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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传统汉族服饰的5次变革为切入点,归纳总结历史变迁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汉族服饰的总体特征,探析传统汉族服饰变迁的社会原因及其文化内涵,为当代传统汉族服饰文化的复兴提供参考。

    关键词:

    历史变迁;传统;汉族服饰;文化阐释;

    作者简介:崔荣荣(197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设计理论与服装社会文化史。Email:cuirong3369@sina.com;

    收稿日期:2017-11-18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15AG004);江苏省社科项目(16YSB007);

    HistoricalChangesandCulturalInterpretationofTraditionalHanCostume

    CUIRongrongSONGChunhuiNIULi

    SchoolofTextileandClothing,JiangnanUniversityNon-MaterialCultureHeritageBaseofJiangsuProvince,JiangnanUniversity

    Abstract:

    ThispapersummarizedthegeneralcharacteristicsoftherepresentativetraditionalHancostumesintheperiodofhistoricalchange,basedonfivehistoricalchangesoftraditionalHancostumesinhistory.SocialreasonsandculturalconnotationsbehindthechangesoftraditionalHancostumeswereexplored.ThestudycouldprovideareferencefortherevivalofcontemporarytraditionalHanChineseclothingculture.

    Keyword:

    historicalchange;tradition;Hancostume;culturalinterpretation;

    Received:2017-11-18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的十六字箴言,提倡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这对传统汉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同样适用。服装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服装史料反映了人类在过去生活中的服装面貌、服装观念及服装的发展状况,它是人类服装文化的载体[2]。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确立传统汉族服饰的基本形制及服饰礼仪制度,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服饰文化,丰富传统汉族服饰的文化内涵,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服饰文化格局。

    1传统汉族服饰的历史变革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3]传统汉族服饰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发展时期,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春秋战国时形成完整的衣冠体系,是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清,以汉族人民所穿着的服饰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合。服装形制主要有上衣下裳和衣裳相连的深衣,宽衣博带,讲究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礼仪制度。传统汉族服饰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形成完整的汉民族服饰文化体系。

    1.1春秋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诸侯争霸,战乱不断。赵国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他诸国军事争霸中屡屡失利,赵国君主赵武灵王为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并赢得霸权,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服饰改革运动,史称“胡服骑射”。“胡服骑射”包含“胡服”、“骑射”两部分,为顺应兵种和战争的需要,效仿胡人窄衣短袖,长裤革靴的服装形式,改下裳而着裤,代替汉人不利于骑兵作战的汉族服装形式。胡服骑射使赵国在军事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改变了赵国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次服饰改革是非汉民族服装大举进入中原的事件,推动了汉民族服装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服饰交流,减弱了华夏民族对胡人的偏见,增强了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为民族大融合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

    1.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融合”

    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多国并存的时代,是中国政权更替最为频繁的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民族融合增强。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这一时期服装表现出两方面特征:一种是传统汉式服装,承袭秦汉之制;另一种为少数民族服装,袭北方之俗[4]。北方处于游牧民族统治之下,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胡服对中原汉族的影响日益增强,穿胡服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源于北方民族的裤褶和裲裆在中原地区流行一时。由于南方政权长期处于汉族统治者手中,胡服在南方并未推广,汉族服饰在南方得以继承发扬。传统汉族服装历来讲究褒衣博带,加之南方气候湿润,并且这一时期受魏晋玄学的影响,文人追求自由飘逸、潇洒脱俗的境界。这一时期的南方服装衣服宽博,褒衣博带,有意仿古。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穿戴宽大侈丽之服在南朝成为一种风尚,正如颜之推所言“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5]这种宽衣大袖的服装,侧面反映出南方汉族统治者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安逸心理。

