾步兵的)根据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宁法库叶茂台等地辽墓壁画复原。

  弓囊革带采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木弓囊和银鞓金带銙腰带实物形象。

  辽主、金将的马具、马饰、鞍饰均根据同墓出土金、玉饰品参照壁画形象复原。兵器(锏、剑、刀)采用辽宁建昌龟山辽墓出土的传世藏品复原。

  辽兵皮帽根据五代《胡环画》、《回猎图》中的形象描绘。盾的彩绘图案根据《五经总要》的插图设计。

  右侧人物徽宗赵佶的服饰根据他所作的《听琴图》描绘,图中弹琴者是他本人的写真。钦宗的服饰采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钦宗画像的形象。

  大臣的朝服根据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中人物,参照南京博物院藏《范梦麟像》设计,套于脖子上,压于衣领上的方心曲领为宋代朝服最有代表性的饰物。宫女头戴簪花垂肩冠(冠为硬裹幞头,幞脚弯垂至肩,因以其名),身穿盘领缺胯袍,束双带扣双尾腰带,是为男服装束,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皇后像》描绘。

  金盔金甲、白袍持剑者为辽王,骑黑马、执双锏者为辽将,挽盾持刀,徒步者为亲兵。

  银盔银甲,手持长矛和铁盔、铁甲持铁鞭的是金将,他们正在一方劫驾,攻击辽帝,另一方救驾、掩护辽帝逃离。当金攻击辽时,北宋曾与其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并要求金将当年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归还宋,然而此时的北宋已是徽宗时代,奸臣当道,朝政紊乱,国势日渐颓衰,几次出兵非但没有取得一城一地,反而损兵折将,也让金国觊觎北宋,在除灭辽国的当年立即寻衅南下。

  1127年,金军两路直达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失守,北宋皇帝做了俘虏,被金军押送至五国城。此时徽宗在城破之前已传位给钦宗,自己做了太上皇,结果徽、钦二帝同时被虏,画面右半部分表现的就是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

  图中仗刀叉腰,怒目傲立的是金军大将,另一将持矛骑坐马上担任警卫。戴进贤冠、穿红朝服的是北宋大臣,他正代表皇帝向金将递送降书。

  另一绯袍玉带,头戴展脚幞头的是钦宗,一位登基才一年就被俘的倒霉皇帝。

  头戴道冠、身穿直领对襟缁服的是风流而有文才的亡国之君徽宗,在他身后站立的是两个宫女。

元明清时期

  1. 蒙元崛起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北宋与辽对峙的时候,金做了一回黄雀,而当金与南宋对峙的时候,金的背后同样出现了凶猛的黄雀,那就是崛起的蒙古人。

  蒙古本是室韦的一支,与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素有渊源,后又与鞑靼混合,所以蒙古人亦自称为“鞑靼”。 蒙古人世居黑龙江上游之南,后徙居至车臣、土谢图之间的不儿罕山(古名)。

  1162年,一位旷世伟人铁木真诞生了,1206年,他被蒙古各部拥戴为大汗——成吉思汗。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大汗,他的一生是东征西讨传奇的一生,由他奠定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辽阔的王朝,他任大汗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征伐西夏。

  第一次征讨以和议结束。之后成吉思汗又征讨了两次,但都没有征服。1227年,成吉思汗率大军围困都城后突然发病,临终前夏国才决定投降。一个月后,西夏国王被杀,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惨遭屠城,被夷为平地,所有的文书档案被付之一炬。因此,直到今天,我们对西夏王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仍知之甚少,连西夏文字也几乎不为人识了(图2-14)。

图2-14 蒙元崛起
                                                    ↑图2-14 蒙元崛起

  元将的两种铁盔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出土的实物复原,鎏金铜甲按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的錾花铜重甲复原,另一将军的铁甲和戎服,包括靴、兵器等按宝宁寺水陆画、元刘贯道《世祖出猎图》上的形象设计。马具则按照陕西户县出土的陶鞍马俑复原,马镫采用成吉思汗陵出土的实物形象。

  西夏国王的服饰、根据敦煌壁画《西夏王供养像》复原。

  西夏将军的铠甲根据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出土的彩绘木板画,参照黑水城遗址出土绢本彩绘《骑士图》、《义勇武安王关羽图》上的形象设计复原。中间手持大刀的,铠甲外罩白绣衫的将军的青铜盔为宁夏西吉县出土实物,被刺武将的长矛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辽驸马墓。

  西夏将军的马具除了上述的《骑士图》,还参考了绢本画《水月观音菩萨》中的鞍马形象,这两张帛画现都收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金主、公主和卫士的服饰根据山西长治、河南焦作金墓壁画人物形象复原。

  后妃服饰根据山西介休金墓砖雕形象复原,金丝压发冠采用北京房山金陵出土的实物形象。

  元军将帅辫线袄按照新疆乌鲁木齐盐湖古墓出土实物设计,质孙衣根据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集宁路故城遗址出土实物复原。亲兵前幨帽为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实物形象。

  藤笠、骏笠、红纬笠根据山西沁水、陕西宝鸡出土的陶俑和内蒙赤峰三眼井的墓室壁画复原,鹅顶靴、靴根据山西沁水、陕西贺县出土的武士俑设计。统帅、将军、亲兵腰带均根据内蒙古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地征集、出土的銙饰设计。

  弓、箭参照元《搜山图》、《元世祖出猎图》有关形象设计,刀、矛根据内蒙古博物馆藏品复原。马具、马饰按照陕西户县出土陶鞍马俑设计。

  画左侧一组交战人物即表现了蒙古人征西夏的第三次战役,穿红袍鎏金铜甲,戴铁盔的是为蒙古将军,身后一人铁盔铁甲,手持长斧,他们与两位西夏大将对仗,前面的一位已为金甲蒙将挑落马下,见此状,远处头戴金冠,腰系鞢躞带的夏主返辔狂奔、落荒而逃,这位夏主逃回皇宫后不久即忧悸成疾,撒手人寰。

  当成吉思汗首次征讨西夏未果和议撤军后,马上把下一目标指向金,这时成吉思汗已逝,继任的窝阔台于1229年发动了灭金战争,经过四年数次征伐,且与南宋相约南北夹击,最后攻陷了金的中京(洛阳)、南京(今开封),金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复被重兵围困,相持两月有余蔡州城最终被攻破,金哀宗自尽,金继西夏之后也被灭亡。画右侧人物即表现了这一时刻。

  身穿黄袍、头戴金丝压发冠,横尸地上的是金主,戴金凤翅幞头,穿黄色窄袖圆领衫,腰束抱肚作男装的是公主,穿红、白色对襟长背子,一疏盘髻、一疏垂双髻的是为后妃,穿红衣戴硬裹直脚幞头的是侍臣,手举白棋,戴黑色软裹幞头,穿窄袖盘领袍,束铜带銙腰带,皂靴,领系肩巾的是宫廷卫士。头戴藤编笠,身穿紫色辫线袄、鹅顶皂靴,腰系红鞓金銙饰腰带,手握弯刀的是元军统帅,他正手指公主后妃令人带走。统帅背后是俩亲兵,一戴前幨帽,一露元男子发式。

