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地区服饰 > 东南中南 > 《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第二章 演变轨迹——客家服饰发展史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衣物决不是凭借单纯的幻想发明的,而是在已经存在的事物之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正好能说明客家服饰特色是从客家民系的形成、南迁人群的阶级心理、时代政治经济背景和服饰艺术自身发展规律中逐渐演变而来。
 
 
服饰的形成与演变一般可以按照朝代更迭、古今时空、大事件等方法来划分。其中,朝代更迭法是目前汉族传统服饰分期使用最多的方法,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华梅的《中国服饰文化》、楼慧珍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宗亦耘的《衣者心之表——中国传统服饰》等服饰研究论著都主要以朝代更迭法来划分服饰阶段。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清晰地概括、呈现出各朝服饰的整体面貌和典型特点,而缺点在于关注朝代更迭交叉时段的服饰面貌及文化心理方面还是显得有些不够。朝代更迭时,服饰文化往往表现出时而滞后、时而超前不与朝代更迭同步的面貌。这是因为服饰文化的发展不单与政治因素相关,还与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相关,在不同时期它们作用于服饰的力度不尽相同。
 
 
此外,服饰作为一种实用艺术形式,它也有着自身的演变规律,经历着从孕育到凸显、成熟,再走向失落,而后谋求创新的阶段性。基于此,对于客家传统服饰的形成与演变,我们将以客家传统服饰自身的形成与演变规律为主线,并结合朝代更迭、大事件、古今时空等方法探析其特色形成与演变的规律(见表2-1)。
 
 
客家服饰形成与演变阶段的划分
表2-1 客家服饰形成与演变阶段的划分
 
 
注:从本表可见客家近代服饰特色仍然延续客家古代服饰特色,特别是延续明清形成的特色。所以客家近代服饰特色呈现出缺失状态。于是,我们将客家古代、近代服饰统称为客家传统服饰,以此对应客家新兴的现代服饰。
 
 
第一节 客家服饰孕育阶段(秦—唐)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与客家人形成有关最早的中原南迁移民可以追溯到秦朝;从秦至唐,除持续不断的小股南迁移民外,中原汉人先后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南迁;大批南迁至赣闽粤边区的中原汉人属客家先民,这期间是客家民系孕育的过程。与此同时,客家传统服饰特色也在悄然地孕育。
 
 
一 秦代服饰与客家传统服饰的关系
 
 
《史记》载“秦王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又载:“(尉佗逾五岭攻百越)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始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淮南子》载曰:“始皇二十六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其中守南野之军即是“一支十万人的军队驻扎在今天赣州至大余一线的章江流域”为了方便驻军及调集武器、粮食等军需,秦王朝在赣南设置了南壄县。这是在赣闽粤边区上设置的第一个县,是一个基于军事目的而设置的行政建制。
 
 
“军事移民”相比自然灾害、战乱造成的移民,具有以下特点:
 
 
(1)军事移民的目的明确,都是为了扩张势力、加强统治。
 
 
(2)一般规模较大,移民时间和分布区域都较为集中。
 
 
(3)首先移民人群的身份以士兵最多、最典型,其次是农民和军属,也有少部分难民。
 
 
(4)移民人群性别以男性居多(特别是青壮年),这是为了满足戍守和开垦的军事需要。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原服饰文化与赣闽粤边区原住民的服饰文化交流不会太深,相互影响不会太大。因为秦军是军事上的武力征服者和文化上的强势者,不屑于模仿和吸收古越族人相对落后的服饰文化习俗;并且士兵是一个具有很强纪律约束的群体,他们的衣着打扮既统一,又等级森严。而对于赣闽粤边区古越族人来讲,异族服饰文化在最初的民族交往中,由于身份认同等原因,吸引力很有限,何况军事服饰本身也缺乏这方面的吸引力。因此,因为民族心理、军事群体纪律和军事服饰缺乏吸引力等客观原因,双方服饰文化相互影响不大。北方汉民只是将汉族服饰文化带入了赣闽粤边区。
 
 
这个时期,中原汉族日常服饰一般是男女头梳椎髻,上着右衽大襟衣(缊袍),下着裙、裤(蔽膝),腰间系带,脚穿麻鞋。秦军士兵服饰的整体特点是头戴冠或椎髻,上身袍、甲,下身裤、袴,脚穿翘头履(见图2-1和表2-2)。秦代服饰体系及特色与秦开辟封建王朝、统一中华的意义及价值一样,它对后世服饰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新唐书》曰:“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
 
秦代成年男女椎髻发式
 
图2-1 秦代成年男女椎髻发式 
 
 
秦代服饰整体特点
表2-2 秦代服饰整体特点
 
 
资料来源:此表根据周汛《中国古代服饰大观》、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高春明《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骆崇骐《中国历代鞋履研究与鉴赏》、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王明泽《中国古代服饰》、原田淑人《中国服装史研究》和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等专著概括而来。
 
 
二 汉代服饰与客家传统服饰的关系
 
 
汉代,朝廷为了加强对赣南的控制,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增设了赣县和雩(于)都两县,建武元年(公元386年)改南壄县为南野县。三国时期,统治者在赣南共设置了南野、雩(于)都、赣县、阳都、平阳、安南和揭阳七个县。从行政建制情况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和开发层次,显然此时期赣南人口众多,开发层次较高。同一时期的闽西和粤东两地则还未置县,开发层次要比赣南低很多。该时期汉族与古越族交错杂居,风俗相互影响,比如砖墓室葬俗开始在该地区流行,即古越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此时二者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主要是先进的中原文化对古越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就服饰文化而言,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汉族人口相对于长期在此繁衍生息的百越族来说,显然是少数。
 