    1.3唐朝时期的“多元包容”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这一时期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南北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中外贸易频繁,交通发达,异国的礼俗、服装等不断引入中原,服装的整体趋势由简单变得复杂,服装风格高贵奢华。唐朝时期社会风气开放,穿胡服现象十分普遍,鲁迅先生指出:“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6]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对周边诸国有较强的吸引力,外来人口较多。据《唐六典》记载,8世纪时长安近百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约占5%,长安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唐德宗贞元14年下诏“番客至京,各服本国之服。”[7]唐朝时期中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使得长安地区“胡商”汇集,“胡酒”、“胡妆”、“胡姬”、“胡乐”、“胡服”盛极一时,穿胡服,戴胡帽成为社会风尚。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对胡服有比较具体的描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8]流行的胡服有“圆领袍衫”“半臂”“胡帽”“幂篱”“帷帽”等。胡服是唐朝时期普遍穿着的服饰之一,除胡服外,唐朝女着男装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形成了唐朝时期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

    1.4明末清初时期的“满汉交融”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人入关,采取“断发易服”的强制手段,使中国流传千年的传统服制被有限终止。满族统治者在积极推动本民族服饰政策的同时,保留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等级制内容,满汉民族在不断冲突与对抗,禁止与排斥的同时,积极交流,相互学习效仿。例如,龙原本是汉族皇帝的专用,满族皇帝开始并没有龙的图腾,入关后由于满族皇室为了彰显皇权和地位,即沿用汉族的龙图腾和一些纹章图案[9]。满清龙袍在保留满族服装特色的同时,继承了汉族传统的十二章纹样和补服纹饰,并且借鉴汉族历代朝服佩玉的礼制,与汉族服饰文化相互借鉴交融。另外,“十从十不从”也决定了女性服饰、儿童服饰仍保留了明代的主要特征。清朝时期满汉服装文化相互融合,期间尽管在外观形式上摒弃了许多传统的基本形制,但服装表达的核心内涵并未改变,其精神实质与整个中华民族服装文化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说清代服饰不仅仅是一次服制的变革,更是一次满汉文化的融合。

    1.5清末民国时期的“中西融合”

    晚清民国时期是一个传统服装形制大变革的时代。统治者力图稳固的服装秩序被外力打破,满汉交融,中西融合,舶来洋装与长袍马褂并存,并且一度出现中西难辨,伦类难分的混乱情形,但整体趋势为对西洋服饰的引进、吸收和融合。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混乱流血的年代为人们思想意识的转折升华提供契机,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社会风气的开化,国人接受外来事物的能力增强。晚清民国时期的传统汉族服饰面临着外来服饰的强烈冲击,侵略战争及割地赔款使一批通商口岸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洋风渐入。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资产阶级积极分子积极主导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在挽救社会危亡的同时,对改造旧的愚昧思想,传播新的社会观念起到关键作用,社会服饰风气面临一场嬗变。维新派提倡“剪辫”、“易服”,请朝廷下令“断发易服改元”[10]。人们的生活正悄然发生“洋”化,包括衣料和装扮,也受到洋货和西风的影响。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得土布和土纱受到致命的排挤[11]。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商埠和租界里华人与洋人杂居,买办资产家、商人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普遍存在洋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清王朝衰败,有租借地的城市借助洋人的势力摆脱清政府的管控,成为“国中之国”,并成为服饰流行的发源地,引领社会服饰的流行。

    2传统汉族服饰存续发展的文化阐释

    汉民族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逐渐形成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属性。“多元”是指中华各个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各不相同,具有多样性;“一体”则为中华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依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属性的间接反映,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对其服饰发展轨迹有着必然影响。汉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表现在汉族服饰文化上,即汉族服饰的“多元融合”特性,这在解释传统汉族服饰文化上同样具有适用性,此时“多元”“一体”具有不同的含义。“多元”一是指传统汉民族服饰经历多个朝代经久不衰,有其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指汉民族传统服饰具有形态上的多样性,在历史的演变中发展变化;三是指传统汉族服饰融合多个不同民族之间的服饰文化,具有民族上的多样性。“一体”则为无论传统汉族服饰如何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汉民族服饰文化的主体,形成以汉民族服饰文化为核心的服装文化体系。