  蒙人亦有髡发习俗,一般也是头顶剃光,额前留一撮短发修剪整齐,两侧后脑余发编成若干条小细辫,向上折起,在耳后扎成一束,也有在脑后编成一条粗辫,如紫袍统帅和骑于马上穿天蓝色辫线袄的将军即如是。蓝袍将军头戴红缨笠帽,这是满清官帽的前身。辫线袄在元代是一种贵族上层人士才能穿着的服饰,这种服饰在袍服的腰部有三十道左右的细线作为装饰,贵重的用金线。比辫线袄略低一级的是质孙衣,形制上与辫线袄并无区别,只是没有辫线装饰。亲兵和后面骑坐马上的将军即穿这种服装,质孙衣有交领、方领两种,交领亲兵穿长靿皮靴,方领亲兵穿靴,这是短靿靴,靴面上绑有毡布。骑白马将军头戴的是白色骏笠,骏笠和红纬笠为军队将官常服所戴。

2. 南宋覆亡元祖称尊

  历史上的事有时惊人地相似!同是赵宋一家,北宋当年与辽抗衡二百六十余年,金的出现为北宋皇帝提供了复仇的机会,于是提出联合攻辽的建议,岂知一经合作马上让金瞧破机关,于是唇亡齿寒,辽被灭后靖康之难也随即降落北宋皇朝头上。

  时隔百年,南宋皇帝在饱受金的侵扰掠夺之后,同样向虎狼之师的元军提出南北夹击金的建议,结果眼中钉的拔除,立即转化为盘中餐的开始。南宋的僝弱无疑提醒了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子孙,入据中原统一中国的良机已经出现。

  1268年,元世祖忽必烈(此时继承成吉思汗之后的窝阔台、蒙哥汗都已去世)重兵围困襄阳城(今湖北襄阳),开始了灭宋的战役。这一古代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攻守战,整整进行了五年。1273年襄阳城破,南宋失去了国防重镇,元军联合南宋降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很快进围临安。留守大臣奉太后旨意,携传国玺印赴元军营中请降,南宋灭亡。虽然后有文天祥、陈宜中等扶持两个小皇子逃到广州称帝,在古代历朝纪年表上为南宋延续了七年,但已是名存实亡。请降数日,元军即把皇帝、皇太后、亲王等未及躲避的皇亲国戚押解上路,送往北方,其结局与北宋如出一辙。此图左侧一段描绘了这一场面(图2-15)。

图2-15 南宋覆亡
                                   ↑图2-15 南宋覆亡

  元祖称尊图左侧人物,皇太后、宫妃和亲王的服饰,根据《宋仁宗皇后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歌乐图》(上海博物馆藏)和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的形象设计。

  宫妃的金冠子、元将的钹笠和半臂,元吏的质孙衣和披肩,采用安徽安庆、甘肃漳县、山东鄒县等地出土的实物形制,老侍女的服饰按照宋画《杂剧人物图》中形象描绘。

  男家丁的服饰根据河南方城出土的陶俑,参照宋画《文姬归汉图》、福建尤溪、河南安阳等地的墓室壁画形象复原。

  驴车根据西安曲江元墓出土陶马车俑复原,采用小鞍加颈套驾车是中国古代最完美的挽车驾驭方法,这种方法一直使用至今。

  图右侧忽必烈的形象和服饰根据《元世祖忽必烈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复原。宫女姑姑冠和服饰根据敦煌壁画形象,参照元代后妃像复原,忽必烈的宝座和宫扇参照宋《孝经图》和元画中的相关形象设计。

  八思巴服饰根据布达拉宫壁画形象复原,僧帽采用北京双塔寺海云和尚墓出土实物,绣墩的织锦纹样参照甘肃、内蒙等地元墓出土的织物纹样设计。

  仪卫、文官的服饰,根据山东济南、山西苪城墓室、寺庙壁画形象创作,仪卫金雀斧采用永乐宫壁画形象。

  马可·波罗父兄服饰根据《西洋服饰史》资料设计。一头毛驴拉的破车,车上坐着身穿礼服的皇太后,太后怀抱尚为稚童、身穿红袍的小皇帝(南宋降元前一年,亡国君宋度宗病逝,传位给年仅四岁的皇子),小皇帝的发髻上只用黄绫裹扎。驴车的左侧拄杖而行,头戴东坡巾,身穿宽袖直领鹤氅的是亲王,王府的家丁肩背着行李随后。车的右侧头戴金冠子,身穿窄袖红背子,翘头弓绣鞋,系白长裙,手提包袱的是宫妃,搀扶着宫妃的,肩背行李,梳圆髻,身穿宽袖对襟短衫,裤外套行缠,脚上翘头平底鞋,内衬白襪套,全副旅行装束的是宫妃的老侍女。妃子身后还跟着两个男家丁,都背着包裹行李,一头戴尖角巾,一戴黑布帻,两人均穿盘领缺胯袍,前衣下摆提搢在腰带上,露出内衬短衫,短衫外亦束帛带,并下垂两条飘带以作装饰,小口裤,足下布鞋。驴车由一名戴硬裹幞头的家丁牵驴前行,这名家丁除了脚穿麻鞋外,其余服饰均同于宫妃身后的家丁。一行人由骑于马上的元吏和头戴钹笠的元将押解,元吏戴红伟笠,穿黄褐色质孙衣,肩上披披肩,腰系金銙红鞓腰带。元将身穿紫色质孙衣外罩绿半臂,黄皮靴,系玉銙红鞓腰带,腰挎宝刀,手握钢叉。从束玉带、戴的钹笠的笠顶也用黄金白玉制成,系垂的串饰也是珠玉宝石,可知其身份颇高。

  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伐宋之后登上大汗宝座,那时都城尚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灭宋当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名为大都。在汉族谋臣的规划设计下,建设起了宏伟的北京城,忽必烈是第一个在北京坐上龙椅的皇帝,是年改元,追封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而他死后被谥为世祖。世祖在世时,他和他的父兄西征达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捏迷思(德意志),东征高丽、日本,南征大理、安南(越南)、占城(印度)、柬埔寨和缅甸,灭宋以后又统一了中国全境,终将蒙元帝国的版图扩充到了极致。

  元代的统治阶层初期尊崇道教,成吉思汗晚年拜隐居山东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为帝师,对他十分优待。至忽必烈称帝,他当年西征途径吐蕃时认识了藏传佛教大师班智达的从子八思巴,对他十分赏识,便把他招至帐下带回燕京,即位后拜他为国师,并设立总制院,命他为总制,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同时命他创制蒙古新文字,新文字制成后,以功封他为大宝法王,赐玉印,受到很高的礼遇。

  元帝国历史上还有一段重要的外交史。忽必烈称帝第二年,威尼斯商人尼柯罗、马菲奥兄弟到元大都做贸易时,被皇帝召见询问欧洲情况,因应对让忽必烈感到很满意,就委派兄弟二人为蒙古大使的副手出使罗马教廷,教皇会见蒙古使节后当即委派两名传教士随尼柯罗到元大都传教回访。不料传教士怕苦,中途折返,而尼柯罗带着他的儿子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却千辛万苦地返回大都复命,从此他们留在中国开始了另一段传奇生活。此图的右半部分汇合了这两方面的事。

