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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目录
商代
附录
参考文献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永华君所编绘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嘱我作序。刘君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原从事舞台美术工作,因曾协助周锡保绘制《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插图,对中国古代服饰已有所了解。1986年由于中国军事博物馆委托设计古代武士蜡像,不想激发了他对古代军戎服饰的兴趣,从此悉心经营,在上海青年学术资金的资助下,于20世纪90年代初编成《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为刘君用其所长,在书中绘制了几十幅古代军戎服饰的复原图,色彩艳丽,形象生动,不仅吸引了范围广大的一般读者的注意,更对从事舞台美术设计的人们影响深远。甚至被缺乏版权常识的人复制、转载,我就曾见到一本某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叫《中国古代兵器图说》的书中,把刘君所画的复原图未注明原作者全盘收入书中,只是把彩图变成了黑白图。虽属侵犯原作者权益的不当行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刘君创作的图画,在广大民众中影响之深远。现在刘君又增添了新的文物资料,对原书重作修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再行设计版式,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我想应会掀起舞台美术工作者和群众新的阅读热情。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老一辈考古学者开始在祖国大地进行科学的考古调查发掘。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人民政府的重视,考古文物工作更加蓬勃开展,经过广大考古文物工作者六十余年的辛勤努力,获得了数量众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考古学标本。利用这些考古学标本,可以开展许多方面的学术探究。在文史研究领域,自20世纪著名学者王国维倡导“双重证据法”以来,选取考古学标本,结合历史文献考证,研究有关学术课题,已成为广大文史研究者的共识。随着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的进展,所获得的考古标本虽然日趋丰富,但是还远达不到想解决什么问题,就能找到相应的标本,因此真正的考古学者,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只论述准确的目前考古标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对古代文献的征引,也必须经过认真缜密的考证。因此对中国古代的服制或甲胄,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成果,尚难顺应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不同要求。尤其对艺术范畴的各类艺术创作,特别是一些想表现古代题材的视觉艺术作品,诸如戏剧、电影、电视,乃至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形象,更是如此。面对这种难题,导演不外有两种对策。那些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严肃的导演和创作态度同样严肃的舞美工作者,采取尽量符合历史真实的造型,虽然这是非常困难的选择。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导演谢晋曾经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三国题材的影片,为其作舞美设计的是金绮芬女士,他们曾多次和我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乌恩等同志研讨,总想尽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情景,例如谈到在三国时期骑兵还没有装备双鞍桥马鞍和马镫时,我们想这件事可以通融,因为国外著名的表现罗马的历史片中,虽然罗马时没有马镫,影片中也还是使用了马镫,以迁就今日缺乏马镫就难以驾控马匹的演员。但是谢晋导演表示要坚持如实反映历史的真实,他有办法,一定会让不用马镫的三国时骑兵出现在银幕上。可惜那部影片到谢晋仙逝并没有拍成。与之相反,另一些影视作品的舞美设计就缺乏这种精神,在一部关于“三国演义”的电视连续剧中,导演任由饰演曹操、周瑜、关羽的演员,披挂上比他们迟几个世纪的异国样式的铠甲,兜鍪(头盔)额前插饰只有日本镰仓时代“大铠”使用的双叉角的“锹形”饰件,胸前左右垂着模拟日本“大铠”的“栴檀板”与“鸠尾板”,这种缺乏历史常识和缺乏民族尊严的做法,不能不令人气愤。由此看来,刘永华君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他所绘制的姿态生动的想象复原画像,对缺乏中国古典文献和古代文物知识的人群,可以灌输许多有益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因为比起严肃的考古学和文史学科的论文来,这些精美的图画自然容易吸引人们的兴趣,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信息。
 
  前些年《读书》杂志曾经掀起过关于考古报告“围城”的讨论,觉得考古报告一般人难以读懂,人们想进这座“城”却进不去,以致大量的经科学发掘获得的考古标本无法被人利用,甚感苦恼。看到刘永华君依据了考古标本和有关学者的研究,转化为他自己的新的艺术再创作,不禁觉得这也可能是解决所谓考古“围城”的办法之一吧!作为考古“围城”城里的人,我们自己是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的学术规范,考古复原只能是恢复对考古标本被损毁部分的原状,不能发挥艺术的想象力,难以迎合社会上演艺的需求。这就需要有人进行另一种转化工作,架起学术资料与社会需求间的桥梁,刘君这些经过充分的艺术再创造的生动造型,正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这本书再能引起读者更进一步的兴趣,引导他们自己去寻找阅读有关的考古学术著作,检索古代文献,从而真正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原貌,那就更有意义了。
  