    传统汉族服饰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的同时又具备“异质包容”性。马克思曾经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2]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血缘融会为丰富多彩的唐朝服饰铺平了道路,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断为传统汉族服饰注入异质成分。唐朝处于吸收异质文化的自觉时期,是中国传统汉族服饰发展的高峰。唐朝以后中华文化融入的有活力的异质文化成分逐渐减少,直至清末中华文化被迫接受西方异质文化。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大地逐渐摆脱封建牢笼的桎梏,中国社会进入主动吸收西方异质文明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服饰文化处于中西结合的混乱时期。传统汉族服饰的发展离不开不同民族之间的多元融合,是自发性缓慢演进与政治因素急速促成的综合结果,这种服饰发展的特性逐渐形成了民族认同的共同心理。

    2.1传统汉族服饰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渐变产物

    纵观中国服装发展史,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确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衣冠礼仪制度,绵延数千年。期间虽然经历改朝换代,也时常出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至清朝时更是突然变革,但汉族服装作为主流服装文化始终处于引领地位。汉民族传统服饰自形成之初就不断地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融合,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服饰文化并逐渐壮大,为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不断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汉族传统服饰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服饰融合存在3种形式:(1)传统汉族服饰文化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融合多为积极主动的自觉融合。其中一些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积极主导自上而下的服饰改革,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等,都是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积极主动融入汉民族服饰文化的自觉行为。(2)服饰上的民族大融合多发生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战乱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各个朝代濒临灭亡的最后时期。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民族之间的冲突战争等原因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增大,由此带来民族服装之间的自由流动,不同民族之间的服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3)像唐朝一样的强大王朝,国家富足,政权稳定,经济发达,统治者包容,文化技术先进,靠文化上的优越性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形成核心吸引力,靠国家的强大富足产生源源不断的内在向心力,使得不同民族的人口聚集长安,政策开放,人员自由,平等对待,为不同民族之间服饰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传统汉族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之间的交流融合,增加了传统汉族服饰的多样性,传统汉族服饰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汉族服饰的外部形态也变得丰富多彩,出现了“上衣下裳”“衣裳连属”“襦裙”等基本服装形制,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了传统汉族服饰丰富多彩的服装面貌。虽然经历时代的不断变革,但传统汉族服饰尊卑有序,以礼为核心的文化内涵未曾改变,多元一体下民族服饰文化的核心向心力代代流传。

    2.2政治突变下的服饰变革

    2.2.1“求变图存”心理下的服饰变革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加剧,国内社会掀起了一股“求变图存”的社会浪潮,在此背景下服饰迫切需要变革。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动服饰变革,革除封建思想禁锢在人们身体上的枷锁。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请求光绪帝下明诏严禁妇女裹足,同时他认为断发易服与国家富强密切相关。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写道:“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13]积极主张断发易服和放足,提倡服饰变革,改良社会风气,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革之举危害了满清统治者的封建统治,社会服饰的变革最终因为封建统治者的阻碍而停滞。

    随着社会形势的恶化,晚清统治难以为继,清政府试图仿行宪政寻求出路,除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外,积极推动服饰改革,学习西方服饰。先后有晚清官员提出《剪辫易服与世大同》、《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等议案,清政府予以通过,指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满清统治者的传统服饰观念开始动摇,固守传统服饰的思想逐渐松动,服饰改易运动缓慢推行,为学习西方服饰制度,普及西方服饰观念提供良好契机。

    2.2.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服装条例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盟会成立初期,仿效明朝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恢复汉室江山时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旨在推翻当时由清王朝建立的满清政府,恢复中国各民族本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建立由汉族掌权的新政府。《同盟会宣言》中将“驱除鞑虏”解释为“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两百六十年于斯!满州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洲汉军人等,如悔司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14]这种解释从根本上否定了满清政府的合法性,带有强烈的“排满”“仇满”的民族主义情节。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在服装上就是拒绝接受清代服装,所以很多留学生、维新派、革命派等接受国外先进思潮影响的进步人士,很少穿着满式服装,而是选择欧美、日本等国的服饰。