  忽必烈身穿黄色质孙王袍,头戴金答子暖帽(后檐皮帽),腰束玉带昂然坐于宝座之上,身后戴姑姑冠的蒙装宫女持着飞龙宫扇。左侧肃立一位铁盔铁甲的宫廷仪卫,铠甲外罩有宽袖绣衫,这是宋末元初武将十分流行的打扮。仪卫手持仪仗兵器——金雀斧。仪卫旁边还站着一位手捧笏板的文官,文官戴着直脚硬裹幞头,身穿紫色广袖盘领汉官服。忽必烈右侧坐于绣墩之上,头戴法冠,身披藏传佛教袈裟的是八思巴,他正与忽必烈一起会见尼柯罗兄弟和马可·波罗。三人都穿着当时欧洲的流行服饰——长外衣修尔科。修尔科的衣袖开有长口子,手臂可以自由地穿上伸出。修尔科内一般都是束袖短衫,下面紧身长裤,脚穿长尖头“普兰”皮鞋。马可·波罗正脱帽行礼,头戴蓝色无边帽的是他父亲,正向皇帝介绍他的儿子,头上裹着舵形头巾,带着黑色帆帽的伯伯叉手肃立一旁。他们的脚下装满珠宝的皮箱,是带来献给忽必烈的礼物。

  3. 马可仕

  元1275年,马可·波罗随父亲来到元大都后,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谨慎的个性很快得到忽必烈器重,要他留在中国,学习骑射和蒙语。忽必烈对他犹如春秋战国时期重用客卿一样,派他去云南、江南各地视察,并委任他去扬州做了三年的地方官,还任命他为朝廷使者,出访占城、印度等国家,参与了元皇朝的一系列政治活动,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整整十七年(图2-16)。

图2-16 马可仕元
                          ↑图2-16 马可仕元

  图中马可·波罗、元代骑士、官吏、公人、副使等服饰均根据新疆乌鲁木齐、山东鄒县、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出土实物,参照山西宝宁寺水陆画、芮城永乐宫壁画、陕西户县贺氐墓出土的兵士俑等形象设计复原。

  印度酋长、大臣、侍卫、宫女、男侍、舞女、乐师等服饰均参考《世界服饰史文化事典》相关资料创作。

  马可·波罗的马车根据西安曲江元墓出土陶马车俑设计创作,意大利服饰、尖头皮鞋根据《西洋服饰史教程》资料描绘。兵器马具参考图2-14。

  此图反映的是马可·波罗一些主要活动。

  左侧一组是描绘他在蒙古人的辅导下学习骑马射箭的情形。身穿红衫白裤的马可骑着蒙古白马正转身拉弓欲射天上的飞鸟。

  中间一组描绘了他正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前往地方视察。马可·波罗头戴骏笠,身穿质孙衣,翘尖皂靴,腰系革带,带上悬挂小刀、香袋,一身蒙古官吏打扮,正拱手躬身向前来迎接他的地方官行礼。在他两侧各有一个公人手持仪礼棒前导,公人头戴平巾帻(这种平巾帻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幞脚的硬裹幞头形帽子),身穿盘领窄袖袍,袍的前下摆提起反折向上搢入腰带,形成一个倒三角,露出内衬长衣,长衣腹前垂一块革制方形蔽前(这是先秦时期传统服饰的古制,元代蒙古公人服装也有这种装饰)。下穿裤,脚上鹅顶靴,靴上罩毡布。马可·波罗身后还有一戴同样平巾帻、穿窄袖袍上罩背子的衙役,双手撑一把红盖伞,这是朝廷特使出行仪仗中的一项。远处停着一辆轿式马车,由一名与掌盖人穿着相同的衙役牵着,衙役穿的是布鞋,腿上绑行缠(绑带)。前来迎接的地方官一个是蒙古人,穿戴与马可·波罗相同,另两位是汉人,穿着汉官服(元与辽代一样,朝廷分蒙汉两班官员,蒙古人穿蒙式官服,汉人穿汉式官服)。汉官服为直脚硬裹幞头,圆领宽袖缺胯袍,皂靴、白衬袍、腰系黑鞓铜或骨銙双铊尾笏头带。

  右侧一组是表现马可·波罗代表元朝出使印度的情形。马可·波罗身穿质孙衣,跽坐在茵垫上正向印度酋长介绍他带来的礼物——放在雕漆托盘上的青花瓷器。酋长头裹包帕,穿白色长袍,条纹束口裤,翘尖头绣鞋,系金饰腰带,披红锦短斗篷踞坐床榻,倚靠在绣枕之上。马可的对面坐着一位部落大臣,大臣也是头裹包帕,身穿传统服饰,手握玉杯,正认真地听着马可说话,马可背后站着一身元代质孙衣官服的副使,他似乎听不懂在说什么,茫然地看着前方。马可的右侧跪着一位印度宫女,上穿胸衣,下束长裙,头上裹着纱丽,正恭敬地端上美酒、饮料。在印度王的身后站着一位佩刀侍卫,头上戴巾帕,身穿窄袖衣,束口裤,裤外系薄纱裙,外罩对襟短袖长衫,条巾束腰,佩刀用金饰剑带挎于肩上。右侧站着一位红头帕、赤裸上身,裤外束围裙的男侍撑着孔雀毛制成的羽扇,男侍的身后还有一名乐师和舞女,舞女也赤裸上身,头披纱丽,胸前挂着珍珠串饰,束口裤外系围裙,乐师同样裹头帕,穿印度花衫,他们似在等候晤谈结束,前来为客人表演助兴。

   4. 一代雄主

  元朝后期统治十分黑暗,对汉族人的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元朝把国民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采用不同的政策加以对待,激起了中原地区仕族阶层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导致红巾军起义,而正是这场农民暴动,又推出了一位乱世英雄——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贫寒,少年丧父,迫于生计出家做了和尚,没有受过教育。25岁那年投靠了郭子仪领导的起义军,这次的落草为寇改变了他的一生。由于在与元军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很快使他从一个义军小头目变成将军,进而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在剿除了张士诚、方国珍割据势力以后,晋升成为吴王。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统率二十五万水陆大军,向元朝发起攻击,经过十个月的奋战,于第二年8月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出逃,元朝灭亡。而同年正月,朱元璋已在应天(今南京)登基,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此图描绘了朱元璋从投奔义军到成为九五之尊的主要经历(图2-17)。

↑图2-17 一代雄主
                       ↑图2-17 一代雄主

  图中朱元璋的僧服、甲胄根据山西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的形象,结合北京定陵出土的实物进行复原(副将的甲胄亦如此,以宝宁寺水陆画为主要参照)。

  皇冠龙袍根据《明成祖皇帝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复原。

  司礼大臣、大学士服饰也取自宝宁寺水陆画,太师和百官的忠靖冠、乌纱帽、礼服袍和金、玉腰带均根据苏州枫桥、上海卢湾区、江苏扬州和南京明定陵等地出土的冠、带銙、袍服、玉佩实物描绘。

