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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汉族传统服饰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北方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每一次服饰的演变提供了不同民族因素的资源和动力。汉民族对异族服饰文化的态度既有和平往来时期的主动接受,也有异族入侵时期的被动接受到逐渐吸收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汉族人民根据本民族习俗和衣着习惯采撷外来服饰中的菁英部分,使传统服饰在造型、功能等方面融汇了多彩的异族因子,形成了多元性、胡汉交融的特色,这是一个由激烈碰撞、慢慢影响到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
 
  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多元共存、交互辉映的情形,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原地区为主的汉族传统服饰文化也必然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了来自北方、西域等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上至冠戴、发式,下至裙、裤和鞋袜等,均不同程度的羼入了民族因素,可以说中国服装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与多元民族文化特别是胡文化的浸入密切相关,它们为中国传统服饰长盛不衰和多元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犹如林语堂所说: “有一种新血统的混入,必有一次文化的繁荣”[1]
 
  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研究成果文献比较具有代表性有: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2]等著作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华服饰进行了研究,视野宏阔。《论唐代受胡文化影响的舞与服》[3]等论文从传统服饰与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进行断代式的专题研究; 也有少数学者从服饰流变与民族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如论文《中国传统服饰中的民族文化因素》[4]认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就是各时期民族文化不断渗透的结果,是各民族服饰的融合体; 而《从民族交融看中国传统服饰的流变》[5]一文则阐述了民族交融中服饰所展现的个性和形成的范式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胡服骑射———中华服饰文化的首次变革
 
  “胡服”,即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为上褶下裤之服装,其具体形制上为短衣、左祍、长裤、革靴,衣身紧窄,便于骑射和活动。这和商周以来“上衣下裳”分体制及春秋战国出现的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制汉族传统服饰截然不同。史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对汉族传统服饰的影响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因此引发了中华服饰文化的首次变革。
 
  战国时期,位于西北的赵国,为适应与中山、东胡、林胡、楼烦等以骑射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作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废弃汉族传统裙式下裳而穿裤,变舄履而着靴,《释名·释衣服》有: “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6]头戴北方民族的貂皮冠,胡广曰: “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当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7]并束胡人革带。胡服骑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较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服饰改革,其中“武灵王引入珰、蝉和貂尾这三种饰物后,它们影响并确立了中国古代官服两千多年来首服 的 基 本 风 格,为 中 国 古 代 官 服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基础。”[8]胡服的推行也为赵国成为当时的强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服制变革的初期,受到了以公子成、赵文等为首的赵国宗室的激烈反对,在当时“华贵夷贱”的民族观念下,背离中原传统的衣冠礼义之俗,穿着代表夷狄文化的胡服,被认为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9]的行为,后经统治者的坚定推行才得以完成。我们从传世的战国杂技艺人、奴仆等铜像上还可以看出,胡服虽然是作为便于骑射的军事服装引进,但因其衣深紧窄,利于活动等实用性优点已经传入民间,扩充了中国民间服饰的内容( 图 1、图 2) 。
 
 穿窄袖短衣的杂技艺人
图1 穿窄袖短衣的杂技艺人 ( 战国铜人) 
 
穿窄袖短衣的奴仆
图 2 穿窄袖短衣的奴仆( 河北满城出土当户灯铜人)
 
 
  “胡服骑射”起于赵武灵王对胡服的主动吸收,但在推行过程中确是中原服饰文化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在碰撞之后融合的过程,它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先进的部分,在服饰上的体现便是着胡服,戴胡冠、穿胡靴,异于商周以来所形成的汉族传统的服饰组合模式,为中国传统服饰补充了新鲜的血液,造就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服饰文化的首次变革。
 
  二、民族大迁移背景下,汉衣胡服的碰撞与交融
 
  由于胡汉两种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赵国之外,胡服并没有在中原地区扩大化,至东汉灵帝时,因帝王的喜好,胡服在中原地区京都部分贵族中流行一时,随后此种流行便消失了。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迫使大批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南北民族相互错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随着南北民族的融合和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对异族的排斥性心理逐渐弱化,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传统服饰,在继承秦汉服饰的基础之上,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及西域各国的服饰优点,并根据本族衣冠制度进行了改造,使得服饰更加丰富多彩。这一时期,中原传统的深衣样式,在民间逐渐消失,而鲜卑服等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胡服因其紧窄、短小、下身连裆裤穿在外面、适于活动等便利性,受到了汉族百姓和贵族阶层的青睐,成为当时社会上普遍的装束。汉族在接受与穿着胡服的同时,根据自身的审美取向和衣着习惯,吸收胡服中的精华部分,加以改造,使之既具有胡服的轻便性,又符合汉族的服饰特点和衣着习惯,袴褶、裲裆、半袖、冪离、靴等胡服品类,皆不同程度被汉族采纳,从而使汉族传统的服饰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如“裤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常服,其特征为短身的袍,衣衽向左,袖子宽广,下身外穿裤,西汉《急就篇》唐颜师古注“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祍之袍”,[10]被汉人吸收后,采取其广袖并加以增大,加宽裤管,改左祍为右衽,具有胡服的轻便性,又像上衣下裳制,符合汉族的衣冠制度及气候环境,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曰: “( 袴褶) 盖胡人之服。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11]从南京雨花台石子岗砖印壁画墓 M5 文吏俑( 图 3) 、河南邓县南朝墓画像砖以及南朝人绘《斲琴图》( 图 4) 等皆可见汉人改制后右衽、广袖的袴褶形象。
 