    辛亥革命终结了晚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旧朝代的终结新朝代的建立通常面临着改元易服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剪辫发,易服饰,变礼节,改称呼,力求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在政权尚未稳定的情况下直接颁布服装条例,官方规定把西式服装和中式袍褂作为官方礼服,自上而下地将西洋服饰引入中国。这种亦中亦西的民初服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存的服饰局面。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直接推动了中西服饰的融合,革命派直接的拿来主义将西方服饰引入中国,新的服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纪元。革命后对于民众服装的穿着理念,孙中山先生曾提出“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15]的观点,实用便捷的服装得到推崇。民国政府采用中西结合的服装体系,抛弃了传统服饰带有的政治色彩和等级观念,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服装礼仪制度逐渐瓦解。新的服装体系给予民众更多个性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崇洋的同时追求服装的实用性,追求服饰美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然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残余一时很难消除,政策法令的推行经历了一个持久艰难的时期。

    2.3传统汉族服饰存续发展下的民族认同

    传统汉族服饰的民族认同感可以通过民族特性来体现,传统汉族服饰具有服饰文化的多元性:(1)传统汉族服饰自皇帝垂衣裳而治天下开始,历经周朝礼法的继承,汉朝时逐步发展完善并形成完整的衣冠体系。自华夏服饰开始出现一直到明朝灭亡,这期间不间断持续发展,并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服饰特性,具有历史传承性。(2)传统汉族服饰具有形制上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历史上存在的传统汉族服饰有“上衣下裳”“衣裳连属”“襦裙”等多种形制,但是汉服交领右衽,绳带系结的特点从汉服产生之初不曾改变,具有外形上的多样性与统一性。(3)传统汉族服饰具有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传统汉族服饰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虽然期间不乏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的情况出现,但传统汉族服饰依靠自身文化魅力对周边少数民族服饰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面对外来文化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与少数民族服饰的不断融合中产生服饰上的民族认同感,形成以汉族服饰为主体的多元一体传统汉族服装体系,体现了汉族服饰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包容性。(4)传统汉族服饰具有等级性。中国传统服饰等级制度森严,服装被作为区分贵贱、等级的工具,不同面料、色彩、图案的服装表达不同的阶级属性和文化内涵,以此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传统汉族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传承性、形制多样性与统一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以及等级性,服饰本身具有的服装属性随服饰本身代代传承,构筑了传统汉族服饰丰富多彩的外在服饰风貌和稳定的民族心理特征。

    服饰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也是作为社会人的文化符号,它在社会关系中具有认同和归属的作用。传统汉族服饰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发展,并在发展完善中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服装形态的存续以及服装代表的政治意义与等级观念。服装形态是服饰文化的表征,是服饰文化的“表”;服装代表的政治意义与等级观念是服饰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服饰文化的“里”。表里结合下传统汉族服饰绵延千年不断发展,无论外在形态如何变化,核心内涵不曾改变,两者结合下构筑传统汉族服饰文化的共同心理特征及民族个性,强化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的认同感。

    3结语

    传统汉族服饰自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确立汉族服饰礼仪制度以来,已经不单作为遮寒蔽体的物品而存在,更为统治者用以作为彰显社会等级,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传统汉族服饰的图案、色彩、面料、工艺等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传统汉族服饰不间断持续发展,不断与少数民族服饰及其他外来服饰交流融合,形成丰富多彩的服饰风貌,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服饰格局,构筑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满清以后传统汉族服饰虽有大的变化,但却得以吸收异质文化的养分,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变异发展。传统汉族服饰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风俗的变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复兴传统汉族服饰文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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