  近侍的铠甲,根据四川成都出土的瓷俑,参照明画设计。

  钢叉、偃月刀、佩刀、铁抓、长矛和金瓜等兵器则按照首都历史博物馆和私人藏品描绘复原(详见《中国古代冷兵器》)。

  左侧一组人物,朱元璋僧衣麻鞋,佩挎腰刀,双手抱拳正初会义军首领郭子仪,铁盔、铁甲的郭子仪骑坐马上,对仪表不凡的朱元璋颇为赏识。明史记载:郭子仪起兵濠州(安徽凤阳一带),民间惊恐相率趋避,朱元璋也想离开,就占卜吉凶,结果是去留皆凶,不禁嬉笑自语“莫非要我做皇帝不成?”再卜得大吉,于是决定弃僧投军去了。

  郭子仪前后还有三名头裹红巾的亲兵,两人穿日常服饰,白袍皂靴者,手握钢叉,从军前应是猎户出身。窄袖袍外围悍腰,系抱肚,腿上行缠脚穿麻鞋者应是行伍出身,手握双铁大抓,这是明代出现的新型冷兵器。身穿鱼鳞铁铠的亲兵肩扛郭子仪的兵器——青龙偃月刀,武圣关云长的神器。

  中间一组的人物中,一手握刀、一手夺矛的是悍将朱元璋,他头戴铁盔,身穿对襟铁甲,披膊连带护肩系于颈上,甲衣胸前也两个圆形护甲,形同唐代的明光甲,内衬朱红戎服、绣花战靴,银鞍铜镫。身后随一副将,也是铁盔铁甲,白袍长枪。被朱元璋截住的元将则是全身锁子铁甲,胸前和腰部另缀有铁甲片,白马金鞍,手持铁杆蒺藜长矛,应该是一位身份较高的元将。明史记载:元璋随子兴出战,格外奋勇,多次杀败强敌、反败为胜。

  右图中朱元璋黄袍翼善冠、玉大带,昂然佇立宝座之上,身穿朱红宽袖盘领袍,腰系玉带,头戴乌纱直脚巾的大学士在宣读即位诏书。手捧玉玺、头戴梁冠,身穿朱衣朱裳,腰束玉带挂玉佩的司仪大臣正准备进呈国宝。而戴黑色忠靖冠,身穿深紫朝服的太师正肃立一旁,他是大典的主持者,他的身后、龙椅的近旁侍立着白袍银甲手握金瓜的近侍。头戴乌纱帽,身穿补服、腰束金带的跪伏官员代表了朝廷参与盛典的百官。

5. 永乐迁都

  朱元璋晚年诛杀功臣宿将十分厉害,动辄弑杀千万,造成朝廷上下人人自危,白色恐怖笼罩京城。即便如此,在他死后仍不免出现动乱。明太祖太子早亡,他把皇位传给嫡长孙的做法,在他死后引起其他几个儿子的不满,四子燕王朱棣在北平(今北京)带头造反,挥师南下开始了所谓“靖难”的争夺皇位之战,这场战争进行了四年。1406年6月,“靖难军”渡过长江,建文帝的军队全线崩溃,负责守卫京都的主帅李景隆开城迎降,在一场离奇的宫殿大火中建文帝消失了,于是群臣拥戴朱棣登基,即是明成祖永乐皇帝。

  朱棣残酷不亚乃父,他用“灭十族”、“瓜蔓抄”的极端手法处置、镇压了与他为敌的建文旧臣后,即决定迁都,要将都城从应天(今南京)迁到他的封地治所北平。这一计划开始遭到群臣反对,但一方面慑于永乐帝的威严不敢坚持,另一方面元朝虽然倒台,但残余势力仍未肃清,为了巩固边防,将都城移至北方也非常有利。北平即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在建立大都时,接受汉族大臣的建议,根据周礼的制度规划,连城门的名称也按易经的说法命名,永乐帝决定迁都后,他要在元大都基础上扩建皇城,增筑外城,使北平成为以紫禁城为核心,以皇城为中心,以内城为拱卫,以外城为屏障的历史上最为坚固宏伟的都城。扩建都城整整用了十三年才基本竣工,新城去除了元大都的肃清门、光熙门,增加了广安、广渠、左、右安和永定五门,而原有的东、西直、阜城、朝阳等门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永乐帝对宏伟壮丽的新城十分满意,更名为北京顺天府。此图主要表现的是永乐帝的这两件大事(图2-18)。

图2-18 永乐迁都
                                                     ↑图2-18 永乐迁都

  明成祖的铠甲根据定陵出土的铁盔铁甲实物复原,参照《出警图》增加了鎏金铁护臂和腿裙,靴、箭袋、马具马饰的根据与此相同。

  乌纱翼善纱冠、八宝金带的形象也取自定陵实物。成祖容貌和龙袍根据他本人的画像描绘。

  大将军和宫廷仪卫的铠甲根据广州中山路明墓出土的实物,参照十三陵石刻镇陵将军的形象设计复原。护卫亲兵的锁子甲根据新疆新源出土实物,参考宝宁寺水陆画上的形象复原。

  武将所携带的箭袋、弓囊、佩刀、佩剑和火铳,均根据定陵出土、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实物描绘。

  火箭发射盾牌形象取自1930年版《满洲实录》。

  太监的服饰根据《明人宫装图》,皇城设计图根据《北京宫城图》(两图均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工部侍郎官服、官吏的梁冠,后妃的短衫和宫裙,采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收藏实物复原。特髻采用湖北蘄春荆端王妃刘氏墓出土实物复原。

  官吏的朝服参考宝宁寺水陆画的形象设计。

  左侧骑于白马之上,金顶铁盔、铁甲金护臂、金鞍、黄缎箭囊和鞍鞯的是朱棣,他的左侧,靖难军的元帅大将军,铁盔银甲、手握钢刀,正命令部队发起进攻,他的右侧,全身锁子铁甲、铁盔、铁裤的是护卫亲兵,亲兵不仅佩带传统的弓箭和刀,还手握一柄元代发明的新型火器铜制火铳(当时尚用铜制)。而待命进攻的先锋部队也是用火箭开道,以人力推行的盾牌火箭发射车,就像原始时代的机枪,发射火箭的弓手站在犹如流动城墙的大盾后面,透过孔眼向敌兵发射火箭,这种大盾装有铁轮,由勇力士兵推行而进。而盾排车后面往往跟随一队弩手,专门负责装箭控弦,这时的战争方法已经从完全的冷兵器向火箭时代发展,全身包裹的锁子甲衣正是适应新型火器而出现的新一代铠甲。

  右侧永乐帝正踌躇满志地视察尚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穿黄袍,腰系八宝金带的他正仔细审视由三名太监举着的设计图,听工部侍郎在详细介绍,太监均戴软翅幞头,身穿宽袖袍,袍的开衩与官服不同,在两侧腰间有襞积(褶裥)。戴乌纱帽,穿补服,这是明代文武官员一致的常服袍。明代腰带都是笏头带,以带銙的材料品质区分品级。在工部侍郎身后站着两个后妃,后妃头戴镶宝石鎏金银特髻,上穿交领织金纱通肩短衫,下穿妆花纱宫裙。在她们的右侧远方侍立着头戴梁冠、身穿广袖朝服袍的官员。她们的背后是一身银盔银甲、皂靴、黄色袍肚的宫廷仪卫,仪卫佩剑手握金瓜,远处是已经建成的奉天殿(即现在的太和殿)。