  “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材质,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12]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多元异质的文化因子,为服饰文化提了具有不同民族因素的资源和动力,形成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与汉族传统服饰文化并存和互相影响的情形,构成了中华传统服饰胡汉交融、异彩纷呈的新局面。
 
穿右衽、广袖袴褶服的文吏俑
图3 穿右衽、广袖袴褶服的文吏俑 

广袖袴褶服的人物形象
图4 穿右衽、广袖袴褶服的人物形象( 南京雨花台石子岗砖印壁画墓 M5) ( 南朝人绘《斲琴图》局部)
 
  三、开放的唐朝社会环境下,胡服的兴盛与普及
 
  南宋时期顾文荐在《负暄杂录》古制度条中写道: “汉魏晋时皆冠服,未尝有袍、笏、帽、带。自五胡乱华,夷狄杂处。至元魏时,始有袍、帽,盖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袭其服制”。[13]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服装束直影响到第 1 期 多元民族文化影响下中国汉族传统服饰的演变951了隋唐时期的服饰。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发达的时代,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王朝的大气魄及强大地民族自信心,使唐朝统治者对异域文化采取兼收蓄的态度,开放的社会环境引来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至“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番将大盛,异族人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好西域风之时尚: 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14]。多民族的汇聚与融合,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唐朝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胡服有着特殊的偏好,他们以其宽阔的胸怀,包揽一切为我所用观念,积极吸收外族服饰的精华为本民族所用,使唐朝服饰在原有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外华夏汉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受到了北方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崭新的品种、结构和风貌。正如,孙机在《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文中所说“如果一个只熟悉汉魏时衣冠的观察者,忽然置身于幞头、缺骻袍、蹀躞带、长靿靴的唐代人物面前一定会觉得眼前大为改观,不胜新奇。这是由于唐代男装吸收了胡服褊衣的若干成分,将汉魏以来的旧式服装全盘改造了的缘故。唐代女装也摆脱了汉代袍服的影响,融入了一些外来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样式。”[15]以女服为例,陕西西安南里王村韦泂墓、韦顼墓、乾县永泰公主墓、李仙蕙墓出土的壁画石刻、陶俑中,就有大量的头戴浑脱金锦帽,身穿翻领小袖长衣、条纹裤,腰系蹀躞带、脚着锦靿靴的胡服女侍形象( 图 5) 。图 5 中妇女腰间所系的革带,本为魏晋时期传入中原的北方蹀躞带,用作佩挂各种随身应用的物件,从大量的唐朝石刻、陶俑中可以看出“蹀躞带”在唐朝妇女服饰中颇为盛行,但其装饰意义已大于原来的实用功能。
 
西安韦顼墓出土胡服女侍石刻线画
 
  另外,西域舞蹈在唐朝社会的普及,也是胡服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唐朝上上下下妇女学胡舞、穿胡服胡帽、画胡妆的氛围异常浓郁。“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皆着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16]描述的就是胡帽、服服、胡妆、胡乐盛行于当时的情景。自此,胡服以其紧窄、便利等实用性优势,被中原汉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广泛穿着,幞头、缺骻袍、蹀躞带、长靿靴; 小袖翻领、袖头锦臂褠、腰系钿镂带,小口卷边裤、透空软锦靴; 波斯式的小口袴及软锦靴翻领胡服等,一直延续到武则天和睿宗时。“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而衰,民族矛盾激化,致使唐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提防和忌惮的心理增强,体现在服饰上是胡服急剧减少,逐步恢复了汉魏以前服饰的形制,由窄袖变成宽衣大袖。
 
