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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武力是政权稳固的保障,军队是国泰民安的基石,这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的事实。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北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在他登上大宝后,施行“旬课”制度,每隔十日,便亲赴皇家南北作坊,校阅军事装备的锻制情况,由此可见他对武备建设颇为重视。军戎服饰作为军士作战时的穿着,对军队的作战能力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对军服的态度,是当权者文武政策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

    宋代;军戎服饰;文武政策;

    作者简介:赵红松(1989-),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化。;

    基金: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编号:CX2016SP134);

    宋代文教昌盛,经济繁荣,然而在战场上却萎靡不振,败多胜少,最终落下“积贫积弱”之名,而导致这种局面的一大原由,即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文轻武”政策。然而,据《文献通考》卷一六一中所载,北宋初年,“戎具精进,近古未有”,若是真的重文轻武,又怎么会对军备如何上心?宋太祖赵匡胤以武立国,深知太阿倒持之危害,他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只是为了防范大权旁落,而并不代表他真的轻视武力。

    1宋代军戎服饰的历史沿革

    甲胄是军戎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甲胄在唐、五代的甲胄形制的基础上,另有创新。“河南省巩县回郭镇永裕陵将军石像所着甲胄,包含兜鏊、披膊、束甲绊、乌锤甲、护臂、笏头带、袍肚、长靿靴八大组件。其中兜鏊、束甲绊与长靿靴的形制与名称沿袭五代,宋代的双尾双带扣腰带已经改称为笏头带,抱肚改称为袍肚,虽然形制与唐、五代相同,但工艺更加细致了,多选用图案绚丽的织锦制成。”[1]由此可见,随着技艺的提高及审美的变迁,宋人在传承甲胄的实战功效外,又加入了装饰的成分,使之具有了时代特色。“护臂应该是由漆皮皮甲制成,上有纵向一根横向两根皮带形系束装置,纵向皮带直接固定皮甲上,而两根横向皮带是活动的,戴时将上下皮带两端系束。”[1]这样的设计,首要原因即是为了保护军士,同时便于他们灵活作战,将军队的战斗力最大化。

    宋代的乌锤甲“整体形制由五代的甲衣形制演变而来,该甲将腿裙与前胸后背连接为一体,腿裙下缘有锦缎打褶做的装饰。该甲胸前开襟,两襟叠压在一起腹部系束,再在外面系束束甲绊加以固定,再由背部上缘的两条肩带通过肩上,在前肩与前胸部相连……后期的宋代甲衣在此形制上加上了很多装饰和部分改进形成了宋代的独特风格,这种形制直到辽、金、西夏、明代仍有使用。”[1]

    除了乌锤甲外,“北宋初年的铠甲,据《宋史·兵志》记载,有金装甲、长短齐头甲、连锁甲、锁子甲、黑漆顺水山字铁甲、明光细网甲等多种铁甲,还有一种以皮革作甲片,上附薄铜或铁片制成的重量较轻的软甲。”[2]种类之多,工艺之精湛,已超越前代。

    宋代甲胄上承唐、五代之风的同时大量加入装饰元素,最典型的代表则是仪仗用甲———五色介胄的出现。“甲以布为里,黄絁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缘,青絁为下帬,绛韦为络,金铜铁,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自背连膺,缠以锦腾蛇。”(《宋史·仪卫志六》)这种华丽设计是出于仪仗所需,自然与普通军士所服有所不同。

    2宋代文武政策探析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是中唐时期李贺的诗作。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运渐颓,盛世气象一去不返,当时的社会风气,虽然少不了“国破山河在”的悲愤,但仍不失慷慨尚武之意。然而在经过唐末藩镇割据、五代走马观花式的政权更迭后,百姓备受战乱蹂躏,统治者也深恐大权旁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上到下,都对“武”产生了畏惧之心。

    宋朝建立伊始,赵匡胤即“杯酒释兵权”,同时实行“更戍法”,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现象。但是,也正是赵匡胤施行了“旬课”政策,使得北宋初年“戎具精进,近古未有”。这种看似互相矛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情理之中。所谓“轻武”,并非是因为武力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武力太过重要,必须严加看管,稍有不慎,便有改朝换代之虞。赵匡胤之所以“旬课”,就是想把军队打造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劲旅,同时他又以政治手段打压武将地位,是生怕这支劲旅的控制权会脱离自己的掌控,以致“黄袍加身”的历史重现罢了。他甚至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也。”[3]可见其对武将的畏惧之心、防范之严。到了宋太宗朝,实行“将从中御”,在文官集团的支持和配合下,将防范和打击武将作为巩固集权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对统兵将帅大行猜疑之法,于是,明智的将领们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处处表现出恭顺、谦卑,甚至无能的姿态,如后人所指出:“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4]。之后宋真宗贯彻“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对武将的压制进一步加重。仁宗朝,戎马半生、在北宋与西夏战争及平息广西侬智高叛乱中立下奇功的枢密使狄青,深受文臣集团排挤及宋仁宗猜疑,嘉佑元年,宋仁宗患病,群臣议论立皇嗣时,当时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便连上三道奏折,直言狄青对朝廷构成的潜在威胁,所谓“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狄青“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因此,欧阳修态度十分坚决地要求罢免狄青枢务,“为国家消未萌之患”[3]。最终这位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被贬陈州(今河南淮阳)后抑郁而死,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背后,即藏着一颗“防武”、“惧武”,但绝不是“轻武”之心。

    3结语

    宋朝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发展极不协调的时代———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完善的上层建筑,却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作为保障。统治者一方面对军戎服饰、军事装备极为重视,另一方面又对武将极力打压,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实则是对兵权的争夺。无论如何,以武立国的宋太祖以及其继承者们不可能真正“轻武”,而是采取措施来“治武”、“控武”。武力乃国之重器,不可轻易与人,为了避免重蹈后周覆辙,成为下一个短命王朝,宋廷的作法有些矫枉过正了,以致于武将在前线作战时也有文臣在旁掣肘,不敢也不能有所作为,使得军队作战能力低下,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加重了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最终酿成了“靖康之祸”,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参考文献

    [1]陈大威.画说中国历代甲胄[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2]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清)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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