  6. 航海医药

  当年朱棣占领皇宫查问建文帝下落时,只见到几具难辨男女的焦尸,虽然据说皇帝就在其内,但很多人都心存疑虑,包括朱棣本人。为了消除隐患,他登基后派人四处侦探企图找到建文帝的下落,其中最为重大的行动就是派遣他的心腹宦官三保太监郑和,率领一支强大的船队出使西洋,出使目的表面为了炫耀明朝强大富裕,对顺服者颁赏送礼,对反抗者打击镇压,暗底下寻访有无失踪皇帝的行迹。然而由于郑和人格和才学的非凡,结果使得这项行动完全改变了初衷,变成一次古代文明史上商业与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伟大航海壮举,而郑和的英名也永远铭刻在了世界航海史的丰碑之上。

  郑和七下西洋,他的成功源于他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宝船和船队,在他主持下制造的巨大帆船欧洲三百年之后才达到这一水平。同时他开辟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他以江苏浏家港为出发点,开通了五十八条航路,在长达二十八年间到达过马来半岛、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东岸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船队拥有强大的武器,但很少使用武力,一般都是通过瓷器、丝绸、铁器和货币等进行交换,换取各国的珍珠宝石、香料和珍禽异兽,此图的左半段表现的就是这一情况(图2-19)。

图2-19 航海医药
                                              ↑图2-19 航海医药

  此长卷郑和的服饰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彩塑太监像复原。

  靴采用上海宝山出土的实物复原。

  佩剑根据私人收藏品描绘。

  船队翻译的服饰根据宝宁寺水陆画的形象设计,包括郑和的伞盖、李时珍和病人、病人家属与学徒的服饰、布幡等均采用水陆画中的相关形象,并参考了贵州玉平出土的实物设计。

  白衣船员和掌盖随从的服饰根据陕西长安韦曲镇出土彩绘仪仗俑,参考河南镇平出土的陶俑复原。

  非洲酋长和族人的服饰、兵器根据《世界服饰史文化事典》上的插图设计。郑和的宝船按照航海博物馆制作的模型描绘。

  李时珍行医处和书房的家具根据上海出土的明器实物形象复原。

  头 戴黑纱中官帽,身穿广袖常服官袍、皂靴黄帔风的郑和,正通过戴凉笠、穿窄袖交领长衫、白软皮靴、腰束帛带的船队翻译,在同非洲部落酋长交谈。酋长头戴金帽箍,箍上插有彩色羽毛,肩披豹皮,他与另一位豹皮帽带上同样插羽毛的武士都穿着草裙,手握长矛,武士的手上还挽有长皮盾,他们用两个当地居民牵来的长颈鹿、鸵鸟和斑马作为礼物,正准备与郑和进行物质交换。而郑和的身后两位白衣船员已准备了一担各色丝绸,将作为回礼送给非洲酋长。郑和背后还有一位随从撑着皇帝颁赐的曲柄伞盖,这是他高贵显赫的身份象征,船员和随从的服饰与元代的公服颇为相似,都是圆领窄袖缺胯袍,袍的前摆提起搢入腰带,露出内衬长衫,下穿裤脚穿靴,唯没有下垂的两条装饰帛带,三人头上都戴着一种类似清代的瓜皮小帽,明代称为六瓣(或八瓣)帽。在他们的远处停泊着郑和乘坐的宝船。

  明代因为郑和而使航海的成就彪炳史册,同样又因有了李时珍而使医学名扬千古。李时珍是嘉靖年间人,出生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从小跟随祖父、父亲四处行医,科举不第后潜心医学。他除了大量阅读医学专著外,还广泛涉及经、史、子、传、农圃、星象、医卜等各类书籍,同时他还很注重野外考察。行医间隙,经常带领儿子、学徒翻山越岭到盛产药材的山区收集标本。由于医术高超,又为当地的楚王儿子治好了顽疾,他得以到王府和京城太医院任职,进而使他有机会查阅到很多民间罕见的医学孤本秘籍,为他日后编写医学巨作打下了基础。

  1548年,李时珍借口养病辞职回到家乡开始编撰《本草纲目》,历时三十年才最后定稿,这部医学巨著共记载药物1892种,验方11096帖,全书一百九十余万字,配各种药材插图1160幅。

  不幸的是,他本人还没有看到刊印出来的书就辞世了。死后不久正值皇帝下诏命修国史,令各地官府征购天下新书,他儿子就把此书献给朝廷,立刻得到皇帝的高度评价和重视,1596年,第一部《本草纲目》终于刊刻发行,短短几年间流传至全国各地,到了17世纪更传至日本、朝鲜和欧洲各国,被翻译成日、英、法、德等近十种文字,影响遍及全世界。直到今天,《本草纲目》仍然是我国传流医学的最有价值的宝典。

  图右侧部分画的就是李时珍行医和著书的场面。左面一组人物,头戴薄纱帽、身穿宽袖襦袍的李时珍正在为一老年病人诊脉,病人的儿子(戴平顶巾,穿窄袖长襦者)正扶持着病人,李时珍背后白衣白巾的徒弟正手捧文具等候李时珍开药方,他臂间还挟着布幡,表明他们一路行医而来。右面的是表现李时珍正在书房潜心著述,书架上放着参考典籍和已完成的手稿,书桌的旁边摊着他将要写到的药材标本和实物,这些都是他千辛万苦亲自采挖、收集而来的。

  7. 明曲织印

  明代除了航海、中医药方面成就斐然外,在戏曲、纺织和印刷等方面也有很大进步,这幅长卷主要表现了这三方面的情况。

  中国的戏曲起源于北宋,是从说话(类似于后来的说书)发展为说唱,又由说唱逐渐转化为“杂剧”(即结合了歌舞、杂技、扮演和说唱多种表演形式)。南宋时期,宋杂剧在金国境内称“院本”,在南宋境内称“南戏”。进入元朝,金的“院本”逐渐发展成更为成熟的元杂剧,出现了关汉卿等元曲四大家,使元杂剧成为中国文学史中成就最高的元代文学作品。明代中期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戏曲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其观众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有热衷的群体,一般上层人士的宴会、百姓的节庆、庙会、喜事等都要组织演出。皇室贵族的演出场所大都在厅堂、庭院或花园,百姓的演出场地则在广场或庙台。达官显贵和富豪之家大都养有职业演员。图左侧一组人物就是表现贵臣家中的堂会演出(图2-20)。

图2-20 明曲织印
                                                       ↑图2-20 明曲织印

  堂会表演一组人物的服饰,男主人的忠靖冠按照江苏丹阳明墓出土的实物描绘,衣服按照《户部员外郎肖像》(安徽省博物馆藏)设计。

  女主人的鬏髻和头面根据南京栖霞山出土实物,参照明代肖像画《金安人像》描绘。

  服饰根据贵州思南和江苏镇江出土实物,参照《何道享夫人肖像》、《朱佛女像》(安徽博物馆藏)中的有关形象复原。

  侍女和男女演员的服饰、乐师的乐器均根据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的形象设计。

  纸扇、金托盖、青花瓷锺、青花香炉和茶几、香几等都按照上海松江、湖北钟祥、四川成都出土的实物和私人的藏品进行描绘。

  在这幅长卷中,刻印书籍的三个人服饰与戏曲伴奏的基本相同,除了刻版者身穿长及脚面的长衫外,另两人都穿短衫,露出小裤口长裤,他们的服饰都是根据《皇朝积胜图卷》中的市民形象,参照明画《王琼事迹图》中书僮服饰设计。