 
汉代,朝廷为了加强对赣南的控制,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增设了赣县和雩(于)都两县,建武元年(公元386年)改南壄县为南野县。三国时期,统治者在赣南共设置了南野、雩(于)都、赣县、阳都、平阳、安南和揭阳七个县。从行政建制情况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和开发层次,显然此时期赣南人口众多,开发层次较高。同一时期的闽西和粤东两地则还未置县,开发层次要比赣南低很多。该时期汉族与古越族交错杂居,风俗相互影响,比如砖墓室葬俗开始在该地区流行,即古越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此时二者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主要是先进的中原文化对古越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就服饰文化而言,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汉族人口相对于长期在此繁衍生息的百越族来说,显然是少数。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各项制度多为“因循而不革”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后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对外交往的扩大,服饰穿戴也逐渐丰富考究,形成了公卿百冠和富商巨贾竞尚奢华、“衣必文绣”、贵妇服饰“穷极丽美”的状况。东汉明帝“博雅好古”,以三代古制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和朝服制度,冠冕、衣裳、鞋履、佩绶等都有严格等级差异。习尚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赣南出土了一批东汉画像砖,留存了一些原住民的服饰形象(见图2-2)。“出行图绳纹砖”和“谒拜图绳纹砖”为南康蟠龙镇武陵狮子山一座早年被盗的东汉墓中出土。“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为瑞金壬田镇出土,“髡发人面纹画像砖”为定南县历市镇焦坑村出土。“出行图绳纹砖”侧面模印“出行图”,图中二人骑马,一人佩刀荷枪在前引导,一人配刀在后护卫;“谒拜图绳纹砖”侧面模印“谒拜图”,图上方垂布幔,正中为端坐于几案后面的主人,左边有三名侍从,其中一人掌扇,二人佩刀伫立,右边一人弓身跪伏在地上,作谒拜状,旁边站立白雉一只,门边有一人持枪佩刀守卫;“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侧面模印一人头像,大眼、大耳、张嘴,头扎牛头饰品;“髡发人面纹画像砖”侧面模印一髡发留须人面。
 
 
赣南东汉画像砖
图2-2 赣南东汉画像砖
 
 
“出行图绳纹砖”和“谒拜图绳纹砖”显然是墓主日常生活的画面,图中人物众多,骑马坐车,侍卫贴身,前呼后拥,威武壮观,呈现中原士大夫的气派。而“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和“髡发人面纹画像砖”画面相对简单,没有侍从车马,也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仅有单一的头(面)部形象。从“牛头饰”和“髡发”等特征看,与汉人的服饰形象完全不同,应是古越族人形象。“髡发”是古代少数民族常见的发式,以契丹族为代表,特征是将头顶部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除,只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余发作装饰,根据性别、民族、历史时期及个人成长阶段不同,髡发有多种发式。髡发在我国古代南方各少数民族中也常见,牛头饰则更常见。这与古越族人“断发文身”的特征相合。
 
 
中原汉民进入了赣闽粤边区后,先进的中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文化。正是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从东汉起,赣南便开始流行砖室墓。砖室墓始于西汉,盛行于东汉及以后各代。中原汉人将这一风俗带到赣、闽、粤边区后,也影响到了古越族,所以古越族人下葬时,学习汉人风俗将死者形象印制在墓砖上。这些画像砖形象,正好说明了汉代汉族服饰文化与古越族服饰文化出现了交融,但差别还很明显。
 
 
三 魏晋南北朝服饰与客家传统服饰的关系
 
 
(1)移民人群的身份空前丰富,皇室、官宦、士族、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不断逃往南方。
 
 
(3)迁徙时间长,此阶段多为自发迁徙的难民,在战乱期间持续不断。
 
 
(4)此次南迁人群分布广,围绕长江中游广泛分布在湖北、四川、江苏、安徽等地,还有一部分继续南迁到赣南,也有一部分再经宁都、石城迁至闽西、粤东北等地。
 
 
此时期,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将北方民族服饰带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大量民族服饰文化也影响和同化了北方民族的服饰。服饰文化出现了一种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融合的局面。
 
 
四 唐代服饰与客家传统服饰的关系
 
 
北人第三次南迁是在唐朝,因“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同魏晋南北朝一样是为了避开战乱,中原大批难民向南迁逃,同样也几经辗转进入赣、闽、粤边区。如“南云村……卢氏始祖宗泰公墓碑及《范阳卢氏族谱》载:唐先天年(公元713年),宗泰三子公明、公达、公显因安史之乱由幽州(河北范阳)经湖南桃源抵虔化县洛口清音里坊。公明居南岭,公达居麻田,公显居下沽(后裔迁南康唐江)”。
 
 
北人第三次南迁是在唐朝,因“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同魏晋南北朝一样是为了避开战乱,中原大批难民向南迁逃,同样也几经辗转进入赣、闽、粤边区。如“南云村……卢氏始祖宗泰公墓碑及《范阳卢氏族谱》载:唐先天年(公元713年),宗泰三子公明、公达、公显因安史之乱由幽州(河北范阳)经湖南桃源抵虔化县洛口清音里坊。公明居南岭,公达居麻田,公显居下沽(后裔迁南康唐江)”。“战乱移民”是这两次南迁共同的特点之一。此外,它们的共同特点还表现在移民人群的身份上,从史料可见这两次南迁都有皇室、官宦、衣冠士族、农民、手工业者、商贾、士兵和流民等人群参与,牵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依据影响力,最典型的人群是皇室、官宦、士族和手工业者。
 