  四、异族融汇、多元并存的服饰时期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败期,因契丹、西夏及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涌入,其政治因素的影响及胡服自身优点,对宋朝汉族服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使宋朝服饰加入了诸多胡服因素,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北宋年间,游牧民族契丹后裔辽王朝,统治了中国的北部,契丹人的服饰文化对其所统治疆域内的汉族人影响较大,不少汉人穿起了契丹民族服饰,使宋朝从衣着到发式皆羼入了不同程度的胡服因素。在辽地出现了头戴契丹无附饰的毡笠,身穿契丹左衽圆领窄袍,系番束带的汉族庶民,辽中后期生活在燕云地区的汉族已有不少人开始模仿契丹人独特的髡发发式; 契丹妇女的钓墪服———一种无腰无裆、只有两条裤管的贴身套裤,也成为北宋汉人妇女的一种新式衣着,沿用至后世( 图6) ; 但是北宋对胡服采取了与唐代截然相反的政策,宋政府多次颁布诏令禁止汉人穿着契丹服,如北宋政和七年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氈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墪,今亦谓之袜裤,妇人之服也”[17],甚至在颜色、花样上也不得用契丹黑底白花等元素,天圣三年: “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18]通过宋政府三令五申的禁令可看出,契丹服饰文化对宋朝传统服饰的影响之深之广。宋政府南迁后,契丹族的服饰随之传至南方,被士庶所效仿和采纳,出现了“遇雪,王子公孙赏雪,多乘马披毡笠,人从油绢衣,毡笠红边”景象[19],妇女更以契丹族的服饰作为常服。宋代服饰除受契丹服饰文化的影响外,后来兴起的女真族服饰也是宋朝服饰受胡服影响的重要因素,南宋时期,北方的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的统治范畴,金人进入原为宋朝的地区后,利用血腥镇压逼迫强制推行汉人女真化的政策,下令逼宋朝臣民照金俗制髡发,不从者死,引起宋民的强烈反抗后,才各从其便。虽然,汉族臣民对金人改装易俗政策进行了强烈的反抗,频繁的生活接触与耳濡目染,使金统治下的汉朝臣民的衣着习俗在被动与主动中受到了女真服饰的影响,服饰形制与金人一样,京师金俗的仪饰更甚。《揽辔录》记载: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20]
杂剧人物图
  图 6 [宋]《杂剧人物图》穿诨裹、对襟旋袄、“钓墪”袜袴的杂剧女演员( 左)
 
  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服饰对宋朝传统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民族政策逼迫被动的因素,也有民族文化交融渗透而主动的接纳和吸收,一如唐朝对胡服元素的采用,宋朝在吸收胡服元素时也是根据本民族固有的习俗对所吸收的胡服元素进行了“汉化改制”,使之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这种吸收、改制与创新在宋朝民间服饰和官方服饰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服饰中的圆领袍衫、硬脚幞头、跨带、靴鞋等均带有明显胡服因子。多民族文化在碰撞中交融,使宋朝南北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效地改善了宋代服饰文化的结构内容,影响着宋朝服饰多元风格的形成,也实现了传统服饰文化的推陈出新。
 
  宋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大一统的封建时期,崛起于漠北地区的蒙古族,通过大规模的征战,势力和影响扩展到了亚、欧、非三大陆,所控制的民族之繁多为历代所未有。在如此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们进行着贸易交流、互相通婚等活动,彼此吸收着异质的文化因子,形成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碰撞、交融局面。在这种异族融汇、多元并存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中国传统服饰不仅在制度方面,而且在服饰的品种、材料质地、款式特征和装饰用色等诸多方面,羼入了胡服的诸多元素,形成了全新的面貌。《明太祖实录》云,蒙元“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21]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然至大德年间以后,蒙、汉的士人服饰也就各任其便了。
 
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左衽、窄袖侍女图
  图 7 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左衽、窄袖侍女图
 
  从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汉族侍女所穿着的左衽、窄袖服饰可以看出( 图 7) ,蒙元时期民族交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因为“中国古代的服饰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代都有变化,在形制、色彩、花纹、局部细节、搭配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变化……但唯独有一个服饰特点或观念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右衽。右衽是我国古代服饰文化尤其是汉族服饰文化的正宗和主流。”[22]右衽也是区分胡服与汉服的标志之一,元朝在蒙汉服饰的相互影响,最典型的便是衣衽的互用。由此可看出,在中国文化巨大的吸收、包容和创新能力下,近百年的蒙元统治时期,多方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互动和融合在蒙元时期汉族服饰文化上产生了深深地烙印。以至于在全面恢复汉族衣冠制度的明代,胡服仍然没有完全被革绝,甚至在当时统治者常服中也杂糅了“胡服”的装束。如: 成为明代皇帝及大臣们常服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曳撒”衣,就是把元代质孙服加松加长改制的服制。[23]又有“元胡乱华,华尽胡俗,深襜胡帽也; 袴褶腰褶,胡服也。……然常见河以北,帽犹深襜,服犹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衫,犹十之三见于郡县。而吾里予童儿犹是,习久而难变,甘陋而相忘耳。”[24]这些都恰恰表明蒙元时期少数民族服饰习俗在中国内地,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
 