  两名织妇的服饰根据《天工开物》书中插图的形象复原。男、女主人安坐太师椅中,男主人头戴忠靖冠,身穿对襟宽袖直身(又称直掇),脚穿翘尖布鞋,手摇纸扇。

  女主人头戴银鎏金鬏髻和全副头面(明代对头箍、耳环、金簪、手镯等的总称),上穿鹤纹補琵琶袖命妇服,下系紫缎白裥围裙,肩披霞帔,腰束玉带,霞帔的下端吊有黄金坠子,两人的脚下均有红木足踏。

  男主人的右边设有一茶几,上面放着金托盖青花瓷盅,前面的红木香几上还有一青花香炉,这些用品都是明代十分贵重的物品,表明主人的身份地位不同一般。

  男主人背后站一侍女,侍女梳双髻,戴金发箍,上穿交领窄袖短衫,下束白裥长裙。

  他们正在看一男一女两位演员的表演,男女演员均化妆,男演员的脸部已像现代的戏曲演员一样有脸谱妆,粘贴有假胡须。

  其身上穿的红、黄相间的长袍,头上戴的朝天翼幞头,黄布鞋蓝布襪和女演员的黑布帽,窄袖翻领长袍,黄色水袖,蓝底白花胸围外系的红帛腰带,红裤蓝布鞋等,都是当时的戏曲演出服装,男演员的手中还拿了一把有吊坠的道具折扇。

  他们的说唱表演由笛子和胡琴来伴奏,两个伴奏乐师都穿生活服装,圆简黑布巾,交领窄袖长衫,黑布鞋,明代用的琴也基本与现代相同了。

  明朝是我国古代纺织业最发达的时期之一,特别是棉布的生产达到历史的高峰,这一时期的棉布不仅是平民百姓衣着的最大消费品,也是朝廷用于交换边疆民族的马匹等稀缺物资的颁赐品,同时还是军服用料的军需品,年需求量十分巨大,因此发展到后来,种植纺织棉布的原料——棉花,已从南方的松江(现上海松江)地区迅速扩展到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同时,历史悠久的丝绸纺织也得到发展,丝织品是皇家和富人的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全盛时期的明代纺织业出现了专门以纺织为业的市镇,市镇的家家户户都以织布为生。专业生产使纺织技术在元代黄道婆的基础上更提高了一步,使明代的织品在花纹、织料、染色等各方面都达到了新水平。

  画面中间部分就是根据《天工开物》书中的插图,参照宋画《耕织图》描绘的明代织布情形。这架织布机有两层,一层的部分机械延伸到地下室,有木梯可以踩踏下去,一层的织妇是主要织手,成品最后出于她手。坐于二层织机坐板上的织妇与一层的面面相对,她主要负责纺织品的初步织成。庞大的织机似乎需要很大的空间安置,织机的顶架需要由屋顶垂下的绳线吊住。织妇都头裹巾帕,身穿窄袖交领长衫,下束长裙,腰束帛带。

  明代还是我国雕版印刷最发达时期,我国历代带有插图的刻板图书共有四千余种,明版图书占了一半,而且最为精美,雕版、印刷、装帧质量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特别是一些雕版印刷的画谱,不仅可以做到彩色套印,而且效果与原作对照几可乱真。因此,虽然北宋毕昇已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其印刷书籍的成本和效果始终不能取代雕版,所以至今明刻版本书籍是收藏中的珍稀藏品。

  长卷的右侧描绘了刻板印刷的三个主要工序。图中最前面中坐者是雕版技师,他正全神贯注地雕刻,在他工作台的右前方,堆放着五六块已书写好等待雕刻的书板。书板一般选用木纹细腻且木质松软的木材来做,书写用墨,反体进行,这需要经过培训,刻板时保留墨线,其余部分刻凹陷下去,要熟练快速地保留细如发丝的黑线绝非易事,需要刻工有娴熟的手艺和高质量的刻刀。当时,全国的雕版刻工以安徽徽州最为出名,他们的作品成就最高。雕版完成后便是印刷,图中后排右侧一人就是印刷工,他将白纸覆在雕版之上,手握鬃刷在轻轻击刷,均匀地印好一页之后叠放在另一处让它晾干。印好晾干后的书页最后装订成一本,图左侧背后深色衣衫者正在从事这项工作,他正把对折好的书页叠放整齐(古代印刷都是单面,通过对折成正反两页),然后再打孔用线装订,最后是切边加封套。高级的图书几本成套后都要制作十分考究的封套或盒套,使图书不仅易收藏,而且显得很华贵。

8. 西风东渐

  明代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使东南沿海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一般外来文化的渗入,大都从宗教的浸润开始,但明朝是封建王权得到空前加强的非常时期,西方文化宗教势力的入侵并不容易做到,在这一方面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获得了成功。

  利玛窦学识渊博,不仅精通西方几何学、天文学,而且熟谙中国经学,了解诗词、绘画,对艺术也有相当修养。初来中国他先在澳门、广东肇庆等地传教,曾采用佛教僧侣的传教方式,剃光头、披袈裟进行布教,但都没有产生效果。于是他改变策略,学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穿中国的服装,与上层知识分子交朋友,终于逐渐打开了局面。其中与徐光启的友谊与合作,是最为历史所称道的。他们一起合译了《几何原本》、《测景法义》、《测量异同》等几何学著作,把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并且共同制造了浑天仪、地球仪让人们参观,为科学知识的普及作出了杰出贡献。利玛窦还根据天主教教义,对照中国儒教学说,在深入研究儒学典籍的基础上,两相糅合撰写了《天主实义》一书,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被尊称为“利先生”。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终受到朝廷的重视,1601年他被神宗皇帝召见来到北京,进献了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天主圣母像、自鸣钟三件珍贵的礼物。明神宗对礼物爱不释手,对他赞赏备至,不仅安排他定居都城,还力排众议允许他传教。利玛窦死后,万历皇帝破例同意将他安葬在北京。而天主教会员也从广东肇庆接受第一名教徒,到他去世三十年里发展到2500名。这幅长卷就是描绘利玛窦的主要事迹(图2-21)。

图2-21 西风东渐
                                            ↑图2-21 西风东渐

  图中利玛窦的服饰根据明刻板《利玛窦像》和意大利罗马耶稣总会收藏的油画《利玛窦像》复原。

  明朝官员和徐光启的官服根据山东邹县、贵州玉屏、江苏南京出土的实物,参照徐光启画像复原。

  太监服饰按照《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的形象描绘,男仆、侍女、书童和信徒的服饰均根据明画《王琼事迹图》、《皇朝积胜图卷》(都为国家博物馆藏品)、明刻板《金瓶梅词话》等书画作品中的形象创作。

  神宗皇帝服饰按照他本人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设计,腰带采用定陵出土万历皇帝宝带实物形象。