 
(1)皇室和官宦在中原是实权阶层,有过较好的物质生活,接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他们面对赣、闽、粤等地的山地丘陵和贫瘠耕地,一方面,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使他们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倍增,处处尽力遵循、维护中原习俗,例如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先言”列为世代家训;另一方面,为了在异地巩固地位,而善思谋变。
 
 
(2)士族在我国封建文化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既具有经济依附性,又常常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崇高,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就对古代知识分子的“俳优”与“修身”两种品性作了分析。因此他们在南迁后表现出的服饰态度与官宦一样。
 
 
(3)手工业者属于自由职业者,往往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特别是在家园重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手工业者在封建“四民”等级中排第三,地位一直不高,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明显。所以,他们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性。得注意的是:上等阶层(皇室、官宦、士族)在服饰上相比平民更加注重精神指向,即此阶段对中原文化坚持的精神——中原情结。而平民服饰更注重实用指向,即注重服饰在劳动中的实际作用,于是,平民服饰在劳动生产、家园重建中会更快适应新地域环境需要。概言之,以上人群整体表现出“坚持与适应”、“传承与思变”的矛盾,在它作用下服饰文化的新面貌显现得较为缓慢,服饰与同时期中原汉人无大异,特别是与盛世唐代服饰无大异。此时,常见的服饰组合特点是:男性头戴幞巾,上身穿袍、束腰带,下身穿裤或蔽膝,足穿靴;女性梳髻,上身穿衫、襦与披帛,下身穿裙、蔽膝,足穿履(见表2-3)。
 
唐代服饰整体特点
 
表2-3 唐代服饰整体特点
 
 
资料来源:此表内提供是典型、常见服饰类型,难免以偏概全,仅供参考。此表根据周汛《中国古代服饰大观》、杨志谦《唐代服饰资料选》、戴钦祥《中国古代服饰》、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原田淑人《中国服装史研究》、王明泽《中国古代服饰》和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等专著概括而来。
 
 
据许多学者考证,先秦至唐的南迁汉人虽然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北多南少的人口格局,但是,这时期的南迁移民规模相对宋元时期来说还是小些,并且相对定居地原住民的人口数量也较少。加上迁移中典型人群的心理特征,都表明这个时期南北文化交融的程度还不深。尽管如此,“文化一般具有适应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整合的,这两点都意味着文化是不断变迁的”。
 
 
第二节 客家服饰特色凸显阶段(宋、元)
 
 
一 从心理、经济、文化和政治角度看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凸显
 
 
先秦至唐的南迁汉人发展到宋代呈现两种分流:一是北宋初年社会安定,部分汉人回迁故土;二是部分留下来的人群与当地土著杂居,在岁月长河里渐渐形成了文化和谐。为了在异地“生存”,他们学习了土著的诸多优点,甚至部分习俗趋于融合,成为“第一期客家先民”。他们为此后迁入的中原汉人快速融入当地的经济、文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后,宋、元时期与客家民系形成有关的大规模南迁,依据众多学者研究还有两次。一次是“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卒于东南”;再如金人南侵,建炎南渡,部分官吏士民走洪、吉、虔州,再由虔州入汀州,其中部分滞留赣南各县。另一次是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迫使大批中原、江浙等地民众迁移沿海,途径赣闽粤边区,部分滞留于此。
 
 
由以上史料可见,宋、元时期大规模南迁亦属于“战乱移民”,并且是异族入侵中原之乱。南迁人群更是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有皇室、官宦、衣冠士族、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这些人群都成为移民大军中的重要成员,也成为“第二期客家先民”的主要成员。他们的文化心理与“先秦至唐”时期不同身份移民的心理基本一样,同时还表现出更为普遍、强烈的中原汉文化情结。这是因为异族入侵(特别是面对异族统治)使他们在痛失家园后,在文化对比之下添加了文化的悲怆与悲愤感,同时汉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也时刻在记忆中显现,并慰藉、激励着他们的灵魂。如赣州南宋诗人曾吉甫主张抗金,曾遭秦桧打击,他在《寓居吴兴》中就流露出对社会的悲愤与忧国之情。再如,他们常以汉族正统、衣冠士族自居。在这些文化心理作用下他们对服饰的态度依然是多承袭中原汉制(祖制),依然是在“传承与思变”的矛盾心理下学习土著服饰优点。
 
 
除了上述移民活动和心理情境外,还有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情境。经过这期间的大规模移民补充,赣闽粤边区的汉人数量超过了当地原住民。随后他们杂居在一起,特别是在抗击元军中为共同利益并肩作战,等等。这些加速了他们间的文化融合。还有在此期间,中原汉人的南迁客观上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这不能排除客家先民在南迁悲怆之后,积极乐观重建家园的功劳。他们给赣闽粤边区带来了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当地手工业和商品业的发展。杂居及共同的经济生活也促进了客家先民与土著人的文化融合。这些为他们相互学习创作了共同的地域条件和经济条件,促成了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或宋末元初。这时赣闽粤边区服饰呈现出中原汉服与土著服饰融合的发展趋势,并渐渐偏离中原汉制,而带有楚韵畲风,特色渐渐凸显。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文化思想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理学思想在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下成为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体系。他们主张:天理至善,人欲万恶,存天理,必须灭人欲。类似思想符合宋代人在内忧外患时局下无过多精力满足服饰欲望的心理,据《宋史·舆服志》载: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
 