每一本书,不论作者自己多么努力,总还会留有一些缺点。刘君的书自然不会例外,我们也不必按考古学和军事史学的专业标准去衡量。正如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学者,对现已不存在或仅只发掘出基址的古代建筑绘出的复原图一样,都只代表学者的个人观点。刘君创作的图像也不例外,也只能是个人的看法。总之,这部图册是刘君多年对中国古代军戎服饰钻研的心血的结晶,虽非没有缺陷,还可算瑕不掩瑜,值得读者欣赏。
  
是为序。
                                     杨泓   
                                       2012年9月18日
 
前言
 
  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件至今还鲜为人知的珍贵瑰宝,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
 
  军戎服饰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军服。现代的军服相对比较单纯,主要有服装和表明军衔、军种的标识组成;而在古代,则至少包括两大类型的服饰:一是戎服,一是防身护体的甲胄。
 
  戎服是军人在军营内和日常生活中穿着的便服,武官除这类服饰外有时还要加上一些表示官职的官服。
 
  甲胄是军人作战时用于防护的装备(有时在一些重要典礼上也使用),如根据它的制造材料作用来分类,应属于兵器一类。但由于甲胄是穿戴在军人身上的,直接影响到军人的服饰造型,所以它又是军戎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的军队作为政权的支柱,在国家政治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朝历代的帝王、政治家无一不对军队的建设给予高度的重视,这其中自然包括督造、制定最能发挥军队战斗力、便于指挥的军戎服饰和服饰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是比较系统、规范的服饰,这种系统和规范的程度,能以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是比较系统、规范的服饰,这种系统和规范的程度,能体现出历代的战争、军队的建设和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
 
  军戎服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有的体现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和封建帝王的个人好恶,有的则是受了当时文化艺术及审美倾向的熏陶,在整个社会风俗、时尚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这些具有特点的服饰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从宫廷到民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女老幼都喜欢穿着的流行时装。少数服饰还曾为前后几个朝代连续采用,流行时间达1000多年,直到今天,在现代服饰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痕迹。所以军戎服饰还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变异与进步。
 
  同时,生产和制造戎服甲胄,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的封建社会,是一项很重大的经济活动。一般都由皇室和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直接经营、掌管、部署,他们有权征调和指挥最有技术的工匠和最优良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军备生产一般能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不仅具有了解古代军事史的价值,而且具有探索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历史的重要价值。
  
  研究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的,其重点集中在甲胄方面,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按照兵器研究的范畴来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给甲胄的研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所以迄今为止,对甲胄的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相比之下,对戎服的研究则要薄弱一些。这些年来虽然发表了不少关于深衣、腰带、发式等方面的论文,但都有局限性,而且刊载这些论文的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专业性较强的杂志,读者面比较窄。再加上这些文章又分别登载在各期、各种不同的杂志、文集上,因此,对这部分研究成果知之者甚少。而几本已出版的古代服饰史著作,对军戎服饰的介绍也比较简略浅显。这种现象与军戎服饰的漫长历史相对照,显得很不相称,因此可以说军戎服饰的研究至今还是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园地。
 
  我是十几年前由于一项偶然的设计任务而进入这一领域的,当时只是受到强烈的兴趣爱好的驱使,才“初生牛犊不怕虎”地闯进了这座学术殿堂。几年来,在各方面的帮助、支持下撰成的这本书,只能作为一部抛砖引玉之作,期望它的面世能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注意和兴趣,共同把军戎服饰的研究深入下去。
 
  由于各方面知识水平有限,本书一定有不少疏漏或谬误,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书中有很多由我绘制的复原图,都是根据出土实物或参照古籍文献的记载,经过考证后进行的,手法写实,目的是想加深读者对历代军戎服饰的印象,或者提供一些形象的参考以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如有不确之处,也请一并予以指正。
  