  《坤舆万国全图》、天主圣母像和自鸣钟根据明代雕版影印件、意大利古典圣母像和故宫藏品描绘。

  左侧第一组人物描绘了头戴东坡巾、身穿交领、宽袖儒服袍、翘尖皂布鞋的利玛窦,正按中国礼节,拜会头戴乌纱帽,身穿补服的明朝官员。利玛窦背后站着一个布帛发髻、白衣绿裤、布鞋,手捧红锦礼盒的仆人,表明他正通过社交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

  第二组人物描绘了利玛窦受到明神宗的召见,正向皇帝介绍进献的礼物,神宗皇帝身穿朱红龙袍,头戴乌纱翼善冠,腰系宝带。利玛窦背向而立,仍然是儒服儒巾,中国士大夫的打扮。跪于阶前,戴乌纱折上巾,穿绿色拽撒(一种宫廷内臣穿的袍服,类似于元代的质孙服,交领、窄袖,衣长至膝下,衣下摆撑起),束黑鞓腰带的太监双手捧一镶金墨玉雕像的自鸣钟,这种现代化的机械闹钟还是第一次进入宫廷。利玛窦的对面站着一名年轻的教士,这名教士应是跟随利玛窦来到北京的副手,他穿着传教士的服饰,双手虔诚地捧着送给皇帝的第二件礼物,一幅画在木板上的古典天主圣母像油画。教士背后两个太监身穿与前跪者相同的服饰,抬着利玛窦亲自所作的第三件礼物《山海舆地图》(最初的名称,后雕版刊行时改为《坤舆万国全图》),这是当时中国出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神宗皇帝把地图和圣母像挂于宫殿上,自鸣钟更是专门建造了亭子予以安放,可见其重视喜爱程度。

  第三组人物表现利玛窦在传教,身穿紫红色主教服的利玛窦手握银十字架,正对环跪在他前面三个中国男女信徒布教,女信徒梳高髻、戴发箍、身穿交领长衫、系长裙、外罩半臂,属于小康之家主妇,中间白发、黑衣老者亦属市民阶层,头戴纯阳巾、身穿白道袍的青年应是秀才之类的儒生,他们都是刚刚接受天主教义,新入会的教徒。

  第四组人物表现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友谊,身穿儒服腰束丝條带的利玛窦正与穿着官服的徐光启热烈讨论着问题,他们的身后站着一名书童和一名侍女。书童梳总角髻,脑后垂帛带,身穿交领窄袖长衫,束线绳腰带,双手捧着一套书,这一定是他们新译的著作。侍女梳高髻,戴发箍插金簪,上身交领窄袖短衫,下束长裙,腰系短围腰,手托茶盏静立一旁,似被他们的讨论所吸引。

  9. 大清奠基

  曾经是富裕、统一、强盛的明王朝,由于封建极权统治的先天不足,导致奸臣当道、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把一座锦绣河山搅得漆黑一片。明末的社会本身就是一场噩梦,饥荒、暴乱、加上满清的侵扰,人们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曾经在中原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再度入主华夏,成为历史的现实。

  建立大清帝国的是满族,满族前身是女真,前文在介绍女真时曾经说明,女真当时有生、熟之分,熟女真征服北部中原后,逐渐与汉族同化,生女真留居白山黑水间,依然过着渔、猎生活,他们早期受金统治,后来受明王朝压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拥戴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努尔哈赤为王,举起反叛的旗帜向明王朝宣战。

  努尔哈赤家族世代为女真建州部落首领,祖父辈都受明廷封爵,本人也担任指挥使,25岁时(1583年)他用祖上遗传的十三副盔甲,起兵征讨与他有杀祖、父之仇的邻近部落,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他创建了八旗制度,筑造城池,向汉人学习农业生产,实力迅速壮大起来。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努尔哈赤完成了统一大业,于1616年从费阿拉迁都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国。两年后,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以“七大恨”焚香告天宣布誓师,与明王朝正式决裂。此图的第一组人物即表现此事(图2-22)。

图2-22 大清奠基
                 ↑图2-22 大清奠基

  努尔哈赤的铠甲,根据乾隆朝复制的皇太极铠甲绘制。

  萨满巫师法服根据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征集的民间藏品描绘,法器(神杖)为哈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老萨满传世实物形象。

  康熙的铠甲兵器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玄烨戎装图》和崇福寺(在今山西朔县县城)收藏的当年西征凯旋回京时留赠的实物描绘。

  皇太极的服饰根据皇太极画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设计。清将、清兵、侍卫的铠甲、兵器、服饰和八旗军旗均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地收藏的实物描绘。

  鸟枪、火炮为故宫收藏的康熙御用和康熙时期制造的火器。

  努尔哈赤的腰刀也是故宫收藏的本人御用兵器。 努尔哈赤全身甲胄,弓箭齐备,手持佩刀,单膝跪地,正在向天起誓,他身后是头戴铁盔,脸罩紫铜面具,身穿法服,手持法器的萨满巫师和全副武装等待检阅的八旗精兵。由于明朝后期火器用于战场越来越多,传统甲胄到这时在制造方法和形制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甲片一般都缝缀在布面的里面,甲衣就像一套宽大的衣裙,表面看上去是用布制成的,只有腿裙部分还有外露的甲片,这是从元代的布面甲传承而来。

  后金与明朝开战后,第一场恶仗即是战争史上有名的“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以“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高明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打得一败涂地。此后明廷历换熊廷弼、袁崇焕镇守辽东抵御后金,特别是袁指挥的“宁远之战”让努尔哈赤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并因此患病而死。继其位的皇太极改变策略,利用明王朝君臣矛盾,巧施反间计使崇祯皇帝自毁长城。袁崇焕被杀后,皇太极经过精心准备,组织了“大凌河围困战”和“锦州决战”,这两个战役不仅击溃明军的主力,夺得入关的重要前哨阵地,为西征、入主中原扫除障碍,而且收降招揽了一大批汉官中的优秀文臣武将为其安邦治国服务,其中洪承畴就是代表人物。洪承畴原是明蓟辽总督,文武全才并善用兵,在官僚阶层颇有威望。辽锦之战被俘后开始誓死不降,但皇太极一直优待、劝降,不使其受辱,被押到盛京(现在的沈阳,后金五迁之后的都城)后,皇太极亲自去狱中看他,见他衣衫单薄,蓬头跣足,立即脱下身上所披貂裘披在他身上,洪承畴回首注视良久,终于表示愿降,图的中间一组人物即表现此景。

  蓬发盘腿席地而坐的是洪承畴,身穿皇帝冬朝服,戴红纬冬朝冠,给洪披貂裘的是皇太极,立于远处的是陪同前来的侍卫,侍卫也是冬朝服穿戴,从其官帽的顶饰为蓝宝石表明他是一等侍卫。

  洪承畴的归降影响很大,继其后大批明军精锐都不战而降,后金国事日隆,皇太极遂在满清八旗基础上新扩充了蒙、汉八旗,把投诚过来的明军都编入汉军八旗之中,并于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而此时的明王朝正遭受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猛烈冲击,1644年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景山,明王朝灭亡。农民军攻进北京后的疯狂掠夺,以及领导阶层迅速腐败的行为,使社会各阶层大失所望,清王朝见时机成熟,利用吴三桂的反叛挥师入关,一举歼灭了失去民心的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先后毙命。而前一年,皇太极也中风暴死,大清国已是福临为帝了。福临23岁时出天花,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病,弥留之际遗诏立康熙,这是大清六次迁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