 
此时皇家都主张涤除服饰奢华的欲望,力从简朴。同时,理学思想还特别能慰藉南迁汉人在颠沛流离中面对风餐露宿时的心理,并符合重建家园中艰辛的实践情况。由于这些文化氛围,赣闽粤边区服饰也呈现出色彩较简,形制质朴、自然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北方整体呈现出从战乱、分裂走向统一和民族大融合的特点。百年的多民族战乱客观上促进了北方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在“澶渊之盟”和“元朝统一”后,出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反映在服饰上为北方的服饰兼容女真(金)、契丹(辽)、蒙古(元)和汉族(宋)特色,可谓异彩纷呈(见图2-3)。如金在占领宋的土地后,参照宋的服饰制度,结合女真、契丹服饰的形制特点改革服制。随后蒙古建元后更是一边学习宋的服饰制度,一边彰显他们的服饰追求。仿佛是暴富后的心理:元代服饰华丽,喜金,追求金光闪闪的视觉刺激,这时出现了织金锦,金织衣物大量应用。总之,这期间北方的中原汉服饰带有异域风韵,呈现出艳丽奢华的发展趋势。
 
 
契丹、女真、元蒙古服饰
 
图2-3 契丹、女真、元蒙古服饰
 
 
辽契丹服饰    金女真服饰  元蒙古服饰
 
 
赣闽粤边区多山地丘陵,相对封闭,加上当地汉人抗金反元情绪较强,所以在宋元时期其服饰较少受金服制与元服制的影响,而按照自己的文化心理和气域要求发展。就在这样的文化分野中赣闽粤边区的服饰特色进一步凸显了出来。
 
 
二 从福州南宋黄升墓考古资料看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凸显
 
 
1975年10月,在福州市浮仓山发现了南宋黄升墓,其中考古发掘了大量南宋贵族女性服饰,共201件,包括22个品类,如褙子、单衣、背心、裤、裙、抹胸、肚兜、卫生带、裹脚带、巾、鞋袜、银钗、和金佩饰等。此外,与服饰有关的梳妆品、丝织品和布的剩料还有200余件,包括以往出土不多见的漆尺。黄升墓出土文物中的以褙子衣形最多、最具典型性,它的特色反映了中原南渡贵族的服饰心理与服饰演变情况。
 
 
褙子的形制应该由唐代披衫演变而来,其特点是直领对襟,襟上一般不施襻带和纽扣,领口襟口绲花边;袖子有宽有窄,一般都为齐腕长袖;衣型两侧一般从腋向下开衩,也有的从腰位向下开衩,少部分不开衩;此衣长的可以及脚踝,短的一般在膝盖偏上;穿着时两襟分离,自然垂于胸前,襟口绲边使人的线条显得很是修长、笔直。这体现了宋代不同于唐代展示丰腴、清代展示线条的服饰美,展示了女子纤细、轻盈的身姿(见图2-4和图2-5)。
 
 
黄升墓出土的所有上衣无交领、偏襟,几乎都与褙子同形制:直领对襟、垂襟分离,衣两侧开衩等。即便是广袖礼服也只是袖口非常宽大,形成宽袖褙子的款式;单衣、夹衣,也和褙子的形制极为相似,只是比褙子短,它们通常及腰或及臀。甚至背心的形制也只是比褙子短和无袖,其他裁剪方式都一样。可见,黄升墓中的广袖礼服、单衣和夹衣等上衣都是在褙子形制基础上对某一方面进行变异,但大部分仍然保留褙子特点。所以,仍可以将黄升墓中的广袖礼服、单衣、夹衣等归入褙子范畴,称它们为广袖(宽袖)褙子、短裾褙子、短袖褙子等。同时,黄升墓出土的褙子也有与其他北宋文物呈现的褙子的不同之处: (1)黄升墓中褙子常在背部中间有垂直接缝,并常在短袖子基础上缝接延伸袖达到正常的袖子长度。有些还会在接缝处绲上花边。(2)黄升墓中夹衣只在面料与里料间填纳几层绫、纱或丝锦层褙子,整体不会太厚。在墓中没有发现类似棉袄的很厚的服饰(见图2-6和图2-7)。
 
唐代披衫
 
图2-4 唐代披衫(唐·周昉《簪花仕女图》)
 

宋代褙子
图2-5 宋代褙子(宋·刘宗古《瑶台步月图》)
 
黄升墓单衣
 
图2-6 黄升墓单衣——短裾褙子
 
黄升墓长裾褙子
 
图2-7 黄升墓长裾褙子
 
 
黄升墓中褙子的新特点形成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为了适应福建地理环境,改良服饰面貌,如“南方生热”一定层面能反映南方气温高于北方,所以,我们在黄升墓中没发现很厚的服饰。再如,所有上衣形制同褙子,褙子形制
 
可以更好地适应南方气候,便于穿、解,调节身体冷暖。改良后的褙子有接袖,更是为了适应当地气候,热时可以沿着接缝将袖子上卷,形成短袖上衣的效果(见图2-6和图2-7)。这种效果在成熟阶段的客家女性大襟衣上也有反映。
 
(2)“简朴”的诏令及崇尚简朴的时代心理。特别是南渡到赣、闽、粤,面对此地资源贫瘠,贵族更有顺应“简朴”的心理及现实基础。如黄升墓中褙子都有背部接缝,这种裁剪缝制方法更能合理利用布匹,减少浪费。(3)南渡后中原
 