刘永华
 
附录

附录

附录一 历代铠甲形制图解

历代铠甲形制图解

历代铠甲形制图解2

附录二 唐宋时期的甲胄制造技术

  唐宋时期生产的铠甲,主要是铁甲。一副铁甲的制造,是相当花费工时的,制造时,大约需要以下几道工序:
   首先要把铁制成甲札(甲片),再经过打札、粗磨、穿孔、错穴并裁札、错棱、精磨等工序。将甲札制好以后,再用皮革条编缀成整领铠甲。铠甲里面还要挂衬里,以防止磨损披铠战士的肌体。因此造成一领铠甲,往往需要几十天乃至上百天才能完成。
 
 由于工艺繁杂,所以,在北宋东、西作坊中共分51作,其中与制造铁甲有关的有铁甲作、钉钗作、铁身作、纲甲作、柔甲作、错磨作、鳞子作、钉头牟怍、磨头牟作等,加上制造马甲及皮甲等的马甲作、马甲生叶作、漆衣甲作、马甲造熟作、皮甲作,
以及打线作、打磨麻线作等,占了很大的比例。

  因系手工操作,而一领铠甲又包括几百片或多到千余片甲片,制成后的重量往往有差别,以至于在战士领取了铠甲以后,要清数铁甲叶的数量和称量铠甲的重量,然后分别进行登记。
 
  关于铠甲的型号,据《唐书·马燧传》,当时制造的铠甲,是根据士卒的高矮,分别规定了大、中、小三种尺寸不同的型号,以区别不同对象,按体分型发给,以利于进趋战斗。又因为铠甲重量较大,所以选兵时先要注意到是不是能够“胜举衣甲”,过分尫弱的则予以淘汰。

  关于宋代的铁甲仅《宋史·兵志》中保存一些南宋时期的资料。

  据《宋史·兵志》,绍兴四年(1134)规定全装甲的总重量是45~50斤,不得超过50斤。甲叶共计1825片,要求内外磨锃,每个部分的甲叶数、分重和每叶甲叶的重量如下:
 
甲叶的重量

注:①旧制16两为1斤;

  ②兜鍪子眉子重1斤1两,皮线结头等重5斤12两5钱;
 
  ③据记录合起来总重为49斤12两(实际是48斤11两6钱3分)。

  稍迟至乾道年间,各部分甲叶的重量都有所减轻,但甲叶的数目则有所增加,这就使铠甲更加精工和细密,并且按不同的兵种设计了铠甲的重量。乾道四年(1168)三月十五日王琪进三色甲,分别有枪手甲、弓箭手甲和弩手甲三种,现将有关数字列表如下:



  按:原文弓箭手甲,一千八百一十二片,似为一千六百一十二片之误,因三十六斤十二两作一千八百一十八片,每片约三钱二分重,则三十一斤十二两,应作一千六百余片较合适

  以上这些甲,都是“皮线穿举”。由这一材料,可以知道当时制造的铠甲,根据不同的部位,甲叶的重量是:甲身的最重,头牟的次之,披膊的最轻。

  如以枪手甲为例,甲身每叶约重0.31~0.32两,披膊每叶约重0.17两,头牟每叶约重0.28两,比绍兴四年的全装甲的甲身叶和披膊叶轻得多,仅头牟叶的重量稍重一点。

制造铠甲的工数和费用,据《宋史·兵志》:
  绍兴三年(1133)提举制造军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装甲一,又长齐头甲每一甲工百四十一,短齐头甲用工七十四。

又朱熹《与曾左司事目札子》讲到了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的用工和费用:
  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一年以三百日为期,两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毕,申乞迟发继准枢密院札子,检坐元降指挥只令如法椿收,窃缘上件铁甲计用皮铁匠一万八千,工钱五千二百余贯……
 
可知每副铁甲需用皮铁匠工120人,工钱约三贯半左右。建炎三年(1129)江东漕臣褚宗谔造“明举甲”三千,每副工费“八十缗有奇”。足见当时制造一副铁甲所需的工时和工费是相当可观的。

  (摘自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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