  康熙少年为帝,智勇深沉,在铲除权巨亲政之后,大展宏图,平三藩,用廉吏,收复台湾,治理黄河,国家得到大治。对外方面,针对沙俄的入侵发动了“雅克萨之战”,把沙俄军队打得大败,不得不请求停战谈判,最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维护了清王国的尊严。对内方面,面对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三次亲征,率军极地攻击,直至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病死,余部投降,中国北部和西北部恢复和平安宁为止。图的第三组人物即表现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情形。

  康熙全身甲胄,与将士一样佩带弓箭、宝刀,亲兵侍卫除了冷兵器之外,每人还背了一把鸟枪,在康熙帝的战马右侧,更排列了一排红衣大炮,据《清朝文献通考》、《皇朝礼器图式》记载,火器的产量以康熙朝最多,仅火炮就有二十多种,表明此时的战争形式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火器作为作战新装备已经越来越普及地用于实战。

  10. 由盛而衰

  康熙在位六十年,死后由四皇子继位,是为雍正,雍正在位十三年暴崩,由皇太子弘历继位,即乾隆皇帝,大清从康熙至乾隆是鼎盛时期。乾隆在位也是六十年,因他不愿超越爷爷的执政年限,传位给嘉庆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乾隆一生自诩为“十全老人”,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十全武功”,一是《四库全书》,但至今人们最为熟知的只有他的六下江南。六次南巡在当时虽然盛况空前,但因奢侈无度给乾隆后期,乃至整个清王朝后期造成阴影,加剧官场的腐败和靡费,而唯有《四库全书》这部巨著,在中国文献史上留下了赫赫威名。

  1773年,乾隆下旨开设四库全书馆,开始编纂此书,任命才子纪晓岚为总纂官,戴震为纂修官,经过十年的收集整理,校注勘误得以完成,这部全书按经、史、子、集共编入各种书籍3503种,79337卷,36078册,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所有的重要典籍,乾隆也亲自参与了编纂工作。

  此图左侧坐于书案,提笔凝思者即为乾隆,这位满清皇帝从小饱受汉学影响,为帝后也常在宫中身穿汉服,这时他就头戴纱冠,身穿宽袖交领长袍,腰束帛带,外罩明黄直裰,完全是明代士大夫的打扮。向他送文书的为宫廷内侍,戴四品文官凉帽,内穿蟒袍,外罩行褂,脚上厚底尖头朝靴。宫女垂手侍立一旁,宫女头戴簪花大拉翅,身穿绣花夹袍,围领巾,完全是宫廷旗装打扮。

  就在康熙登上皇位的这一年(1662年),还发生了一件史上著名的大事,那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但郑不是以清廷的名义,而是以亡明遗臣的代表来做这件事的。郑成功的父亲原为福建海上巨商,在明崇祯初年归附朝廷为官,清军入闽,其父降清,而郑成功却举兵抗清,先后拥立隆武帝和桂王建立的永历政权,曾于1658年统雄兵十万,战舰千艘围攻南京,失败之后历经周折返回厦门,养精蓄锐重整旗鼓,决定攻击与厦门一水之隔的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宝岛做为其反清复明的根据地。1661年年初郑成功亲率大军二万五千多人,战舰四百余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进军台湾,当年年底,郑军将荷兰殖民者围困于热兰遮堡(现称安平古堡,在今台南市国胜路),用重炮轰击并发起猛攻,最后迫使荷兰殖民者谈判,签订了投降条约退出台湾。台湾在沦陷了38年之后重新回归。此图中间一组人物即是表现这一历史时刻(图2-23)。

图2-23 由盛而衰
                                   ↑图2-23 由盛而衰

  乾隆皇帝的服饰根据姚文瀚《弘历鉴古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的形象复原。

  宫廷内侍和乾隆的座椅、书桌、踏脚、笔墨纸砚、古书、笔架等均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实物描绘。

  宫女的服饰按照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旧照片中的形象创作。

  郑成功的服饰根据国家博物馆藏《郑成功弈棋图》中形象描绘。士兵的藤盔采用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的藏品外形,兵器也按照该馆藏品设计。

  衣甲根据《天工开物》书籍插图复原。

  荷兰殖民者服饰参考《西洋服饰史教程》附图创作。

  慈禧和太监的服饰、形象亦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太后旧照片创作。

  光绪帝的服饰参照清宫廷画《光绪帝读书像》描绘。

  头戴飘巾(明末流行的一种头巾),身穿铠甲,外罩广袖直掇的郑成功,威严而儒雅地安坐太师椅上,对面两名荷兰殖民者一人单膝跪地递送降书,另一人双手捧着指挥刀,表明接受条约放下武器。荷兰人上穿小袖的道伯利特上衣,衣领、袖口饰有花边,外罩杰金,下穿宽松的萝卜裤,裤口在膝下用吊袜带或丝带收口,系结后有时垂下缎带,有时系扎蝴蝶结作为装饰。脚穿皮鞋,其脚背部有花结系带。郑成功的两侧站着两个士兵,都头戴藤盔,身穿铁甲,甲衣没有披膊,胸甲正中有一圆护,这是明代铁甲的特征。左侧士兵挎腰刀,右侧士兵握铁挝。其勇武之势与郑的儒雅恰形成对比。

  由于长期的鞍马劳顿,收复台湾后不久,年仅39岁的郑成功便病逝了。康熙帝在郑成功生前就因其台湾回归之功而给予封爵,并多次遣使进行招抚(身后也数度与其子郑经谈判),最终都因剃发问题没有谈成。直到1681年郑经死后,才由靖海将军、内大臣施琅率水师两万,攻下台湾所有外围岛屿,迫使郑成功子孙投降,台湾才正式并入大清版图。乾隆末年,长期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封建统治已经使清王朝的衰落初现端倪,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上层贪污腐败露出冰山一角。其后的几位帝王,在治理能力、勤政开拓诸方面都远不及康、雍、乾三帝,于是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张格尔之乱、东南海患、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起义……一时间把华夏大地搅得遍地狼烟,使光绪皇帝下定决心要变法维新图强。但是推行新政的轻率,对袁世凯的错误信任和托付,终于让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获得机会,导致戊戌变法失败,保皇党以六君子的颈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冠。慈禧第三次垂帘听政,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皇宫西苑南海中的瀛台,这是一处四面环水只有一座桥与外界相通的楼阁,清史上在位33年的光绪帝,有一大半时间被关在这里,每逢宫廷大典,他还要装模作样出来露一下脸,但他在太后面前已无可坐之席,只能与百官一样侍立在慈禧之侧。

  图的最后一组人物就是表现的这种状态。慈禧太后头戴大拉翅,身穿宽袖旗袍,手拿象牙折扇坐于宝座之上,她的前面站着头戴红绒结顶瓜皮绣帽,身穿龙袍的光绪皇帝,皇帝脚穿厚底尖头靴,腰束吉服带,带左右垂佩帉。慈禧身后站着一位太监,太监头戴红纬凉帽,身穿蟒服袍。

  慈禧临死的前一天,光绪也恰好归西,他们一死,大清帝国很快轰然倒塌,辛亥革命的枪声把中华民族带入了共和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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