望族具有保留中原正统服饰面貌,彰显宗室、正统地位的心理。于是,可以看到他们将一直从先秦中原传承下来的广袖礼服与褙子融合,创造出了新的款式(见图2-8)。
 
 
黄升墓礼服
图2-8 黄升墓礼服——广袖褙子
 
 
透过黄升墓褙子特色及成因,我们可以具体感受到赣、闽、粤边区的汉族服饰融合地域因素与当时北方服饰对比,其特色渐渐凸显。
 
 
第三节 客家服饰特色成熟阶段(明、清)
 
 
明清时期,我国多民族统一的格局在元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民族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封建政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强化。封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一时期与客家人有关的大规模的移民,学术界一般认为有四次:第一次是在明末清初,因满军入关后大肆杀掠,以及举兵勤王失败之后大批平民、义士南迁;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因赣、闽、粤等地区客家人口繁多与耕地贫瘠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民众向外迁徙;第三次是清代初中期,在政府组织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大量客家人由南向北回迁,迁徙至赣西北、四川、广西等地。第四次是在清代末期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原汉人与客家人继续南迁。随着移民的不断补充,新老客家人混居,客家人口迅速增加;随着客家人不断的外迁,客家地区也由鄱阳湖平原、赣闽粤边区发展到了四川、广西、台湾,以至海外异国。这时期为客家民系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系之一奠定了非常重要基础。随着客家人在两宋之际举兵勤王、清中后期太平天国等运动中起重要作用,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逐渐确立。这些都意味着客家民系的壮大与发展。
 
 
在以上背景下,承袭宋、元时期客家服饰凸显的特色,客家传统服饰在明清时期迎来了特色成熟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文化融合,促成客家传统服饰集大成
 
 
明清时期,随着中原汉人南迁至客家地区和客家人的外迁、回迁,使得客家人驻足的地区增加,反馈回客家基地的文化信息也相应增加。这都客观上促进了客家文化同中原文化、途经地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客家传统服饰文化的特点也在融合中不断成熟。中原服饰文化在明代因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其封建意识趋向专制,趋向崇尚繁丽华美,趋向于诸多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之风。……这些图案,或以某种物品寓其美,或以某种物名之音谐其吉祥之词,因而谓之“吉祥图案”。如以松、竹、梅寓“岁寒三友”;以松树仙鹤寓“长寿”,以鸳鸯寓“夫妇和美偕老”,以石榴寓“多子”,以凤凰牡丹寓“富贵”。另谐音法,如以瓶子、鹌鹑示“平安”,以荷、盒、玉饰示“和合如意”,以蜂猴示“封侯”,以瓶插三戟示“平升三级”,以莲花贴鱼示“连年有余”。
 
 
在清代因清政府强制推行满族服制。满汉男子日常服饰都以长袍马褂为主。妇女日常服饰在清前期,满汉各有特色,满族则穿长旗服、汉族常穿上衣下裙;到清中后期满汉相互学习,流行旗袍。畲族的传统服饰“由于居住地区不同,服饰的式样不一,种类很多。在文献记载中,多说畲族早就‘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清代,畲族服饰大致是男女椎髻,跣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缨珞状”。以上两类典型服饰特色都对同期客家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这时期沿海的一些服饰特点也被客家服饰吸收了进来,客家传统服饰呈现集大成的发展趋势。
 
 
二 恢复汉制,巩固了客家传统服饰的形制
 
 
从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孕育期”“凸显期”,我们可以看出,其特色形成的基础是“中原汉服制”,这一基础在明代和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得到了强化与巩固。明取代元后,明太祖朱元璋“壬子,诏衣冠如唐制”。
 
在此号召下废除了元代具有异族色彩的服饰制度,并仿效“周汉礼制”制定了一套有利于中央专制的服饰制度,如官民不同服、黄色为皇族专用色、民间服饰不得出现蟒龙图案等规定。并且,此时的服饰品类比宋元时期更加丰富、衣服的款式形制也较多样,如男子日常服饰可以经常见到形制多样的巾帽、袍、裙、短衣、斜领大襟衫、袄、着裤裹裙、罩甲等;女子常服多见头梳髻,带头箍、额帕(包头),着袍衫、团衫、霞帔、褙子、比甲、裙子,等等。在这些品类形制中男女的巾帕多样性胜于历代;男子的大襟衫、女子的比甲等对清代服饰影响深远;女子的裙子也可谓款式丰富,如有月华裙、百褶裙、凤尾裙,等等。除款式外,在衣料方面明代大力推广棉花种植,民间服饰用料普遍形成了冬用棉布、夏用苎布的风俗。
 
 
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次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带有强烈的反清恢复汉制意识。在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废除诸多社会旧俗、恶习,提倡新的衣冠服饰。如呤利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描写将士时说:“他们穿戴着用金银珠宝构成中国古老图案(神兽或其他图案)的长袍。”可见当时衣冠新制后回归中原汉文化也成为一种时尚。
 
前文分析了宋元时期赣闽粤边区服饰呈现出中原汉服与土著服饰融合的发展趋势,是渐渐偏离中原汉制,而带有楚韵畲风,特色渐渐凸显;以及呈现出色彩较简,形制质朴、自然的发展趋势。针对这些趋势,明代和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服饰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客家服饰特色形成基础的作用,并且这时期中原汉服的丰富形制与品类使得客家传统服饰的体系更加完整、成熟,其形成基础得到巩固。
 
 
三 易服促变,进一 步完善客家传统服饰追求“实用”的标准
 
 
清代同金代、元代一样,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汉族统治的封建政权。清军入关后使用武力推行带有满族特色的服饰,并且提出“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强制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这与汉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相背,受到汉人的强烈反抗。清政府为了巩固入关的成绩,才推行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来缓解矛盾,俗称“十从十不从”,具体是指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
 