  五、“汉人满服”———清朝汉族传统服制极为深刻的一次变革
 
  清兵入关初期,清政府强令汉人剃发留辫、改穿满服,受到汉族人民强烈的抵制,在政权不够稳定的情况下,为安抚民心令汉民照旧束发,服饰制度仍沿明朝之制。顺治二年,清朝统治者政权初步巩固后,为臣服汉民,以强制手段再次颁发“剃发易服”令,“向来剃头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筹之最熟,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官若有为此事渎进表章,欲 将 朕 已 定 地 方 仍 存 明 制,不 遵 本 朝 制 度 者,杀 无赦! ”[25]发式上严令汉族臣民依照满族的制度前额剃发、后脑蓄发梳辫,服饰上摒弃汉族宽衣大袖之形制为窄袖紧身的满族服饰,并以满族的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各级冠服制度。虽说一个朝代的兴起,必有一个朝代的冠服制度,且随时代的变更,都有或大或小的异同,但其大端始终未有大的变革,然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在全国范围内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民奴仆,皆需穿着与汉族传统服饰完全不同的满洲服饰,改革的范围十分广大,力度极为深刻,后因汉民的强烈抵抗,清政府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从十不从”建议,妇女、老幼和平民工农普通服装可以保持着明以来汉族原来的服装形制。
 
  清朝服制的改革是在清政府的强压下进行的,但在长期的杂居相处中,两个民族文化间的从隔阂碰撞至了解交流,从排异仇视至相互学习融合,满洲人的统治逐渐得到了汉人的认可,并且满族文化与汉族的文化相互融入,如同一个整体。如满洲族的马褂,本属胡服,汉族男子初期按照“十从十不从”的规定穿着袍服马褂,后因其便于行动、实用性强等特点,至雍正时期,也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服式之一。《清稗累钞》中有: “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衣之。至康熙末,富家子为此服者,众以为奇,甚有为俚句嘲之者。雍正时,服者渐众。后则无人不服,游行街市,应接宾客,不烦更衣矣。”[26]又汉族妇女服饰在“十从十不从”政策下,不受“剃发易服”令影响可继续穿着原来的服饰,但在清朝中后期,受满服饰文化的影响,汉族妇女开始效仿满宫女梳高髻、着旗袍; 到了民国时期,旗袍已在汉族女子中流行,成为普遍的汉族女性服饰。
 
  清朝是继元以后,又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阶级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在满第 1 期 多元民族文化影响下中国汉族传统服饰的演变161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强烈碰撞与融合下,服饰无论款式造型、衣着结构、材料工艺,都对已经全面恢复汉族服饰制度的明代之后的服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汉族的服饰传统与习惯,引起了中国服装史上极为深刻的一次服制变革———“汉人满服”。具有代表性的马褂、坎肩、旗袍等满洲服饰在近现代已被汉族人民普遍接受,并成为中华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这种习惯的改变,既是在统治者强硬的改革措施下完成的,也是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满汉相互效仿结果。这是因为“国家政权力量的推动,虽然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鼎革以巨大的推动力,但要真正完成满族文化与汉族风俗的同化,则还得依靠两个民族间、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吸纳与融合,即国家性体现了民族间的冲突,而民族族群的个性则体现了民族间的融合。”[27]
 
  总之,在北方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下,汉族传统服饰打破民族壁垒数度变革,由对峙互补而渐趋多元一体,形成了多元并存、优势互补的服饰文化共同体,其形成过程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激烈碰撞、慢慢影响到相互渗透、接纳融合的过程。汉民族对异族服饰的态度,从其内因来看有统治阶级的态度影响因素,如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下令“剃发易服”的清朝皇帝,皆以皇权的力量对传统服饰的改制加以干涉,为服制改革的完成提供了政治保证; 而东汉灵帝对胡服的喜好则带动了京都部分贵族着胡服之风,唐朝皇帝开发的胸襟,广纳一切为我所用的态度使胡服、胡舞盛极一时。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对异族的排斥性心理逐渐弱化,汉族人民在被动接受异族服饰后,能够在频繁的生活接触中及时根据本民族习俗和衣着习惯采撷外来服饰中的菁英部分,取精用弘,形成中华传统服饰新的组合模式及兼容并蓄时代特色,也使得传统服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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