 
类似的诸多易服高压,促使客家传统服饰变革,更加求保自身特色。如这时期客家传统服饰的中原特色被更多保留在婚礼服饰、葬礼服饰和儿童服饰中;从明代承袭下来的吉祥图案装饰之风被简化,并浓缩在了童帽、围裙、头巾、花鞋等品类的结构部件上,免去了多余花哨的装饰,实现了“实用”的功能部件与审美的很好结合;结合勤于劳作的实践情况,特别是在清中后期中原与满汉服饰融合的背景下,客家女子服饰吸取旗服中干练的特点,进一步改进了宋代、明代承袭下来的服饰特色,呈现出一种更为简练、实用的服饰形制——大面襟。这时期的男子服饰也形成了对襟短衣与大面襟长衫加上宽头裤为基础的服饰系统,等等。
 
 
这次易服促变客观上使得“实用”的标准普及几乎到所有的服饰品类、服饰行为中,使得“实用”标准更为完善。
 
 
相比秦、唐、宋、元几个朝代,明清时期客家传统服饰品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系统;服饰视觉形态、行为形态和理念形态的特色进一步鲜明;服饰文化大融合,呈现集大成的趋势,服饰特色影响大、传播广。这个过程中与客家先民及客家人的南迁经历、心理特点和文化融合密切相关。详见表2-4的统计与比较。
 
 
表2-4 客家传统服饰形成阶段与南迁人群及其心理特点分析
 
客家传统服饰形成阶段与南迁人群及其心理特点分析
 
注: 1.以上“典型人群”是依据相对影响力较大等标准列举。除这些人外,在每个时期还有“其他人群”,这些人在某些时期可能比典型人群的数量还多,但相对影响力略弱。
 
2.以上列举的“事件”是造成大规模南迁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在各个时期还有因官职任免、经商、游学、自然灾害等等原因引起的小股移民。
 
 
第四节 客家服饰特色失落阶段(民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
 
 
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孕育、凸显与成熟都是在封建农耕社会里完成的。其过程中虽然政治与经济因素始终不断作用于客家传统服饰,但客家传统服饰艺术仍然按照文化心理与实用艺术规律发展,即客家传统服饰的孕育到成熟过程中,始终紧密围绕汉服体系及特点,不断以实用为标准,逐渐融入新的服饰元素,并表现出与朝代更迭不完全同步的面貌。与这一过程特点不同的是:自民国起,作用于服饰演变的外力随着政治体制的变更,渐渐成为以政治为主要推动力的局面。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经济价值的不断追求,作用于服饰的外力渐渐以经济为主要推动力。随着政治体制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客家传统服饰赖以发展的基础日渐缩小、甚至丧失,于是,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发展进入失落阶段。
 
 
一 政治体制革新带动客家服饰面貌革新
 
 
清代末期,政治腐化,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为了挽救时局清政府在改良派的作用下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为中国文化的思想解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为腐朽的封建体制,闭关锁国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针清醒剂。所以,西方诸多文化形式成为当时进步人士、新青年效仿的时尚。西方服饰观念迅速影响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到民国时期,新的服饰形制已经在学生、公职人员、知识界和工商界普遍流行,如男子穿着中山装、衬衫、制服裤,甚至有的直接穿着西服、打领带;女子则多数穿吸收西洋服式元素后改良了的旗袍,这使得阴丹士林旗袍的风华绝代风靡一时,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同时期,依据各县市志记载,客家服饰均呈现以下面貌: “30年代后,男人多穿中山装和学生装,少数穿西装。女人时兴穿上衣下裙和旗袍。衬衣、毛线衣、卫生衣裤(绒衣裤)、棉袄、皮袄、呢大衣也逐渐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治热情的高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击“修正主义”、“四旧”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运动对服饰影响极大。全国上下华丽服饰顿时消失,主要流行灰色、蓝色和绿色。男女青年普遍穿草绿色军便装或工人制服装,中老年男子普遍着中山装、列宁装、解放装或军便装,中老年女子普遍着解放装或春秋衫。全国服装款式、色彩出现空前的单调、一致。据《安远县志》载“建国后,县人服饰有较大变化。从1950年起,青壮年男多穿对襟便衣,女穿小襟短衣;少年多穿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西裤和缩带裤。“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和青年职工多穿青、灰和草绿色衣服。”福建省《漳平县志》载:“50年代男性流行穿中山装、列宁装、女性时兴穿列宁装,衣料由斜纹布、卡叽布到化纤、毛料。60年代盛行穿塑料鞋,古老木屐被淘汰,青年妇女开始剪运动头,‘文化大革命’期间,男女青年时兴穿绿色军装,头戴军帽,缀上像章,腰束皮带,脚穿军鞋。中老年人大都穿蓝、灰色军装(即人民装)。”当时,日趋一致的服饰时尚现象出现,政策根源是新中国高度的统一使政令通畅,心理根源是新中国上下一心,这些是促成举国一致着军装的重要因素。
 
 
二 新消费观念对客家服饰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国际贸易频繁,这些都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服饰消费方面渐渐告别使用布票购布,计划制衣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服饰商品的流通,也带动了批量化生产的规模,当时一些今日的服饰生产基地正在孕育,如广东东莞虎门和福建石狮等服饰基地。“批量化生产”使服饰成本不断下降,服饰量不断增多。人们购置服饰渐渐成为一种较为容易的生活行为,而不是奢侈行为。“批量化生产”使人们彻底改变了旧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辈子也舍不得添置几件衣物的观念,即人们的服饰消费观念在“量”上有了新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日渐不再满足于“批量化生产”带来的生活变化。追求新颖、追求个性、追求品质的新消费观念逐渐形成,在为客家现代新兴服饰发展提供新空间与机遇的同时,也加速了客家传统服饰的失落,客家与其他民系在服饰方面的差异已越来越小,昔日特色不再,越来越同质化和大众化。
 
 
在以上时代背景与地方相关记载及描述中,我们均可见民国后期至改革开放后,客家传统服饰的品类系统、覆盖面及影响力等特色都呈现消亡趋势。今天在客家山区村落还依稀可见的一点活态遗存显得非常珍贵,保护这个传承千年,且具有中华神韵的“传统服饰化石”迫在眉睫!
 
 
第五节 客家服饰特色创意与转变阶段(现当代)
 
 
世界经历后现代以来,经济、文化与生态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反思,终极关怀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在海外华侨和台湾同胞中复活的“寻根情结”不断高涨。加上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世界范围的区域交流增加了渠道,特
 
别是海外华侨和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交流渠道也在不断增加。在此带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文化寻根”为主旨的新客家运动和学术研究的双重推动下,客家研究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发展势头更加迅猛,高潮不断,呈现出一派方兴未艾、蓬然大兴的局面,已从罗香林时代的“新兴专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蓬勃的显学”,并逐渐形成一种由“客家学潮”与“客家情潮”、“客家商潮”交织而成的“客家热潮”。客家学院、客家研究会、客家联谊会等各种机构相继建立,关于客家文化的内容在杂志、报纸大幅刊载,以客家为主题的文章论著、学术研讨会也推陈出新,对客家源流、迁徙与分布、客家方言、客家习俗、客家民间信仰的探讨成为客家研究关注的重点,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其中,不乏颇具创造性的反思研究。近年来,在寻根驱动、经济驱使和政治需求作用下,客家热潮一浪接一浪不断高涨,客家族群不断被强化、被建构。作为最直观、最能标识族群的“服饰”也逐渐成为关注热点,相关行为不断涌现,如客家服饰不断被展示、客家服饰相关研究不断增加等,其中,客家传统服饰复兴与再生设计、客家现代服饰建构与创新设计在海峡两岸不断升温,这些都昭示着客家服饰特色创新与转变阶段的到来。
 
 
一 客家传统服饰复兴与再生设计
 
 
客家传统服饰复兴主要表现在客家传统服饰理论研究、客家传统服饰现实运用和客家传统服饰再生设计等方面。
 
 
(1)客家传统服饰理论研究始于台湾地区。1981年,台湾地区林成子教授撰写的《六堆客家传统衣饰的探讨》是第一篇从服装观点出发,讨论客家服装造型与轮廓尺寸的专题论文,其内容包含男装、女装、童装,有常服、礼服和闽族服饰的比较,采用了大量田野调查的第一手图片资料,其重点在服装款式与发型饰品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记录。此后,台湾地区辅仁大学的宋佳妍以硕士论文形式完成了《台湾客家妇女服饰之研究: 1900—2000年》;台南女子技术学院服饰设计管理系教师范静媛撰写了《台湾传统客家妇女服饰的美学分析》,等等。
 
 
在大陆,1995年郭丹与张佑周合作完成了《客家服饰文化》一书。该书从客家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入手,对客家服饰文化进行了研究。它也是大陆学术界较早,且为数不多的探讨了客家服饰与中原、畲族服饰及文化关联的文献。此外,很多研究客家民俗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客家服饰的部分。特别是近年来,与客家服饰相关的期刊文章不断涌现,主要涉及服饰的纹样、历史和文化等方面。
 
 
(2)客家传统服饰被广泛运用于客家文化宣传、产品促销、学术交流等不同场合。礼仪小姐、形象大使身上的客家传统服饰往往成为人们的视觉焦点,标志着特定的文化,烘托并强化着文化氛围。礼品中的客家传统服饰往往强化人们对客家文化的记忆,一种较为持久的回忆与印象。此间客家传统服饰发挥着沟通、传播、宣传等作用。
 
 
(3)客家传统服饰再生设计主要表现在客家传统服饰的再复制和客家传统服饰创意设计方面。在台湾地区,客家传统服饰的再复制与穿着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美浓地区专门制作、销售客家传统服饰的作坊较为有名,台湾一些小学校将客家传统服饰作为校服。此外,客家传统服饰创意设计是指在传统服饰形态、元素、意象等要素的基础上,并保留或利用传统服饰特色,结合现代技术与审美进行创意设计的行为。此行为首先在台湾地区火热开展,如2006年10月26日由台湾地区“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组织、台湾地区纺织业拓展会承办的主题为“流转客家风华”的客家创意服饰成果发表动态秀,共展示了123套具有新意的客家服饰。这些服饰几乎都在不同的角度保留了客家传统服饰意象,一些客家传统服饰上的特色元素被灵活运用,不仅展现出了客家服饰新风貌,而且还反映出客家人在文化传承中的新动向(见图2-9)。
 
台湾地区“流转客家风华”创意服饰成果发表动态秀
 
图2-9 台湾地区“流转客家风华”创意服饰成果发表动态秀
 
 
二 客家现代服饰建构与创新设计
 
 
客家传统服饰再生过程中,客家传统服饰创意设计渐渐地越走越远,一些服饰设计已经表现出非客家意象的面貌。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与名利驱使下,很多场合及很多设计师将作品冠以“客家服饰”、“客家现代服饰”、“客家创意服饰”等名号的现象。如2008年10月15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以“客家时尚漾新彩”为主题的“客家创意服饰开发既营销推广”秀,展出了145套客家华服,尽显精彩的时尚美。2010年6 月5日,台湾地区纺织业拓展会承办的“客家服饰人才培育计划”成果发布会在台北召开,15位设计新锐和15家客家地方文化工作者推出了120套客家创意服饰。此现象在赣闽粤边区地方高校中也在上演。这些作品大多数极少保留客家传统服饰意象,所展示的服饰创意也很难体现客家文化意境,相反在这些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全新文化观念。可见,这些冠以“客家服饰”的服饰作品带有鲜明的建构意识(见图2-10和图2-11)。因此,笔者将其称为客家传统服饰的创新设计,即指仅仅是新颖、个性、独特的创造性的设计,而不是客家传统服饰的创意设计,指具有文脉基础的创造性的设计。
 
客家时尚漾新彩
图2-10 “客家时尚漾新彩”组图
 
 
家靓时尚
图2-11 “客家靓时尚”
 
 
透过现象,令人庆幸的是:这表明“客家”品牌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一些相关职业群体看到了客家文化及服饰的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海峡两岸客家同胞积极创新的精神。同时,现象背后的实质令人担忧!这些冠名实际上多从局部出发,不是陷入政治、名利误区,就是被经济误读。特别具有危害的现象是设计师本身缺乏对文化的责任感,哗众取宠,在缺乏深入理解客家文化的情况下,草草将其他汉民系(甚至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生硬拿来,并加以一些所谓新的设计观念,等等。如图2-12中展示的“客家头饰”在客家地区根本没有,它给人们更多的感觉是傈僳族头饰意象;图2-13中展示的“客家礼服”又与维多利亚服饰意象极为相似。

梵妮客家头饰与傈僳族头饰
 
图2-12 梵妮客家头饰与傈僳族头饰
 
 
在客家现代服饰建构中,出现了过多非客家元素和西方元素,显现出一种“泛客家化”和“西化”的趋势,客家服饰品牌文化日渐空洞。在利益驱使下,大陆一些高校也出现了冠以“客家服饰”的现代服饰设计及研究,这些设计同样存在“泛客家化”和“西化”的浮躁。这种消极现象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客家服饰文化将与汉服文化渐渐疏远;二是“泛客家化”将使客家服饰被妖魔化,最后失去其在历史中形成的鲜明个性。“客家服饰文化”这一千年积淀下来的特色品牌将失去她被识别的基本活力。

客家时尚服饰与维多利亚服饰
 
图2-13 客家时尚服饰与维多利亚服饰
 
 
综上所述,在客家服饰特色创新与转变阶段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和潜在危机。作为身处现当代的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传统,在客家历史文化的脉络中寻求客家服饰文化的创意途经。
 
 
小结
 
 
综上所述,在客家服饰特色形成、演变的各阶段还表现出以下特征:
 
 
(1)正如客家人秉承“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先言”的传承观念一样,他们对族群文化的坚守,使得其服饰文化在发展中较多固守古汉制,这同中原服饰文化多次与北方少数民族、外来民族融合,频繁的“衣冠易制”正好相反。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形成正是在南北服饰对比中凸显出来的。
 
 
(2)客家传统服饰特色形成呈现“雪球模式”
 
(见图2-14)。既以中原汉服制为核心基础,在汉人南迁的历史中不断地融合途经地服饰特色和客地原住民服饰文化,如同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在为数不多的客家传统服饰活态遗存中还可以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清代服饰倩影、明代服饰大成、宋代服饰质朴和唐代服饰风韵。
 
客家传统服饰特色形成的“雪球模式”
 
  图2-14 客家传统服饰特色形成的“雪球模式”
 
 
(3)客家传统服饰在固守中原汉制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承袭与发展,其特色是以“生存”为核心,“实用”为标准的前提下学习土著服饰优点,以此适应南方生活。这些成就了客家传统服饰在中原汉服饰基础上兼有少数民族意蕴的特色。
 
 
(4)客家服饰特色创意设计成为其发展必然,也是文化雪球不断滚动发展的必然,以及客家传统服饰文化再生的必由之路。
 
 
[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汉)司马迁:《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
 
韩振飞等:《古城赣州》,江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许嘉璐主编:《二四十史全译·新唐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李默:《客家来源与形成》,载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张海华、刘加鸿、廖振新:《江西宁都南云村客家中秋节俗考察》,《客家文化研究通讯》2009年第10期。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29页。李文娟等释注:《管子》,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曰:“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这是我国古代首次将社会平民分为四等,并且一直在封建社会沿用千年。第一等为士,等级最高,一般包括仕途学子和读书之人等文人;第二等为农,主要指农民;第三等为工,主要含是手工业者和劳动者等不同行业的工匠;第四等为商,包括商与贾。[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彬彬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李默:《客家来源与形成》,载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曾吉甫《寓居吴兴》:“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这里所指的“中原汉制(祖制)”主要是宋代中原地区的汉服饰文化及相关体制。[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高丙中校,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版,第46页。许嘉璐、倪其心主编:《二四十史全译·宋史》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9页。王维忠等绘编:《艺用服饰资料》,辽宁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图中人物头髡发,身穿圆领束腰长袍,脚穿靴。图中人物左男右女,男戴翅巾、女梳髻,都穿方圆领长袍、护围和靴。甘肃安西榆林窟元壁画,图中人物左男戴笠子帽、穿右衽交领小袖袍与靴,右女戴姑姑冠、穿右衽宽袍与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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